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

民族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什么叫买办?(

2012-06-20 22:16:53| 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一、两者之间的联系

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我国近代先后产生且一度长期并存的两种经济形式。它们均产生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都是带有剥削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两者之间的区别

1、从产生时间及历史条件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一些行业中产生；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受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派的诱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应运而生。

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依附英美帝国主义，采取强制掠夺的方法，逐渐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从发展道路及社会地位看：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ta开始它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束缚，特别是在官僚资本主义形成、膨胀的过程中，民族工业备受摧残，日益萎缩。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显得缓慢艰难，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束缚，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具有妥协一面的同时，它也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要求。

而官僚资本主义凭借国家政权，依附帝国主义，一起步就以垄断形式出现，因此发展迅猛。抗战时期，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抗战结束后官僚资本达到顶峰。正因为如此，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利益，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从发展前途和结果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民族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团结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合理地调整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用和平过渡的方法，改造和消灭了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由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

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这一形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

本，将它们转化为社会主义国营财产，至此，官僚资本主义基本上消灭。

什么叫“买办”，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

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另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买办”原来专指清末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籍，采购人或管事，后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代理人。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鸦片战争以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

“买办”阶层，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

“买办”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双重身份，在洋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国人面前又是老板；二是其经济利益是依附于外商的，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没有任何联系。

“买办”们的这两个特点，与汉奸是完全一样的。“汉奸”与“买办”的分别是，“汉奸”完全脱得赤裸裸的，而“买办”则是半隐蔽的。

“买办经济”，是一种严重依存于外国经济势力，而存在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依附经济，没有自立能力。当然，这并不影响“买办”阶层们先富起来，而且这个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无非是，把国外的垄断产品贩到国内来，再把国内的资源廉价的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买办”？象美、日等所谓崛起的国家，当初都是通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式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国家想如此崛起，就没有条件了。这些强盗发财后，当然会洗黑钱漂白了。

今天这些崛起的国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想崛起，就只能够勒紧裤带苦干了，这个苦干不是短期内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把国外先进的产品贩进来，和把国内的资源廉价卖出去，却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睡床板，明天当老板，这就是“买办”经济，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思想解放了，从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李鸿章、汪精卫的确都是如此的。

“买办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母语的衰落。韩国是一个小国，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韩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韩奸。但是，韩国人在前些时候，对历史上的韩奸进入了界定，把这批人，打入了历史的耻辱柱中。一个小国能够这样有骨气，猜想，韩国的经济一定不是什么“买办”经济，韩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们，一定是通过“剥削”外国而崛起的，肯定不会为外国民营企业家做监工，做“买办”。所以韩国是不会容许戏子们去演日本艺妓的，也不会为了与“国际接鬼”而修改历史教科书。

“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大批当地“买办”。

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

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此外，“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

“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什么叫“官僚买办”，鸦片战争前，“买办”必须经公行行商推荐、担保，并向广州地方政府及海关监督，请领执照才能充当“买办”，从外商处领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和小费。

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国商人，自己物色并雇佣“买办”，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者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入侵的“帮凶”，同时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部分“买办”逐渐“官僚”化，与此同时，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也日益“买办”化。这有力地促进了“买办”势力的发展，并使得中国“买办”阶级，一开始便同“官僚”结合起来，成为了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续性问题，应首先需要论究到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始点。

“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似乎只要问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就行。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盗”，且不忙解释，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

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败的“官僚买办”，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不争事实。

痛将士之壮烈，恨当今之腐败“官僚买办”。偌大之中国，屈服于西方，惨败于倭寇，让百姓欲哭无泪。纵观中国几千年，未曾如此阳痿不举。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几乎在相同时代背景下进行，结果却天壤之别。日本花了50年时间，打败了中国清王朝，还打败了俄国。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盛世”的大清朝，在一个甲子年间60年中，走向“毁灭”？，答案是“官僚买办”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是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大有非常相似之处。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的文人陈伯达，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约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根据日本资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

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还有美国方面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官僚买办”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这就是“官僚买办”葬送国民党的历史片段。

洋腐蚀，催生新的“官僚买办”，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民生惨淡、消费不足，而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长太快、外汇储备太多，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买办”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它与国有企业的区别在于什么？ 现在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别称，也就是说企业属于全体人民，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对企业进行管理，属于公有制范畴。并不是私人财产，因此与“官僚资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