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

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

童蒙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秦始，贵族家庭的儿童七八岁以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汉唐时期，童蒙教育已基本趋于成熟，但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和少数平民子弟。宋以后，在教育庶民化趋势的影响下，童蒙教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对宋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清乃至近代的童蒙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对宋代童蒙教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童蒙教材的重新编纂和对童蒙教育内容的研究，很少有人从整体上来把握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使宋代童蒙教育研究呈现出片面化倾向。笔者认为，加强对宋代童蒙教育特点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的原因，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宋代童蒙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和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环节，是怎样使高深的儒家性理精义俗化并普及于民间，变成村夫俗子、黄齿小儿口诵心传的人伦规范的。从而使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宋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心态、文化心理、道德风貌和民众性情等。

一 伦理道德教育与自然科学常识教育之趋势

早在先秦时期，《周易·蒙卦》就提出，“蒙以养正，圣之功也”，即强调从人的幼童阶段起，就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中，养成成人以后应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目标。宋代以后，封建文化人对蒙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尤为重视。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均认为：早期教育对于人的一生的发展极为重要，如果“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1](p5)。因此，朱熹主张“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续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1](p94)。

宋代童蒙伦理道德教育虽仍以立志、明人伦、孝悌和正心敬身为主要内容，总的看来，与传统的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教育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是建立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之上的。

首先，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与理学的本质特性是一脉相承的。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它“以不同的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为了实现人的精神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2](p14)。以理学的这一特征比照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就会发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哲学和理论的基础，从更高的程度上说明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合理性，而且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正是对理学基本特征的反映，如宋代童蒙教育强调“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3](p2)。要求蒙童以儒家圣人人格为追求目标，以“志于道”为己任，从而实现“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4](p85)的最终目的。为使理学的抽象目标易于为蒙童接受，宋代思想家将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明人伦”的教育作为童蒙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朱熹认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5](p129)体现在童蒙教育内容中，即《三字经》中所要求的使儿童懂得“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4](p36)的道理，进而达到“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4](p27)的

目的。为了使孝悌这种内在的道德情感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宋代学者均十分注重对儿童的正心敬身的教育，即通过敬其自身，肃其外仪，进而达到整饬自身的目的。朱熹在《童蒙须知》中主张：“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6](p21)朱熹从日常的衣服冠履入手，加强儿童的敬身肃仪教育，其用意是要使儿童从小养成符合封建主义的日用人生的习惯，为达到对封建道德准则的“真知笃行”奠定基础。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强调立志，即是要求蒙童以儒家圣人人格为追求目标；通过以孝悌为核心的“明人伦”的教育，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目的；而所谓“正心敬身”的教育，正是理学修养方法的具体化。

其次，宋代蒙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强调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至理”，在儿童的平日履践中“尽性至命”。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天下之物无一物不具夫理，是以圣门之学，下学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离乎日用事物之间，别其是非，审其可否，由是精义入神以致其用”[7]（卷三十八）。而“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于知长，化于心成，而无＠①格不胜之患”[7]（卷七十六）。体现在具体的童蒙教育过程中，要求儿童说话时“要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自议论。长上间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始且隐默，久却徐徐细意条陈。„„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6](p21—23) 等等。这些对儿童日常规范教育，正是朱熹“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存，而致涵养践履之功”[8](p106)的思想体现，因此“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9](p192)。

再次，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以传授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涵为前提，以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为核心，体现了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至理的基本精神。“伦理本体的建构并不是理学思想的完成，而仅仅是个开始。伦理说到底只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它只有化为人们的自觉，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因此只有从理论上阐明天理与心性的统一，才能融天理于心性之中，而将多少有点神秘的伦理本体化为人们的主观心理，将‘三纲五常’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自觉。”[10](p16)为了使理学渗入到儿童的思想意识中去，理学家们一方面通过编撰《训蒙绝句》（又称《训蒙诗》）、《伊洛经义》、《毓蒙明训》和《性理字训》等理学教材来传授“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人所禀受，贤愚厚薄，是之谓分；„„禀乎天理，莫非至善，是之谓性；主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感物而动，分乎善恶，是之谓情”等理学基本概念和“天命不己，于穆不己，其赋于人，为性之善，是曰天理；喜怒哀乐，声色臭味，感物而动，易流于私，是曰人欲”[11](p161、171) 等理学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通过《小学诗礼》、《训蒙雅言》、《童蒙训》、《少仪外传》、《童蒙须知》、《小学》、《家塾常仪》和《三字经》、《小学绀珠》、《千字文》、《百家姓》及《蒙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字文》等童蒙教材，使儿童在“诵诗读书，咏歌舞蹈”[7](p30)等生动活泼的活动中，接受“立不敢中门，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奥。„„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12](p81、83) 等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这些内容表面上是为了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尊重父母长上，但从根本上说，它是忠的基础，是礼的根源。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3](p1)的熏渍陶染。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加之科举制度的改革，极大地刺激了普通平民，甚至包括某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督促子弟读书的热情。为了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王应麟等，在编撰童蒙教材时，不仅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见闻的儿童。王应麟在《小学绀珠》自序中，明确指出：“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自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14](p5)在王应麟看来：“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14](p5)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宋代开始，以《州名急就章》、《名物蒙求》、《小学绀珠》、《历代名医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不断出现。尽管这类童蒙教材的数量不多，但反映出宋代童蒙教育开始重视自然和科技知识教育的趋向。

宋代童蒙教育中有关自然常识和科技知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理知识。欧阳修在他所撰的《州名急就章》序言中提到：“余为学士，兼职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娱于文字笔墨之间，因戏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儿女曹，庶几贤于博塞尔。”[15](p1102)在此作者尽管自称为游戏之作，但笔者以为，作者以掌管文书和识天地万物古今四方之名的便利，写出的《州名急就章》对儿童学习地理知识会有一定的帮助。再如宋末方逢辰编著的《名物蒙求》也辑录有以介绍地形、地貌为主要内容的地理常识，通过“高平为原，窈深为谷。山脊曰岗，山足曰麓”等通畅流利、自然顺口的对偶句式，使蒙童在朗朗上口的诵读中，得到有关地理知识的教育。

第二，自然常识。宋代童蒙教育中，自然常识的教育内容进一步扩大，不仅在著名的《三字经》中有“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15](p31、33) 等有关自然常识的教育内容，而且在《名物蒙求》中，甚至出现了对自然现象较为科学的解释：

云维何兴，以水之升。

雨维何降，以云之蒸。„„

物有知者，鸟兽之属。

物无知者，为草为木。[15](p1222、1228)

这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认识自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对蒙童进行自然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天文、历法知识。在宋代童蒙教育中，有关天文知识的教育在童蒙教材中也有反映。如在宋人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中均有有关天文知识的内容。另外，流行于宋代的《步天歌》通过《紫微垣》、《太微垣》、《天微垣》和《东方七宿》、《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七个部分，将各个星宿的位置讲得十分清楚，不仅易读，

而且易记，宋人郑樵谈自己读《步天歌》的感受时说：“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16](p525)

除以上三方面外，宋代童蒙教材中还有南宋人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此书以四字一句的对偶句式写成，记录了包括“神农百草，伏羲九针，郭玉诊手，文挚见心。王遂炼石，安期制金”在内的从三皇到宋代的典实，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比较重视将人类积累的经验和成果传递给后人的远识。

二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多渠道、多层次教育形式的形成

宋代童蒙教育从形式上来看，除了有专门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等贵胄性质的学校和由中央朝廷设立并管辖的国立、地方小学以外，宋代还有大量的为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包括私塾、义学（或义塾）、家塾、村塾、冬学在内的各种私学。据耐德翁的《都城纪胜》中的《三教外地》记载，当时的临安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7](p202)。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仅满足了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对文化教育的需要，从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文化教育的渴求。从而使宋代呈现出“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18](p3604)的景象。

家庭教育作为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除了一些官宦世家聘请塾师在其家内设立的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外，家传私学也是童蒙教育的重要途径。它由家长亲自担任教师，对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如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而以获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18](p10375)。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18](p10801)。此外理学家朱熹从11至14岁时，也是受业于家中的。

在一些世家大儒家庭中，还有以特色家学传授为主要内容的，如胡宏即“卒传其父（胡安国）之学”[18](p12922)。而吕祖谦，更是“本之于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18](p12872)。

中国古代肇端久远的家训教育，到宋代进一步得到发展，如司马光的《温公家训》和《居家杂仪》、袁采的《世范》、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陆游的《放翁家训》和赵鼎的《家训笔录》等为代表的家训，除了提出了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家庭法规外，还对家庭成员的日常起居及婚、丧、祭、冠等礼仪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家教内容上，主要通过家长对人生经验的总结，向家人尤其是儿孙们进行如读书、处世、择友、从师、勤俭持家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的教育。

宋代童蒙教育除了通过学校和家庭这两个途径以外，以“宗约”、“义约”和讲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也是童蒙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在苏州置良田十多顷，将每年所获供给自远族以下各房宗族衣食、婚嫁及丧葬之用，史称“义庄”。并亲自立下十三条“规矩”，成为宋代封建家族组织的典范。此后，许多官员竞相仿效，一时间赡族人，立规矩以管教、约束族人的义庄大盛，形成了宋代以家族教育为特色的社会教化系统。如饶州鄱阳县朱氏家族，每天由族长聚集子弟“训饬”，“久而成编”，内容包括父母、兄弟、宗族等。而家居抚州、累世义居的陆九渊陆氏家族，由一位最长者任“家长”，总管全家事。子弟有过，家长聚众“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每日晨起，家长率子弟聚揖于厅，击鼓三叠，子弟一人高唱：“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19](p48)族训、族规在利用宗法关系团结族人、教育族人的同时，对家族中的蒙童也有很大的教育作用。

宋代童蒙社会教化，最为有效的途径是当时流行于市井的讲史活动。据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20](p5—6) 据张政＠

②在《讲史与咏史诗》中的考证：“此云说古话即讲史，近人治小说史者，已多言之。惟讲史起源于儿童教育，则于此一段记载益可深切了解。云‘至说三国事，’则其所讲必不止三国可知。必敛钱聚坐而后听讲，疑当时讲史犹是巡回街头，逢场作戏，无一定之所。„„以此推想，讲史初兴时，其情形或即如此。疑最初在街头讲史者，乃失业之塾师。惜关于此类记载缺乏，不足以证明也。”[17](p204)从这些记载和考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宋代社会中以讲史为代表的市井文化活动，是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等渗透到蒙童的思想意识中，从而起到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作用。

三 “学而优则仕”色彩浓厚，为科举制度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春秋战国一经提出，便被广大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进而形成传统。这一传统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到宋代被进一步渗透到了童蒙教育中。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大，整个社会几乎完全被笼罩在科举的气氛当中。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劝学诗》、《劝学文》和《劝学歌》，其中最有影响的应数宋真宗为了鼓励士人读书，以举业为目标，亲自写的一首《劝学诗》。诗云：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1](p186)

宋真宗将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贯穿在读书应举之中，这对世人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

宋人洪迈的《得意诗》和《失意诗》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在科举影响下的情况。其中《得意诗》云：

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22]（卷八）

由此可见，人的一生最得意自然是金榜题名时，因为一旦科举及第，就会有五种荣耀在等着：“两观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五荣也。”[23]（卷十）但是，一旦科场失意，就会像《失意诗》所说的那样：

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

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22]（卷八）

因此宋代许多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安邦治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尽管宋代改革了科举制度，扩大了取士名额，但贡举常科取士仍是“举子多而额员窄”，为此，神童举就成为世人入仕的捷径。据载：“饶州自元丰末，朱天赐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24](p37)只要努力读书，一旦能在神童举中及第，就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为了使儿童能专心致志地读书，有些父母采取“以竹蓝坐之木杪（使儿童坐在竹蓝里，高悬树上），绝其视听”[24](p37)的极端做法，但结果却往往是“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24](p37)。即便这样，宋代人教童子读书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相反，宋中叶后，在京和州县的小学以及私人开办的私学纷纷建立，仅在政和四年京城的官办小学中，“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25]（卷三十五）。

通过大兴童蒙教育，宋代还真出现了不少聪明过人的儿童。诸如王禹＠③九岁、孔仲文

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的记载，在宋代的文献中比比皆是。而且从宋仁宗时起，设立童子科，的确有不少人通过神童举进入仕途。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仁宗朝到徽宗朝，通过童子科赐进士出身者20人；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26](p71)。

在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过程中，向幼童宣传“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显身扬名”的思想也成为童蒙教材的主要内容之一。仅以宋代王应麟编撰的、在世上流传最广的、影响最大的《三字经》为例，在其最后一部分中，编撰者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将焦点集中到了从先秦圣师孔子到唐代神童刘晏等20多位先师哲人的身上。将82岁对大廷策、中进士的梁灏和7岁中神童举的刘晏作为榜样，历数他们泛舟学海、勤奋学习、致力成材的故事，以娓娓动听、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语言向幼童们宣传“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鼓励儿童“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4](p85)。

尽管对大多数年幼的蒙童及其私学而言，其所传授的内容、学生的年龄、自身的条件等等，离科举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宋代的办学宗旨、教育的目的，早已将科举纳入其中，已经承担了科举预备教育的重任。

四 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童蒙教育

宋代童蒙教育得以迅速发展，从很大程度上由于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就笔者目前所能接触到的史料看来，宋代著名学者和官员参与童蒙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一是一面做官一面热心从事童蒙教育的，程颢是也。程颢为晋城令，规定“乡必有校„„儿童所读之书，亲为正句读„„择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几百年与登科无缘的晋城，在“熙宁元丰间，应书者至数百，登科者十余人”。[27](p328)一改当地“朴陋”之风俗。他在任扶沟县知县时，还提倡“以教化为先”[27](p636)，兴设学校，聚邑人子弟教之。再如《范氏义塾记》记载：“汉以来或为讲堂、为精舍，而养则未闻之也。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义庄、义学有补世教。”[28](p24—25) 范仲淹以为官的身份兴办“义学”，也表明了他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二是亲自参与童蒙教材的编写。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真德秀、王应麟等都亲自参与过许多童蒙教材的编写，其中如《三字经》、《童蒙须知》、《少仪外传》、《小学绀珠》、《小学》、《性理字训》、《小学诗礼》、《训蒙雅言》及《童蒙训》等，都成为传世佳作。社会著名学者亲自编写童蒙教材，不仅保证了教材的权威性，提高了教材的质量，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对童蒙教育的广泛重视。

宋代著名学者和官员积极参与童蒙教育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封建社会由于长期牢固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和血缘关系之中，形成了一种农业形态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分散、封闭、宗族性和凝聚力强，因而要想在这种文化形态之上，跨越通讯极为不便的各种农业生产和血缘关系中心，组织一个稳定的社会控制结构，其内部的主导因素是道德心态。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中，仅仅依靠武力征服是不能维系国运长久的，要想使封建统治得以巩固，就必须将封建统治者希冀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大众的意识，因此，就必须抓住童蒙教育这一人生教育的关键时期。

其二，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都清楚地意识到，15岁之前的蒙童，物欲未染，知识未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正如程子所言，“人之幼也，心知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后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不之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已”[1](p1)。加之许多著名学者和官员也清楚地意识到，童蒙教育相对于很多贫民子弟而言，既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开始，同时也是他们接受教育的终结，为此童蒙教育被看成是一个人一生成败的关键，因而被宋代许多著名学者所关注。

其三，宋代许多著名的学者或官员，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为了有效地宣传和贯彻自

己的思想，他们每到一处，常常视社会教化为己任，注重化民成俗，广泛宣传治国安邦之道以及忠孝仁义等封建文化观念，通过创新的学术思想和学风来影响世人，以实现封建文化人“为天地立新，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道德理想。

综上所述，宋代童蒙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最基本形态，它既是文化传播的中介，又是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阵地。它一方面通过广泛的文化知识的传播，将读写知识、社会生活常识、自然常识以及一些科学知识传授给社会各阶层，由此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另一方面，以理学家为代表的、掌握精英文化的敏感封建文化人，以异常的文化自觉，积极参与童蒙教育，他们从书斋走向社会，由庙堂走到民间，编印教材，开馆讲学，试图通过童蒙这一人生的关键时期，将统治者有关伦理纲常的思想意识传播、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使社会成员从小就自觉接受建立在理学基础上的伦理道德教化，在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延续封建统治上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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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吴霓.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2]洪迈. 容斋随笔[M].上海书店《四部丛刊》本.

[23]刘一清. 钱塘遗事[M].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79.

[24]叶梦得. 避暑录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马端临. 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6]张邦炜.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J].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27]程颢、程颐. 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8]宋如林. 苏州府志·学校志[M].光绪三年江苏书局刊本.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扌右干

＠②原字左火右良

＠③原字左亻右上为“孚去子”右下为冉

作者：郭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