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旗帜颓然落下
本报特约评论员 曲成军
1991年12月25日圣诞夜，一面由无数人为之付出鲜血，曾在过去70多年里，让无数抱有同样理想的人感到光荣和自豪的旗帜，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颓然落下。一个让人无法预知结果的时代，随着巨人的倒下戛然而止。第一粒“革命”的种子曾在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今天却被那些当年播种者的后人连根拔除。天真的人们期待着重生的烈火能够重新锻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然而十余年过去了，双头鹰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振翅高飞，相反我们只能看到它在没有向导的山路上东张西望，迷惘地徘徊。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2004年9月这样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观礼台上，普京总统检阅着昂首挺胸正步通过的“苏联红军”，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面对着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昔日的“反共斗士”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十年前他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个人理想实现了，十年后祖国母亲却落得满身的伤痕。
让我们听听他们沉痛地忏悔：“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这样说。曾激烈抨击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梅德维捷夫说：“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之后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
更有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以极端方式表达他们心中无尽的忏悔。自由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第1400号总统令的那天深夜里在书房中开枪自杀。
昔日的所谓的“反共斗士”“思想精英”们在鲜血淋漓的俄罗斯母亲面前终于幡然醒悟：与睿智的历史老人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孩童！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痛苦地抽搐正是根源于他们的幼稚病！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今天在我们面对自己的家园时候，到底是选择炸药包还是选择油漆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尤其在当下，在我们私下里维护现存的制度比攻击现存的制度更需要勇气的时候；在人们更愿意扮演一个独立思想者，而自豪地俯视着像我这样的“顽固派”的时候；在不少人期待着西方免费炸药包的硝烟散尽后，就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从天而降的时候，这个问题则可能更加难以选择。然而我无法忘却季诺维耶夫的那句话：“二十一世纪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所以我更愿意向我的老乡去求取问题的答案，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天，也许我们的家园并不多么美好，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道路，并沿着它在快步前行。如果有一天洋老爷大封的斗士们精英们想用中东版、东欧版的空头支票去换取天安门前那面红旗的时候，要记住，五千年的文明，必定蕴藏着杰出的智慧，西方成功地模版并不一定适合我们，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别人的悲剧不能在我们的家园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