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少奇

　　刘少奇反对好人主义，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鉴别真伪是非，对人对事善恶分明。在党的领袖中，他恐怕是批评人最多的一位。 　　对自己的领导，对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十分尊重，由衷钦佩，组织上完全服从，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但尊敬甚至崇拜，不等于迷信和盲从，有不同意见，他也是当面提出，敢于以同志式的平等进行批评。 　　1964年，他写道：“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现在党内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的人大有人在。”并把这封信呈送毛泽东。 　　1966年，林彪提出“一句等于一万句”欺骗群众时，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学习毛泽东著作”，也同样以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要求毛泽东同志本人。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要求，表现出他的民主、平等意识，也表现出他对人民、对领袖高度负责的精神，其坦荡忠直可昭日月。 　　1980年，我去看望安子文叔叔，他叙述过一段：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两年，已没有人再敢向毛主席提意见了，只有少奇同志敢于批评和反对。有时在会上，我们见两位主席顶起来了，都十分紧张…… 　　两位主席辩论，我当然无缘见到，但同样让人紧张的场面见识过。1967年1月，造反派第一次冲入我们家，批斗父亲。中间问道：为什么在“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并从《党章》中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段落删掉。他的回答简单而又深刻： 　　“七大”时，全党和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位领袖，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也为了和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相抗衡。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是当之无愧的，应当确立起来。“八大”时，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已经确立，没有异议，不用再强调，再去树立了。另外，我们党革命几十年，“七大”时已经成熟，领袖和指导思想也是成熟的。而“八大”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才搞了几年，摸索了几年，还犯有错误，没有成熟的经验，更没有成熟的指导思想，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形成。 　　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们共同演出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许多大戏，其中有轰轰烈烈的三幕。 　　第一幕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成就了惊心动魄的大事业。毛刘都是胸怀三军，运筹帷幄，调兵遣将，驰骋沙场的大战略家，这方面毛更见长；他们又都是视白色恐怖为无人之境，能在铁扇公主肚子里闹个翻江倒海的大革命家，这方面刘胜一筹。他们多有相似，又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相映成辉。他们是对敌斗争的专家和发明家，是政治斗争上理论和实践的巨匠大师。 　　第二幕是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革命惨败，经济濒临崩溃，人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民谅解了毛刘，因为史无前例，谁都不可能有经验；又因为知过能改，共产党纠正了自己。 　　第三幕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这一次还能以“没经验”而得到体谅吗?不能!但这一次是人人参与，人人上阵，几乎人人都办了不堪回首的错事；又人人受侵害，人人受愚弄，人人都受到物质精神的折磨。运动群众者自己也在其中被运动，被运动者又运动了“革命运动”。刘少奇蒙冤逝去，戏缺了主角。 　　毛泽东的悲剧，缘于不能纠正错误；刘少奇的悲剧，来自不怕坚持真理。这一幕，随毛刘共同的大悲剧而告终。 　　说到刘少奇的错误，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最后造成的。 　　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3年(1959、1960、1961)的调整不力。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但收效甚微，他没能运用最大的影响力扭转危机。 　　刘少奇积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就是想继承“土改”之后，进行普遍深入的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教育(“小民主”)，反对因等级分化而脱离群众，制止党蜕变为封建的特权新阶级。正是他喊出“割封建主义尾巴”在前，毛泽东喊“割资本主义尾巴”随他之后。毛批评刘搞的“小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自己搞了“斗争运动”“大民主”，针对几乎不存在的、由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及其“当权派”，展开了一场找不到敌人的“对敌斗争”，在从来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大反“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一意孤行，结果是封建主义大“复辟”。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目的、性质、对象上南辕北辙，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彻底决裂。 　　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而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 　　这一次，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这更残酷，在一息尚存之际，他所受到的奥斯维辛式的非人折磨，远远超出任何严厉的、甚至最严酷的历史评判。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体谅他了。 　　（摘自《大家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