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过去有多难
法国诗人阿拉贡有句名言：可以原谅，不能忘记。我想卡特琳・希姆莱的这本书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一个人最难的便是“克服自己”，那么如果让一个民族“克服过去”呢？这难度恐怕比“克服自己”只高不低。在这方面，德意志民族对二战的反思绝对值得称赞。他们所做的“克服”既包括国家层面出台政策，在教育序列中坦陈真相，也包括每个个体对真相的追求态度。 卡特琳・希姆莱就是这样一个“克服过去”的民众的一员。她的伯祖父是臭名昭彰的德国盖世太保总管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希姆莱兄弟”中排行老二，主导过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约600万犹太人因此丧命。她的爷爷是恩斯特・希姆莱是老三，老大名叫格布哈特・希姆莱。跟很多纳粹的后代一样，她对自己祖父的所作所为并不十分清楚，只是以为他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冒的技术人员，是“世纪杀人狂魔”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弟弟。 关于纳粹时期的经历不仅一代一代影响着纳粹凶手的家庭，也影响着受害者的家庭，已经有很多的记述表明这种影响是多么强烈。受害者大多一生都在被噩梦纠缠，这其中不仅因为他们的记忆，而且还会因为感到羞耻而深受折磨。这种羞耻来自所遭受的屈辱，也来自恰恰是自己幸存下来的事实。就连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也都遭受着恐惧以及遭人追捕的噩梦的折磨，丹尼也一样。他经常梦到陌生人跟踪他、要杀害他。我只有小时候做过噩梦，在那里我遭人追捕而且还因为恐惧吓得浑身瘫软。而现在，我经常梦见的是自己会谋害别人。 而现在卡特琳・希姆莱开始经历同样愧疚。她背着“希姆莱”这个让人羞愧的姓氏，是因为海因里希罪大恶极。直到她的父亲请她去档案馆查一下祖父的档案资料，她才发现，自己印象中跟政治毫无瓜葛的工程师爷爷，竟然跟家人一直以来的叙述如此不同！罪大恶极的不仅仅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恩斯特和格布哈特，乃至他们共同的父亲老希姆莱，都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 卡特琳突然对自己的家族史变得“无知”起来，在大学主修政治学并做过多个德国现代史研究项目的她，此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她几乎是带着深深的恐惧、无以言表的羞愧、极度压抑的负罪感和对克服自己的巨大勇气，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档案，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家族史料，她必须找出“希姆莱”这个赫赫有名又死无葬身之地的家族的真相。她知道，她不能再像她的父亲那样――她父亲小时候向自己的母亲询问父亲到底背负了多少罪孽时，卡特琳的祖母反应十分激烈，以至于心脏病突发，她父亲立马就放弃了询问。当然，这种不清不楚的罪恶感也一直折磨着他――她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个聪明机灵的小家伙，他的爸爸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祖父母则曾在盖世太保的枪底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有一天，儿子问她两个家族的事情，她很清楚自己不能说谎。 慢慢地，在卡特琳对祖父母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清晰。无论是当过中学校长和枢密大臣的老希姆莱，还是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希姆莱三兄弟，他们每个人成长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得以还原。阅读这本《希姆莱兄弟》的过程中，除了对良好家境何以培养了极恶的三兄弟这点感兴趣外，最令我震撼的是纳粹后人和被迫害者后人的相互抚慰。如果你看过《纳粹的孩子》这部纪录片，你一定会对纳粹后代那种深入骨髓的负罪感印象深刻――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承受祖辈的姓氏带来的刺痛，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做了绝育手术，这样，纳粹基因也不会遗传给后人――他们终生生活在加害者的阴影下，仿佛生来就是为祖辈还债的，他们也甘愿接受致歉者的身份。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像起初那样对立。卡特琳在《希姆莱兄弟》一书中提到：在跟战犯及受害人后代的一次小组谈话中，我诧异地发觉，那些受迫害或牺牲者的孩子对战犯的孩子起到了疏解压力的作用。他们是安慰者，在他们身边那些战犯的孩子得以放声痛哭，然后获得饶恕。这一幕让我感到惊骇。《纳粹的孩子》一片中，鲁道夫・霍斯的孙子带着深深的心灵创伤和歉意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时，被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拥抱，他也是同样的反应。这大概也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对自己的克服。 “可怕的海因里希”和他的兄弟们――卡特琳・希姆莱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把自己家族的历史分解呈现给了大众。《希姆莱兄弟》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在把“党卫军全国领袖”这个万恶的形象还原到了他所出身的那个极其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之中。 将纳粹魔头希姆莱的成长经历放置在家庭、阶层、社会以及世界局势的大环境下进行讲述，既突出了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也让人不禁自问：假如我们站在他们的角度，我们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吗？ 法国诗人阿拉贡有句名言：可以原谅，不能忘记。我想卡特琳・希姆莱的这本书也正体现了这一点。无论她的姓氏是什么，她是自己家族的一员，她也是她自己。向勇于“克服过去”、书写历史真相的人致敬，他们推动着一个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