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唐明宗为何饮恨而终

　　他想把国家治理好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沙陀部人。因战功升至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公元926年，后唐庄宗为叛乱的士兵所杀，李嗣源入洛阳，被推戴为监国。随后以“旁支入继皇位”（他是庄宗李存�之父李克用的养子）的名义继位。 　　这位皇帝“目不知书”，又缺乏起码的文史知识，讨论“国号”时，连“国号”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此人自有其长处，史书说他“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又说他“质厚寡言”，大概是说他为人厚道，说得少，做得多。他想把国家治理好，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李嗣源称监国以后，能吸取庄宗“骄淫无政”、开国后三年败亡的教训，努力做到清心寡欲。掌管宫中事务的官员为讨好他，特地从庄宗留下的1000多名宫女中，挑选出几百名年少美貌的宫女献上，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要这些人干什么？宫中用的人要懂得先例和规矩，这些人懂得什么？年少的宫女他一个不收，全部放回民间，留下的全是“老旧之人”。 　　他下令对宫中人员大加裁减：宫女留100人，宦官留30人，教坊100人，鹰坊20人，御厨50人。宫中机构有名无实的统统裁撤，节省了很多开支。 　　他痛恨对百姓横征暴敛的虎狼官员。在庄宗时，负责赋税征收的孔谦奸邪谄媚，刻剥穷困军民。他下令公布其罪状，并将其斩首，以儆效尤。凡孔谦所立苛刻之法，一概废弃。 　　他痛恨贪赃不法的官吏，称他们为“民之蠹”，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同时表彰廉洁的官员。 　　后唐庄宗时，百姓的赋税负担特别沉重，夏、秋二税每一斗还要加征一升所谓“省耗”（蚀耗）。明宗时规定：今后只收正税，不额外收“省耗”。百姓负担有所减轻。 　　明宗时时记挂着农民的生活。曾与冯道谈到农村的丰收。冯道说：我常记得从前在先帝（庄宗）幕府，奉命出使中山，从太原到井陉，道路险阻，我生怕坐骑跌倒，手拉缰绳特别小心。及至平坦之路，我放松了缰绳，很快就跌下马来。治理国家也是如此。明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问冯道：今年丰收了，不知百姓生活是否富足？冯道回答说：农民荒年则饿死，丰年则谷贱伤农。丰歉都受害的，只有农民。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农民最为勤苦，国君不可不知也。明宗很重视冯道这番话，还命人将聂夷中的诗抄下，经常学习、诵读。 　　明宗提拔“忧公如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能臣任圜为宰相，主管经济、财政。任圜没有辜负明宗的期望，把经济、财政管理得很有条理。一年后，成效显著，“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 　　对于明宗的治国，《新五代史》有这样一番评论：明宗是有心治理好国家的。他即位时，年岁已高（60岁），能不近声色，不喜好出游打猎。在位时，“兵革粗息，年屡丰登，生民实赖以休息”。《资治通鉴》也说，明宗时，“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比较）于五代，粗为小康。” 　　 　　他没能使后唐长治久安 　　 　　明宗从庄宗手里接下的，是一付烂摊子。社会动荡不安，百姓居无宁日。“当时天下皆骄兵”，军人动辄闹事。派他们镇守远方，他们不乐意，就要作乱。安抚军队成了头等大事。 　　明宗对叛乱的军人，绝不姑息，必以严酷的手段加以处置。即位以后，先后发生了汴州兵变、滑州兵变、芦台兵变。每次兵变发生，不但叛乱的军人均遭杀戮，而且其在营家属及全家都被杀死。杀人之多，动辄上万，那场面非常惨烈。但乱兵是杀不完的。诛杀乱兵，兵仍乱。 　　另一方面，明宗吸取了庄宗苛待军士，导致军队离心乃至反叛的教训，一再迁就军士，提高他们的待遇，希望以此安抚军心。明宗厚待军士，到了不顾财力的地步，以致出现了财政窘迫的局面。但事与愿违，“给之愈滥，士心愈骄”。 　　对军队，无论是硬的一手，还是软的一手，打的一手，还是拉的一手，都没有掌握好政策，把握好“度”。宽严、恩威失当，必然适得其反，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想压军队而压不住，想拉军队而拉不动。军队问题始终没处理好，故后唐很难安定。 　　明宗毕竟只会打仗，没有文化，缺乏政治、历史知识；而一个缺乏政治、历史知识的人，是很难有知人论世的能力的。史书说他“仁而不明”，指的就是昧于识人，对社会上、官场上的各色人等往往缺乏鉴别力、洞察力。他宠信不该信用的安重诲，而对真正值得信用的任圜，始则信，继则疑，后则杀。 　　安重诲倚仗明宗对他的宠信，特别骄横。明宗的侍卫官马延不小心冲撞了他的仪仗队，他当即将马延杀死。明宗没有给予他任何处分。安重诲倔强固执。有一次，明宗交代他，选择一处重镇，委派华温琪去当节度使。他回答说，节度使的位置不缺。明宗多次提起此事，安重诲不耐烦地说：我几次上奏，节度使不缺，只有我担任的枢密使的职位可以让他代理。明宗说：那也好。安重诲敢于跟明宗赌气，明宗一时也奈何他不得。 　　任圜治国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明宗仅仅因为听了宫女随口说的一番话，就对他产生猜忌。一次，任圜为户部与枢密院的权限划分问题跟安重诲争论于明宗之前，任、安二都声色俱厉。退朝后，一位老宫女问明宗：刚才跟安重诲争论的是谁？明宗说：宰相。宫女说：唐代时，我在宫中，从未见过宰相、枢密使奏事，敢于这样。他们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从此以后，明宗便不满于任圜。很快任圜被罢相。四个月后，安重诲奏准明宗，“赐死”任圜。史书说，“明宗起于行伍而为天子，常疑宰相轻己”。这位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的皇帝，常常怀疑有文化的宰相看不起自己，对他们的一言一行特别敏感。任圜与安重诲在他面前的一番激烈争执，竟然引来了任圜的杀身之祸。明宗只疑忌任圜，而不怀疑安重诲看轻自己，是因为安重诲比文盲强不了多少，虽然能读奏章，但不解其意。 　　明宗晚年，有个名叫康澄的官员在上书中提出了五个“不足惧”，六个“深可畏”。大意是说，天气反常、自然灾害、流言蜚语等等，都不可怕；而贤人归隐山林不出来做官，士农工商不能安于自己的职业，人无廉耻道德沦丧，诽谤乱真是非颠倒，皇上听不到忠直之言，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康澄的上书切中时病，明宗虽然嘉奖了他，但对他的意见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再说，那时离明宗病故已不远，就是他想改弦易辙，也失之过晚、力不从心了。 　　明宗在外管不好军队，在家里管不好儿子。次子李从荣，是一名无赖、恶少。此人年少骄狠，轻佻峻急，骄纵不法。明宗不会不了解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但居然让他带兵，把他的位置排在宰相们的前面。宰相们害怕冒犯这位皇子，招致杀身之祸，纷纷提出辞呈。 　　公元933年，即位后的第八个年头，明宗病危。李从荣带兵入宫谋夺皇位。明宗闻讯，无奈地说：从荣何苦如此！又说：我早就知道这帮人不足以托付大事。从荣之乱很快被讨平，但明宗受了惊吓，病情转重，旋即去世。临死前对冯道等大臣说：我家里的事闹到这地步，没有脸见你们。 　　明宗留给儿子的，是基础不稳的政权。继位的三子李从厚又“宽柔少断”，应付不了复杂、动荡的局面。不久，明宗的义子李从珂继位。李从厚和李从珂，两人在位的时间总共才三年。936年，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借助契丹兵力，灭了后唐，建立了后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