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科举制

关于中国科举制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24日 15 版）

考试场景

殿试录

殿试

试卷

访谈嘉宾：

李弘祺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讲座教授

刘海峰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陈文新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金惠经 韩国国立Hanbat大学中国语科教授

水上雅晴 日本琉球大学教育学部国语教育讲座准教授

丁克顺 越南《汉喃杂志》副总编辑

主 持 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杨 华）

（光明日报 国学版 梁 枢）

时 间：2011年9月24日晚

地 点：武汉大学珞珈山庄

主持人（杨华）：各位先生，去年开始，我们就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共同筹划发起一个讨论，叫做“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专注于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前一段时间，主要就20世纪思想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进行梳理，这方面的讨论今后仍将继续进行；而同时另外一种讨论正在酝酿开展，就是讨论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国文明所独有的一些侧面，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宗法制度，中国的礼乐制度，等等。今晚我们有幸请到参加“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诸位，就文明进程中的中国科举制度这一主题发表高见。

科举是中国人给西方的最重要礼物

李弘祺：中国文明对全世界的贡献之中，科举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科举”，英文一般翻译成the civil-service examinations，意思是公务员考试。如果把它扩大一点，也可以说成是甄选人才的办法。孔子讲“有教无类”，他认为君子是一般人的表率，所以要选他来做政府的官员。这样的观念，也就是选人唯才能或者说唯道德，在西方是很晚才有的。早在16世纪，一个叫门多萨的西班牙人到中国来旅行，回去写了可以算是西方第一本书——以书的形式讲中国的事情。里头就讲到科举制度。他说：中国没有大学——他不了解我们的书院制度，但是中国有一套很好的选举制度。而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实际上还早于16世纪。比方说，李约瑟研究中国唐代医学的考试，他就认为：中国医学考试制度影响了阿拉伯人，经由穆斯林带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然后从阿拉伯国家传到意大利的两西西里王国，又

从那里传到欧洲。在那以前，欧洲之前只有口试。

刘海峰：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物质文明领域主要是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国对西方最大的贡献是科举制。这个观点首先是由西方人在19世纪提出来的。1835年，有一个叫英格尔斯的英国人说：我们现在在东印度公司已经采用中国人的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了。如果哪一天，我们全英国也能够采用这种办法来选拔、考选我们的官员，那么对英国甚至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将要大于火药和指南针。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是文化交流的基本走向，只有科举是个特别的例外。所以西方人认为，科举是中国人赐给西方最重要的礼物。从15、16世纪以后，一些西方的人就开始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到17、18世纪，就有人谈到要学中国。孙中山在20世纪二十年代曾多次指出：“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上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邓嗣禹在孙中山这段话的影响下，做了更深入的研究。1943年，他在哈佛大学《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了一篇《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考》，现在已成为西方汉学界的经典论文。我在1993年去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做了半年的访问研究，也是专研究这个问题。在邓嗣禹的七十几条资料之外，我又找到五十几条。后来写了一篇论文《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关键的材料有两三条，是西方人——主要是丁韪良说的。他当了很久的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后来还当了一阵子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等于说他当过北京大学校长。他在自己的书中直接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我还找到另外两条直接的材料，白纸黑字写在里边。我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就可以确立了。

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世界人才选拔制度，可以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西方人早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把它概括出来而已。当然以往也

有中国人说珠算、中医经络理论，或者汉字等等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但这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自说自话。而科举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是西方人首先将其与四大发明类比的。

科举制度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整个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是一个核心的制度。科举制度存续的一千三百年间，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官僚政治、文化教育，包括对文学乃至于社会心理都产生了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就是这个制度选拔了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的大部分官员、大部分文学家和大部分学者。宋代《册府元龟》等大部头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进士们完成的。这些重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这些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干，或者说是精英阶层。

1905年废科举以后相当长时期，对科举基本上是负面的评价占主导地位。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到现在就比较全面和客观了。

水上雅晴：近代以前，日本实施过两次类似科举的考选制度，第一次是从8世纪到11世纪，模仿中国的科举实施过所谓“贡举”考试，选拔候补官员。而考中“贡举”考试的人，其地位比不上通过恩荫进入官界的人。第二次是江户时代的所谓“学问吟味”考试，这种考试仅仅有奖励学问的意思，考中的考生只能获得褒赏，不能获得官位。总的看来，与韩国和越南相比，近代以前科举对日本的影响比较轻微。

到了近代，神田孝平在明治二年（1869年）提出了“进士及第之法”，试图树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但是他的提案没有得到实施。不过，如天野郁夫所讲，日本初代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推动树立近代官制，在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七月公布“文官任用令”，对行政、司法、技术三种官吏进行分科选拔。根据“文官任用令”的考选制度在1946年结束了，之后，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设定了，现在根据这种制度选拔官僚候选人。这种官僚考试制度对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现代的国家公务员也通过考试选拔，十分类似科举考试；日本高考

也类似科举考试，每年产生五十万人左右的生员。所以，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日本自近代进入科举时代，现在还处于科举时代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人通过西方人重新认识到科举的价值。根据“公议所日志”，即日本最初议会的记录，神田孝平在议会提到中国取士法，以此为最好方式，并说：“西洋人常常称扬之。”除此之外，美国罗格斯大学的David Murray（大卫·墨里，1830-1905）教授在明治六年（1873年），应文部大臣森有礼的邀请，作为日本文教政策的最高顾问来到日本。他在建设近代学校制度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惠经：韩国从高丽时代接受科举制度以来，到了19世纪末期废除，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丁克顺：越南的科举，受中国的影响很深。1919年是越南“最后的科举”，1920年法国人来了，进行教育改革，越南的科举时代就结束了。

主持人（杨华）：比中国还晚。

刘海峰：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

主持人（杨华）：越南最早的科举是什么时候呢？

丁克顺：最早是1076年。但是北宋之前已有越南人到中国来学习，参加科举考试。越南在10世纪后，开始实行科举。

科举制为什么有强大的生命力？

陈文新：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这期间朝代经常更迭，但都照样实行科举制度。科举的影响波及到世界。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科举制度有那么多问题或者说弊病，为什么还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我想，主要的原因在于，科举制度的功能，一方面是选拔人才，让寒门子弟有了改换门庭的可能，让有能力的读书人有机会与帝王共享权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同等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最小。

当一个社会消化不了那么多人才的时候，就必然有一部分人才找不到用武之地。人才没有得到合理的任用，对人才个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承受和难以面对的事情，而对于社会来说，就必须用一个较好的方式，让他们即使在心理上依然有忿忿不平的情绪，但至少在行动上能够不和社会形成一种剧烈的对抗。科举制度在解决这个难题方面效果是比较好的。第一，考生并不认为他是被朝廷刷掉的。因为在明清时代的殿试中，皇帝从来不刷人，皇帝的作用是定名次、提高考试的规格。有皇帝做主考官的考试，当然是规格最高的考试，考试也因此显得庄重、隆重、有神圣感。这种神圣感有助于加强考生服务于国家的意识。第二，考生也不认为他是被某个考官有意识地刷掉的。在科举考试中，所有被刷掉的人，除了极少数人认为他们是被某个考官有意识刷掉的以外，大多少人不会这样想，因为在宋以降的考试中，一个考官，我们且不说他有意识刷掉一个人很难，他有意识录取一个人也很难。考官很难知道他改的是谁的卷子。科举制度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较小，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而世卿世禄和两汉的察举制，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副作用。

说到中国科举制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不能不提它在传统读书人人格塑造方面的功能。清人赵翼写《廿二史札记》，讨论到元朝末年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标题叫“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少数民族统治了汉族。但在元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殉难的人仍以进士居多。为什么进士群体更能与王朝同患难共命运？当然与他们得到了王朝的好处有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进士阶层重视价值担当。儒家强调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传统儒家经典来做考试教材，的确有助于让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以人格上的精英来自居——不是一般意义的精英——是人格的精英。

刘海峰：补充一点，有一个元代的汉族人在著作中说，他发现：金代《登科记》里的这些进士，在金朝快被蒙古灭掉的时候，很多都成为死难烈士，为金效劳都是汉族的。同样南宋也是这样，文天祥是状元；还有真德秀、陆秀夫这些人，都是进士，是同榜进士。包括明朝末年，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道德熏陶和气节培养的结果。这其中当然有科举制度的因素。

金惠经：朝鲜被日本灭亡的时候，最顽强抵抗的也都是科举出身的人。其实这些现象，我想世界各地都一样。遇到国家危难的时候，这些冲在最前面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 科举何以在中国发生？

主持人（杨华）：刚才讲到中国孔孟以来尚道德，有贤人政治的理想，并由这种政治理想走向制度化，但西方像希腊罗马也有《理想国》，也讲贤人政治，为什么西方没有制度化的科举出现？

李弘祺：我想是因为西方一开始就是以城邦国家为建国的典型，虽然后来曾经有统一的帝国出现，但是大部分的政治思想家认为所有的世俗政治体制，都受教会的监督或辅佐（“两把剑”或“太阳与月亮”的说法），所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绝对不应该在世上出现，就是启蒙时代以后，主流思想也是如此。因此一统的学说，很少能被人接受。罗马帝国统治少数民族，一般来说，对各种文化的容忍度都比较高。这使得他们即使是采用很好的制度，像我们所谓的任贤制度来做单一的统一理念变得比较困难；中国提倡选举及科举的人，却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把这两样东西放到一起。

科举所考的科学知识，都是儒家经典里的，考的是它的历代解释，朱熹的解释最重要。你如果不按那个说法来回答，绝对不行。最近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徐光台在做利玛窦研究。我问他说：难道真的有人敢用利玛窦所介绍的理论答考卷吗？他说，利玛窦只是告诉他的学生，你们要知道这些理论，引起学生的兴趣，但考试时，还是没有人敢用他的理论来答题。我想，恐怕在古代中国，思想的挟制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我现在是就制度的层面上讲。任贤才、重视道德，这些抽象的观念毕竟会影响制度的发展，而他们的影响就会十分的深远。考试制度能发展，且很少改变，一千三百多年，并不是说没有动乱，能保持这么久，大概就是因为思想一致，所以造成一个特别稳定和保守的现象吧！

主持人（梁枢）：我追问一个问题。今天开会时读到一篇会议论文，讨论汉武帝、董仲

舒的“天人三策”。这件事内含着一种普遍性：国家首脑在思考大政方针、治国韬略的时候，通常要去问智囊，或者有智慧的人。我想这应是中外通例。但是满足这种要求的方式，看来是有区别的。问策和对策的方式，孕育了后来的中国式的选拔制度，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就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我想知道，科举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何以在中国发生，为什么发生？它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是偶然的吗？

刘海峰：科举制的成熟和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它的根源呢，说到头还是贤能治国说在制度上的实现。科举制就是把“学而优则仕”制度化，让学说理念变成现实。它说到底是才学的考试。汉代的策问实际上是一种制举，开始是为了征询治国方略。人类第一次笔试就是这样来的。与策试并举的是推荐的形式，一个是察孝廉，一个是举贤良。汉代考试和推荐并行。到两晋，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便指出凡是推荐都出现大问题了。人们逐渐认识到，“考试犹准绳也”，否则没办法选择有才能的人。科举制从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设进士科开始，当时推荐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后来考试的比重才越来越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人越来越发现，不通过考试的其他推荐很容易变成任用私人、上下其手的腐败关系的温床，就是没办法真正客观公正地选拔人才。

陈文新：科举的产生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国家的权力不再掌握在世袭贵族手里。只有在没有世袭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科举。换句话说，在“封建”（封邦建国）时代，不可能发生科举。这种没有世袭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中国从秦王朝就正式开始了；西方比较晚，日本更晚。没有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世袭贵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王朝与谁共享权力？反过来提问或许更好：这个时候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希望与王朝共享权力，他们经由什么途径达到这个目的？从治理天下的角度来看，有能力的人，主要在读书人里面。我想余英时的一个观点是对的，采用科举制度，不仅仅是帝王的意愿，更是读书人的意愿，是帝王与读书人“协商”的结果。这个“协商”过程很长，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汉朝实行的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推荐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你再有才能，只要

没人推荐你，你就完了。这是它跟科举最大的不同。科举的特点是，只要我有能力，想考就考，谁也不能阻止我。为什么隋朝开始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它不断得到读书人的拥护？就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读书人意识到，这种方式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别的方式很容易把他卡死。我想，科举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是因为中国比较早地结束了封邦建国的政体、没有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世袭贵族；科举制度是有能力的读书人与帝王共享权力的一种制度，是知识阶层与帝王“协商”的结果，是知识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证明。

主持人（杨华）：八股是不是还跟汉字的表达方式有关系？因为只有汉语才能搞出这种对偶的句式。

陈文新：有关系，律诗的结构就和八股有些相似。

刘海峰：现在很多人追溯起源时，包括明清人讲到时文或者八比文、制艺的时候，一般从王安石的经义算起。更有人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有很多人分析，中国人的文字习惯普遍有个起承转合。哪个学者说《秦简》中有的文章是八股，那实际上指它的结构，完全是广义的，根本不可能是严格意义的八股。严格意义的八股文，应该是明代才有。

主持人（杨华、梁枢）：辛苦了！谢谢大家（掌声）。

（录音整理：江俊伟、白金杰）

国学动态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24日 15 版）

陕西米脂举行周公思想研讨会

国庆长假期间，由姬姓文化研究会主办，第三届华夏姬姓文化暨周公思想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米脂举行。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周公思想文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来自全国16个省、市和地区的17个姓氏的3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围绕姬姓文化和周公思想，会议议题涉及姬姓文化研究，周公后裔毛氏、周氏、汪氏、邢氏、郎氏、东野氏等姓氏的文化研究，黄帝、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功业和精神遗产的研究等多个领域。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贺信中指出，周公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是西周王朝的主要缔造者，特别是他创立的礼乐文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之源头，不仅影响了孔子、孟子儒家文化，而且影响了中华传统两千多年。开展对周公思想文化的研究，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届会议地点陕西是姬姓的发祥地、周公的诞生地和黄帝陵的所在地，米脂县姬家峁社区是陕北姬姓的发祥地，自明成化年间米脂知县姬光远在此定居，繁衍生息，现450户1600多人中姬姓占90﹪以上。 （陈菁霞）

学界关注“墨子思想的当代性”

“墨子思想的普世性和当代性”国际会议近日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隆重召开。会议围绕着在中国思想史上冷落千年的伟大平民思想家墨子而展开。在中国先秦诸子之中，墨子可以提供最适宜开辟中西之间文化对话通道的思想资源，也可能是最富有现代建构潜能的思想资源。“天志”的超越宗教感、“兼爱”之道、“尚贤”的政治原则、“尚同”的社会理想、“强本节用”的经济规范、“非攻”的和平主义……总之，抵制对超越界的罔顾和遗忘，反对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倡导“兼相爱”与“交相利”的交往准则，等等。墨学的所有这些精神资源，皆可融入今天的现代性反思，为深受高度异化扭曲的现代性折磨的现代人提供运思灵感和范导原则。与会学者从精神史、经学史、政治哲学、宗教学、科学史等不同角度，对墨子思想的普世性和当代性展开深入探讨，期待以此迈出墨

学研究的新步履。

德国科隆大学举办中欧哲学对话

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Morphomata国际学院与科隆大学哲学系近日在科隆大学联合举办了题为“中欧哲学中知识与伦理的形上学基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先由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郭沂作题为《道与道哲学》的演讲，然后，来自世界各地十几位学者作就道哲学和相关主题展开讨论，最后由郭沂做总结发言，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

与会学者认为，从道哲学看，中西哲学是相通的。Tilman Borsche教授从哲学的构成、方法论和宗旨三个方面对道哲学和斯多葛学派进行比较研究。而Sasa Josifovic博士、Paul Cobben 教授、Christian Krijnen教授等则将道哲学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下加以探讨，认为道哲学与弗里德里希·席勒、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成中英教授在会上介绍了他和郭沂25年来的学术交往，并指出，如果说郭沂的哲学是以老子哲学为基础的话，那么他的哲学则建构在《周易》哲学之上。他进而详细阐述了他的本体知识论体系。

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意识到了中西哲学对话的重要性。指出，哲学讨论应是一种包括各种传统的世界意义的讨论。Ralph Weber博士强调了郭沂的道哲学加入世界性哲学讨论的重要性，认为郭沂顶着形上学乃至哲学终结的潮流，重新诠释形上学的路径，以坚定的姿态加入了这场争论，同时也发出有关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角色争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