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问题事关中国未来
“儿童”这个字眼总能让心变得柔软。2015年6月18日，《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发布。该白皮书由公益组织发起，北师大心理学专家主持完成。该白皮书，再加上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庶几可以勾勒出中国留守儿童的全貌。
妇联报告，从2010年六普数据中抽取126万人口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和推断，结论为：2010年我国0-7岁农村留守儿童达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相比2005年，留守儿童5年间增加了约242万。
报告显示，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0-5岁）达2342万，占农村留守儿童的38.37%。46.74%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67%。这些隔代抚养的祖父母，平均年龄为59.2岁，绝大多数为小学文化程度。触目惊心的是，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
该白皮书采信了妇联报告的全国留守儿童数据，在对六个省份农村的两千多名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之后，推断出：全国留守儿童中约15.1%（近1000万）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有4.3%的留守儿童一年连父母电话也接不到一次。
可见，留守儿童已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父母不在身边，儿童的学业缺乏必要的督促与合格的指导，教育输在了起跑线上。父母与儿童之间缺乏经常性的互动与反馈，儿童不能享受稳定健康的家庭关系，影响其日后经营家庭的能力。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儿童缺乏习得社交技能与习俗惯例的正常途径，在待人接物上会逊于同龄人。没有父母的监管保护，儿童或遭受大孩子欺凌而求告无门，或面临溺水等种种风险而绝望无助，人身安全也堪忧。
儿童有崇拜权威的倾向，他们的权威往往是老师或父母。父母不在有可能导致权威真空，帅酷的社会大哥或乘虚而入，诱惑未成年人走上邪路。经历青春期的青少年，还会有一个叛逆期，典型特点是心理成熟滞后于生理成熟，生理上与成年人几乎没有差别了，但心理上还是未成年人，容易出现情绪上的不稳定与行为上的偏差。有父母的支持与信任为后盾，青少年就能较为平滑地度过这一段过渡期，成长为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否则又有麻烦。
当留守儿童还是儿童的时候，上述问题似乎只是他们及他们家庭的问题。但如果对这么大规模的留守儿童听之任之，那么，10年或20年之后，你的孩子长大了，TA遇到的同龄人每五个之中就有一个曾经的留守儿童。细思极恐。
要知道，任何社会秩序的崩坏，往往是两股势力的合流：边缘群体与边缘知识分子。边缘群体是失败者，有被剥夺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边缘知识分子则希望从社会大洗牌中赢得在商业社会中凭自身能力得不到的一切（权力、地位、荣誉、金钱与美女等）。后者把前者调动起来，社会危矣！可以想见，6100万留守儿童就是一个规模化生产边缘群体的超级工厂，而被商业社会边缘化的失意知识分子哪国哪朝都不缺。“怀才不遇”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主题，相关的诗词源远流长，蔚为大观。
为什么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理由一定很多。这里仅提出一个：为了保卫社会秩序，为了未来中国社会的稳定，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化解风险于无形。大道至简，解决之道也简单得令人发笑：让离散的父母与孩子尽量重新在一起。更准确地说，是让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而不是让父母回到孩子的身边。此话怎讲？
因为资源禀赋与经济机会差异这个大前提，中国人口从内地从农村向东部沿海大城市转移是不可阻遏的历史大趋势。随着这个趋势的持续并加速，内地的农村、城镇与小城市将因为人口净流出而率先达到失去规模经济的临界点，届时这些地方就会像黑洞形成一样向内坍缩，故乡再也回不去了，“就地城镇化”也是梦幻泡影。城市化与“农村的凋敝”是一回事。
这就是必须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的原因所在。应该尽快形成市民权随人走的改革共识。现在的情况是错配的：放开的地方农民工不待见，农民工待见的地方不放开。诚如楼继伟2015年4月讲演所说：户籍改革不理想，“2014年7月份户籍制度改革文件下发，到现在为止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案，而人们最愿意落户的那些省份一个也没有。”推行建设用地指标与转移支付随人走的游戏规则，或可打破这一僵局。
在户籍改革踟蹰不前的情况下，“公共服务资源随人口的流动”仍是可行的。楼继伟观察到：“财政部和教育部合作，推行终身学籍制度，正在探索义务教育资源随着学籍流动。”但一些城市仍在推行“以教育控人”，开历史倒车。如果农民工工作所在地不能或不愿给流动儿童提供足够的学位，那也要放开市场，容许开设农民工子弟学校，而不是一禁了之。
总之，我们要想方设法打破阻碍孩子回到父母身边的体制障碍。其实也不过是尊重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权利而已。对政府来说，是惠而不费的。既然如此，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