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南山种豆

　　“元康之英”过后，有作为的便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开山；谢是“元嘉之雄”，山水诗的鼻祖。他们是试图从体制中解脱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古诗109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们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要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近乎徒劳的，甚至，“仅免刑”也难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从汉末至西晋，除了短暂的建安时期外，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断退却的路。他们放弃了道德，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放弃了现实感受力，他们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变成没脑子、没心肝，只有高度发达的肠胃。但猪猡就更是屠杀的对象了，而且还被杀得毫无尊严与价值。太康的作家们虽然不像党锢、不像正始作家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正义感与道德感，却也不免于在忽左忽右变化莫测的政治陷阱中纷纷灭顶。没有正义的政治当然也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当然会使人的命运难以逆料。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了，而官场，以其肮脏险恶倒着实教育了他们，于是他们不再像左思那样热衷于仕途了。“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他们恍然大悟，终于“鸟倦飞而知还”，掉转头去，向自然寻求了。陶渊明找到了朴实宁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谢灵运则纵情于清新神奇一尘不染的山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反证着现实的黑暗。这里固然有逃避伦理责任的味道，我们也尽可以批评他们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怜的百姓毫不怜悯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但孤单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们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们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个性。这种洁净，这种自由个性，不绝如缕地为中华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范式，从而使人知道在“践踏人，侮辱人，不把人当人”的专制之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从而带着希望去反抗现实，追求未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都给予洁身自好、隐遁避世以极崇高的文化褒奖，这种行为被看作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里作诱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隐士，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如同获得了特别通行证，余下的关节便可一一打通。所以，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后来了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求官――是所谓“终南捷径”。这种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愿为官而隐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为他有了这样高尚的德行，所以他应该为官，甚至为大官。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招隐士，他们共同上演这样一出文化喜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是，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隐居本身即是最后之目的。虽然后世人都把陶渊明看作隐士，钟嵘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自己却没有把自己当作隐士，他只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已。你看他说的话：“结庐在人境”，不是隐居，而是“结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不是故作姿态欲作名士，而是“欲居”，要与那些素心人生活在一起。结庐也好，居家也罢，他是在寻找一安身之所，这一安身之所不在高山之上，崖穴之下，不是那种远离人世的高人姿态，而是在“人境”，在“南村”做一个普普通通泯然众人的人，有“邻曲时时来”，而无车马喧。他从官场上“归去来兮”，是归来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宅院，他不是在寻找一种姿态，而是在回归一种生活，回归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方式。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 　　 ――《读山海经》 　　 读了这样的诗，如果我们还不能倾慕他的那种生活，必是弱智或有心灵上的疾患。他不是生活在崇高的道德境界中，以自苦为极，他是生活在闲适的艺术境界中，以自乐为美。他确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隐士，我看古人或听今人说他是隐士，感觉怪怪的。我们真的误会他了，我们自以为拔高了他其实是贬低了他，贬低了他的境界。我们想让他可敬却损害了他的可亲可爱。一般而言，隐士是使生活道德化，而陶渊明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艺术化。道德化的生活指向崇高，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美与和谐；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无，是一种否定式的生活，而艺术化的生活指向有，是一种肯定式的生活。我们看陶渊明的生活：人有草庐，鸟有树枝，人欢鸟欣，酒香蔬美。又，道德化的生活指向“敬”与“怒”，艺术化的生活指向“爱”与“乐”：陶渊明岂止爱这八、九间的草庐，他爱他触目所见的一切；他岂止听到了鸟的啁啾，他甚至一边读书，一边听到了他耕种过的地方庄稼萌叶拔节的声音。有春酒，有园蔬，微风来，好雨俱，而《周王传》《山海图》又把灵魂带到那遥远而神奇的地方，让他作一回美妙的精神之旅，不乐复何如！ 　　 他一连用了“欣”“爱”“欢”“乐”这样明白无误的词，来表达他从内心中情不自禁地涌现出来的愉快。他不仅摒绝道德说教，“既耕亦已种”――生活中功利的一面也一笔带过，现在他要在这鸟鸣成韵绿荫覆盖的北窗之下读书了，而他的读书，也是他一贯的方式：泛览，流观，心无芥蒂，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好在，他还没有忘记作诗，为我们留下这千古一快！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饮酒》 　　 好一个“托身得所，千载不违”！他曾如一只失群独飞的鸟，现在终于找到了庇荫之地：田园。除了诗歌外，他还在《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散文类作品中，详细而津津乐道地描写了自己田园生活的乐趣与称意，他对他的生活给予了由衷的赞美。陶渊明显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士，但他是第一个把隐居生活写得如此美好、如此充满魅力的。他以前的隐士们似乎在追求艰苦的生活，并乐于向人们展示他们的艰苦生活，以便显示自己道德的崇高。陶渊明不想向人们作任何表示，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只求自己满意。如果不违背道德，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地委屈一下自己来向道德献媚，实际上，我们过分的、矫情的、违背人性的苦行，对道德而言，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们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活着，有什么不对吗？陶渊明就这样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样儿。对了，他最先影响我们民族的，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姿态，以及他乐观而从容的心态，然后才是他的诗艺。而他诗的魅力则可能正是得之于他生活的魅力与心灵的魅力，三者密不可分。欣赏他的诗，实际上就是在欣赏他的生活，欣赏他这个人。我们的历史，甚至可以没有他的诗歌艺术，但却不能没有他这个人。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品。人们最先注意他，就是他这个人，而不是别的。沈约的《宋书》把他归入《隐逸传》，萧统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怀抱“旷而且真”，直到唐代房玄龄等著的《晋书》，他仍在《隐逸传》。对这一点，文学史家常常愤愤不平，但我以为，对陶渊明而言，他的人格魅力确实在他的诗歌魅力之先，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他作品中的很多精彩篇章，可以看成是田园生活的广告。田园生活之乐趣，经他阐发，更是深入人心。虽然他同时代的人都为人生的病态的华艳所障目而不能追随他，但至唐宋，尤其是宋代，在那样一种沉静的文化氛围中，苏东坡等人确实是从陶渊明那里得到一种眼光与视角，然后再去寻觅自然之美，体味平淡生活的真味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与田园，就是陶渊明式的。陶渊明以他的心灵之光照亮了田园，而田园即著陶之色彩。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很多人批评他美化田园，但他美化田园不是为了反衬官场的丑污吗？而且也是他的自我安慰：在这污浊的世界上，生命简直找不到一块洁净而宁静的安恬之处。正如他说的，“劲风无荣木”――世道的萧瑟秋风刮走了人生的绿叶，我们的灵魂无处蔽荫。但“此荫独不衰”――田园给了他最后的安顿，于是他甚至不惜自欺欺人一般地美化田园。不美化田园他简直无法平静自己的内心，他美化田园就是说服自己：人间尚有可居之处。当他后来陷入极度贫困，田园生活艰辛的一面呈现给他时，他也不禁慨叹“生实艰难，死如之何”！这时，他就眺望着他的南山上的“旧宅”了：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他死后可能即葬于此“旧宅”中，那可能是他家族的墓地吧。据说现在那儿还有他的墓。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在一个权力肆虐而秩序混乱的社会里，一个人要正派地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的，他真的必需有陶渊明式的坚定坚韧与对苦难的容忍。在这个意义上，追求生活的自然适性的陶渊明，出乎意料地又成了道德的模范。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退隐生活的道德褒奖，其另一面，即隐含着对专制体制的道德贬低，这可能是文化本性对专制体制的一种天然敌意。陶渊明无意中表现了这种敌意而体现了文化人的公意，于是大家一致推崇他为道德英雄。 　　 其实这是很无谓的。我倒觉得，与其说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道德理想，倒不如去肯定他为我们建立的有关幸福的信仰与观念。这种幸福，与世俗欲望的满足无关，而与心灵的境界有关。甚至我们可以说，陶渊明把人的幸福与人的道德境界联系了起来：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未必是幸福的生活，而幸福的生活一定合乎道德。这种带有明显唯心色彩的幸福观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幸福的基本诠释并深入人心。 　　 不过陶渊明自己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到田园中找他的归宿，找符合他本性的自然纯真的生活。当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夫，他哪里想到自己还有那么重大的道德承担，更没想着去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是认定他一死，就会被人忘记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你看他对身后的哀荣，是多么眼冷心冷。所以他只要好好地活在现在――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田园就是他称心的伊甸园，在这里他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良心的平静，人性的完整。所以他为他的这种复归欣喜不已，也自豪不已，虽然一度穷困潦倒，以至于乞食于人，但他再也没有反悔过，而是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仙逝。物质穷乏了，精神却丰富了，他觉得这才是人的生活。从正始到元康，精神泅没如泥牛入海，至陶渊明才又如小荷出水，且如此清清净净，出淤泥而不染。他不再追求“先踞要路津”，也失望于“建功立业”。我们看他的诗：“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真的有所谓常常存在的“恐惧”吗？他这是在自豪啊！我们比较一下以前阮籍的诗：“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一个是常恐桑麻遭霜，一个是但恐生命有殃，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这是陶渊明式的自豪。诙谐，坦荡，机智，明了而又含蓄，得意却故出反语。这是一种轻松的心境才能具有的特征啊。我们从汉末党锢至建安至正始至元康至陶渊明，二百多年了，很久没这样轻松了！ 　　 对官场的逃避实际上就是对体制的逃避。体制是以权力来维持的，而权力天然具有反民众、反人性的属性。中国古代的隐士现象，我们可以看成是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但一些隐士对体制的避之唯恐不及，实有避免体制约束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个人的所谓“建功立业”，往往是指当世事功，更多的时候更直接体现为个人在体制中的地位，如官职的高低、权力的大小等。所以，合乎逻辑地，一个人要保有自己的个性自由，逃避体制，他就必连带否认功名。在陶渊明的时代，要追求功名，不仅要牺牲个性，甚至要搭上性命――淋漓的鲜血与纷纷滚落的人头一再把这个事实展示出来。回归田园的陶渊明终于摆脱了弥漫士林的生命恐惧，他可以待在家里，静等生命大限的到来。他退出体制而“纵浪大化中”，所以能“不忧亦不惧”。他坦然而从容的三首挽歌及一篇自祭，见出他对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有把握，《与子俨等疏》对后事的从容安排，足见他心灵的平静。对于死亡，他是哀伤的，但不再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他与自然大化之间的约定，别人不得干预了。 　　 回归田园在陶渊明看来，实际上是从官场上体制中赎回了自己，使自己重获自由。那能拥有自己的人有福了，陶渊明就是这么一个有福的人。幸福不取决于一个人有什么，却往往取决于一个人没有什么。如果从“有什么”的角度来看陶渊明，那陶渊明所拥有的太少了：名声、地位、财富，他都缺乏。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令后人无限羡慕的幸福的人，因为他“没有”我们一般人所不能摒弃的庸俗之心、趋利之心、得失之心、荣辱之心。一句话，那一切使我们大不起来的“小”人之心，他都没有。我很喜欢汉语中“安心”这个词，它比“安身”更重要。安顿好我们这颗心，对人对事安好心，对自己安平常心，做到了这些，我们也就有福了。陶渊明实际上也就一直在与自己谈“心”，又对我们交“心”的。他告诉我们“心远地自偏”的道理，他说他“心念山泽居”，他还自得地说“虚室有余闲”。什么叫“虚室”呢？庄子有言：“虚室生白。”意思是说，清空而无世俗欲念的心灵才能充满阳光。心灵充满阳光，可不就得大从容大安宁大幸福；可不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个幸福的人。 　　 有一点我必须提到，那就是，陶渊明与他的那个时代的冲突并不像我们文学史家们所想象所描述的那样激烈。他断断续续在官场上十三年，虽然他自己说“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但这极可能只是一句推脱之辞，至多表示他自身对体制的不适应。实际上，我们没有发现他与哪一位上司特别不和，也不见他在官场上受过什么特别的打击与排挤。他一开始做官，就做州祭酒，据逯钦立先生考论，这不算是小官，起点颇高。并且在后来，只要他愿意，他似乎随时有官做，官场上的人对铁了心回归田园的他，也一直很眷顾，给他送酒钱，送粱肉，并虚位以待。应该说，他的人生历程，是比较平顺的，所以，他的心态，也是比较平和的。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士之生也，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余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唱而寡和也。 　　 他没有追求过荣，当然也就无所谓辱；他没有得，也就没有失（丧），而无得失荣辱的人生磨难，其本性的天真也就没有被挫伤。看他的诗文，确实是一派温敦气象，即便是“金刚怒目”的作品，如《咏荆轲》，实际上也是内热烈而外不露声色。他的诗，除了四言就是五言，没有杂言，没有乐府，拟古也不是真拟古，这在那个时代是很特别的。四言是诗歌中最安详静穆的形式，五言是诗歌中最从容不迫的形式，它们与陶渊明人生的从容、心态的安详相吻合。在《诗经》之后写作四言，是必须有极强的平衡能力的，或有对平衡的强烈的追求欲望的，爱写四言的曹操、嵇康与陶渊明恰恰都是竭力追求平衡、竭力维持自己内心平衡的人。只不过曹操与嵇康求之不得，陶渊明则是求仁得仁。曹操是“忧思难忘”，他如何能求得平衡？嵇康是“狂顾顿缨，赴汤蹈火”，也最终失去平衡。只有陶渊明，做到了“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于是，他真的平稳地站住了。在他田园生活的后期，他一再陷入窘困，以至于饿得白天盼天黑，夜里盼天亮，生活变成了肠胃与时间的较量；同时，官场那边又有人在不断地向他招手，赠以粱肉；邻居这里也有人不断地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家里妻子更是抱怨生活的穷困――但他仍然坚定不移：吾驾不可回。谁能像他这样在四面楚歌中悠然见南山？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之一 　　我注意到了这首诗中的三个圆型意象：豆、露、月。它们代表了陶渊明生活中的三种境界：豆代表着现实生活的圆满，露代表着道德上的纯净，而月则代表着精神世界的高超。梭罗在他的《湖滨散记》中问自己：“我为什么喜欢种豆？”然后他自答：“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有人问：陶渊明为什么喜欢种豆？我会回答：我知道。只是，欲辨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