木然 : 美美与共
美德与政治，总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年轻的话题。政治需要美德，美德也需要政治。什么样的政治需要什么样的美德，什么样的美德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历代思想家都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对此进行了深入不懈地探讨。
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取得丰硕成果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政治学》著作，是政治学的开山之作，政治与伦理融入一体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论述了城邦与公民美德的关系，他把城邦之美与公民美德之美视为表里之美。政治之美，在于表里映衬，美美与共。
美德之美，美在政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不但是经济动物，谋取经济生活，而且人更是政治动物，要谋划政治生活。仅从事经济生活是低级的，是奴隶式的生活，把人从低级动物摆脱出来不是生活的华美，也不仅仅是小康式的富足，而是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让人摆脱了人的低级趣味、生活堕落和腐化。政治是人的天性，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人在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主要目的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正是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才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他不无鄙夷地说，城邦有两种奴隶，一种是会说话的物质奴隶，另一种奴隶是会说话的精神奴隶，后一种人身为奴隶，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奴隶，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做奴隶的天性，他们“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物质奴隶尚可救，精神奴隶在自毁。精神奴隶没有主人会主动寻找主人，一旦找到了主人，会本能地匍匐于主人的脚下。精神奴隶是不配公民美德的，公民的美德也从来不会眷顾他们。
美德之美，美之与共。城邦与公民美德互为表里，良好的城邦，需要良好的公民美德，良好的公民美德，需要城邦保障。城邦是最大的共同体，追求至高的善业，公民与城邦共同体共存亡，与善业相始终。公民之义在于公，城邦之义在于政。政治的善就是正义，正义是社会性的品德，它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城邦的公民就要有参政议政的资格和能力，公民是那些“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是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于受治的人。城邦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肯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公民集团为了追求“美善的生活”而组成城邦。理想的政治生活就是由理想的城邦与理想的公民共同搭建的。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有好公民的品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政体与城邦是一体化的，政体即为城邦，城邦即为政体，因此，“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都是正宗或正当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在这些偏离了正宗的政体中，一般的公民的公共利益既然不受照顾，那么他们也就不必称为公民。
美德之美，美在于中庸。亚里士多德与孔子都强调中庸之道，但服务的目标不同。中国的中庸之道在于个人德行，外开圣王政治，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在于公民，外开政体政治。同样的中庸之道，演绎着不同的政治逻辑，也开辟出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善德就在行于中庸”，“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趋向这一端或那一端——过美、过强、过贵、过富或太丑、太弱、太贱、太穷——的人们都是不愿顺从理性的引导的。第一类人常常逞强放肆，致犯重罪，第二类则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大多数的祸患就起源于放肆和无赖。应该指出的是，公民的美德不是善人的美德，公民的美德是底线，善人的美德是高线，善人的美德只有政治家才具备，而作为公民，守住美德的底线即可。政治家首先是一个好公民，其次才是一个善人，好公民守住政治底线，善人守住政治的高线。正所谓，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凡离中庸之道愈远离的品种也一定是恶劣的政体。
美德之美，美在在中产。中产阶级是小康之家，是常态政体的社会主体。因此，“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中产阶级的美德是稳定的美德，他们没有奴隶的本性，也没有蔑视权威的狂妄，他们服从权威，服从法治，调适优良的政体。中产阶级的美德是节制的美德，对于富人，不卑不亢，对于穷人，具有同情与关心之德。他们政治中和，对政治没有恐惧，也不实行恐怖的统治。他们不会走政治极端，不会搞政治革命，他们善于变革，稳中求变，对革命有本能的抗拒力，他们是政治得以长治久安的坚强后盾。他们是常态政体的守护神，是变态政体的绊脚石。公民们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实在是城邦的无上至福”。这是亚里士多德的陶醉式向往，也是人类社会的华美预言。
美德之美，美在流传。读思想家的书，总需要保持十分的谦虚谨慎。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终归是理想，爱真理更爱我师才是真性情。思想家们对问题的论证与思辨能力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对于思想家的批判太过简单，对思想家思想的理解与阐述太过艰难，因此，对思想家保持敬畏之心，也就是给自己留一份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