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陆南泉/文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作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形成的原因都主要是从客观因素去分析，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无先例可循；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受到严重的战争势力的威胁，为此，需要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等等。无疑这些客观因素对形成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有重要影响，但实际上，形成这样的模式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它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只是从客观因素去研究苏联经济体制形成问题，那就难以解释苏联长期坚持这种体制的原因，也难以理解改革这种体制为何那么难。
如果对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法高度行政化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进行考察，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一模式的确立、巩固与发展，是由以下八个相互紧密联系的因素作用的结果。
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商品经济理论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除资本主义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这样，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从而，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
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全面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种预测，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做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从思想理论上讲，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但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而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其在这一时期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
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不能通过市场，而是要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
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合乎超高速工业化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过早抛开新经济政策
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把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还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20人的工厂；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改革，同时消灭预算赤字。
可以说，列宁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逝世这段时间，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来得及在对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实施的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使其系统化。他也没来得及去解决新经济政策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及未来经济体制模式设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冲突。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1929年斯大林在击败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他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
超高速工业化加速经济集中
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左右。
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最主要特点是：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集中一切力量片面发展重工业；用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据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农民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化所需资金的1/3以上。
苏联工业化时期工业管理体制的主要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形成指令性计划制度，这是苏联整个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内容。
其次，不论部还是总管理局作为国家行政组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管理与指挥，都是通过行政方法实现的。
第三，与上述特点相关，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第四，形成部门管理原则，这有利于中央对分布在全国各地企业实行集中领导。
第五，由于工业管理体制的上述变化，使得工业化时期力图实行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经济核算的目的实际上都落空了。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基本上没有决定权的情况下，经济核算只能徒具形式。
第六，工业企业管理一长制得以实际的执行。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推行的一长制，并没有建立在经济民主管理基础上，企业厂长独揽大权，成了企业真正的官僚独裁者和斯大林模式基层的组织基础。
第七，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国有化迅速发展。
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开始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标志着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还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
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而且是“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
农业全盘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就是根本改变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不仅仅是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治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
斯大林用强制乃至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的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斯大林对此解释说：“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作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而且不能不分泌出资本家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页）就这样，把在苏联社会中人口众多的农民当作“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了。”这样就在国内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最后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农业集体化完成过程中，苏联也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农业管理体制，并成为斯大林经济体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形成的农庄计划体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计划的指令性，即国家下达的指标，集体农庄必须执行；二是指标繁多；三是完全忽视集体农庄是集体经济的特点，实质上实行的是与国营企业同样的计划制度；四是从农业集体化时期开始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国家在规定集体农庄生产计划制度时，都以有利于国家控制粮食为基本出发点和原则的。
斯大林宣传说，他的农业集体化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与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强调自愿原则，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1922年11月底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到列宁那里做客，在交谈中列宁说了以下一段被弗拉基米罗夫叫做“赠言”的话：“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了，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
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而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参见郑异凡：《列宁在1922年的赠言》，（《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大清洗”结束夺权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一起，称之为三大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
“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历史传统的潜移默化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在沙皇一人手中。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以世界革命名义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它来建立军事经济或战备经济，并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财政经济基础。
斯大林的个人品性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忌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
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还加以粗暴的污辱和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导致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对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和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对强制与暴力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忌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成为斯大林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参见[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533页）
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也反映出斯大林个人的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不时地有所反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下一篇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是怎样传到东欧各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