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

作者：张新夏思永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年04期

　　中图分类号：G813/8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4)01-0028-03

　　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体育运动蓬勃发展：一项项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人们一次次的成功挑战生命的极限；各国的民族体育相互融合，和谐发展；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与日俱增……但在这些繁华背后，我们又极不情愿地看到了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兴奋剂的滥用、体育暴力的出现、“黑哨”“官哨”的嚣张、政治不平等带来的比赛不平等……这些消极现象的背后是体育伦理的缺失，是体育道德的沦丧。所以为了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捍卫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圣洁，为了建立起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风尚，加强对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势在必行。对于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研究，是为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中国现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源源，更好的把握体育伦理思想未来的走向。

　　1　泛道德化的社会背景与中国传统的体育伦理思想

　　严格的说，中国的古代体育处于“准体育”的形态，它始终与宗教、军事、医学、伦理等结合在一起，没能形成独立的文化形态，其中与伦理的结合尤为紧密。这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泛道德化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以建立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这就决定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一种人伦关系。同时由于自然经济的高度分散，也要求必须建立一种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巩固。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严格的宗法制度。所谓“殷道亲亲，周道尊尊”，亲亲即立弟，尊尊即立嫡，由于嫡长子只有一个，这样就能实现政治的平稳过渡。并且还通过分封制和宗庙祭祀制度来加以巩固。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统治史。这种家族——宗族——民族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使得伦理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宗法政治制度，从而决定了伦理道德在古代中国的各种文化形态中的中心地位。

　　在这种泛道德化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古代体育与其说是被伦理思想深刻的影响，不如说体育已成为一种道德教育、修养情操、培养礼仪的手段：中国古代的“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其主旨是为了进行礼仪教育；木射的游戏规则鲜明的表现了宣传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的目的；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凝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楚国大夫屈原；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以投壶来阐发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国武术“尚德不尚力”，众多的拳谱家法开章明义皆是阐明武德，强调“武以观德”；中国传统养生倡导通过形而下的肢体行为来达到形而上的人格道德修养；匡扶正义、见义勇为也历来是武林人士的座右铭……由此可见，伦理思想已经深深的渗入中国传统的体育之中，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中国伦理思想借助体育的形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而体育以其深刻的伦理内涵，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不断的演变，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个性”迥异的“哲学体育”，同时还形成了许多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

　　2　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特点

　　2.1　先德后艺，以艺显德　鲁国大夫孙叔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由此以道德为首要价值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得以确立。儒家思想宣扬道德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呈现出“以艺彰德”的现象。

　　武术是中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传统的武术思想中就有大量“练武先修德”、“文以评心，武以观德”的观点。苌家拳的《初学条目》中就明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以涵养为本，举动间要平心静和，善气迎人。”著名武术家孙禄堂的字手，是取其译为“德”字，即“万德吉祥”之意。在《罗汉行功短打、序言》中阐明点穴功夫的创立是因为：“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之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而分筋截脉之道出焉。圣人之用心苦矣……”这种在非打不可时，采用截脉的方法使对方昏迷，但又不会伤人的慈悲之举，表示出武林重德的思想。

　　礼射是西周时为适应礼仪教育而产生的一项体育活动。《礼记·射义》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射，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多饮酒之礼，故燕射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多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说明礼射是维护统治阶级秩序的工具。同时，礼射中还要求“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即射箭者应严于己，宽于人，射不中要反省自己，不应怨天尤人，这正是儒家“仁”思想的要求。故孔子非常提倡礼射，同时也身体力行。但他主张“射不主皮”，射者不仅以中皮为善，也应兼取礼乐容节。同时他还对观礼的人也提出诸多要求，这在著名的矍相圃之射中可见一斑。所以礼射的射只是一种手段，进行礼、仁的道德教育才是目的。

　　盛行于唐代的“十五柱球戏”，以击中标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红字柱为胜，击中标有“傲、慢、佞、贪、滥”字的墨字柱为负，其中“以艺显德”，贯穿道德规范教育的目的不言而喻。

　　在西周出现的《大武》是歌颂武王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的一种武舞，但孔子认为其“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舞中有许多体现搏斗和拼杀的场面，这与儒家宣扬的“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的道德思想相抵触，所以武舞只尽美，而不尽善“尚德不尚力”，一方面造就了追求人格完善和道德修养的古代体育文化精神，同时也导致了在中国古代体育中缺乏激烈和震撼人心的对抗，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竞技体育的发展。

　　2.2　天人合一，尚中贵和　中国古代的种种道德理论，尽管形成于不同的时代，源出于不同学派，但都遵循“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养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认为“道法自然”，天道是自然现象的规律，因此，要想寻求健康长寿，就要顺其自然。庄子用“庖丁解牛”的故事，从解剖、生理的角度提出了“顺乎天理”、“因其自然”的养生原则。《吕氏春秋》中也说：“凡生之长也，顾之也，使生不顾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意思是指顺生节欲是长寿的重要途径。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出土汉墓的《导引图》中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养生方法，其中预示了人们希望象动物一样，无拘无束溶于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的气功理论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宇宙节律的同构合拍的理念之上的。气功动态中的“周天”有大周天、小周天。打通小周天，就可以“长寿还童”，打通大周天，则可以与自然融为一体，延年益寿。

　　“尚中贵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体育中也有突出表现。古人在体育比赛时，倡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友谊第一”的品质；蹴鞠追求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名为天下圆”，宋时的蹴鞠社团就名为“圆社”；司马光在《投壶新格》中也以体育阐述中庸之道：“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

　　由“天人合一”的思想所派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注重和谐的整体化伦理思想对中国体育形成协同合作、友谊第一的以群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积极影响。然而所谓“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标榜和谐的古代体育伦理却是以牺牲人格独立为代价的。在古代，温良恭俭让成为人们终身恪守的生活信条，不敢冒尖、不敢竞争、不敢冒险。在这样的民族个性下，中国古代体育始终缺乏竞争，得不到良性发展，从而与倡导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不同体育文化。

　　2.3　遵从礼制，严格等级　森严的等级观念深深植入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之中。源于西周的礼射，礼仪程序极其繁琐复杂。礼射按参与人的不同等级分为大射、燕射、宾射和多射。并且天子所射为虎侯，诸侯所射为熊侯，卿大夫以下所射为豹侯。同时在礼射中所用的乐曲以及程序也因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后来投壶代替射箭成为一种礼仪，但仍保留了射礼中的许多礼节。统治阶级正是通过这些繁琐的礼仪程序以达到“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的目的，巩固宗法统治制度。中国武林强调“事师如父，执役如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体现出了宗法制中父权的本质。同时在等级制度的影响下，许多传统的体育项目在古代也只能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开展，有的甚至仅仅局限在深宫庭院之内。即便是市井垄头，艺人的体育技能也是世代相传，封闭式地发展，无法形成古代体育的主流。

　　封建的等级制度严重地奴化了中华民族的个性，而这种人格特征又从人的主体意识上制约了中国体育的发展。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竞争，缺乏平等竞争的体育也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因此，在古代，中国古代体育始终处于“准体育”的地位，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4　积极入世，建功立业　孔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意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仁人。但要成圣成仁，最重要的在于行。所谓“力行近乎仁”。《大学》里说：“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修身之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爱国家、爱民族的节操历来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大节”，虽然与忠君联系在一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忠君”背后，仍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正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人生态度。

　　与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相呼应，中国古代体育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人们采用传统养生方法是想通过身心兼修以达到理想人格的塑造，力图成为“圣人”“君子”；少林僧兵为抵抗外族，抛开佛门戒律，开上战场，大开杀戒；岳飞抗击金兵，遭奸臣所害，但留得“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每年端午举行的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忠君爱国的楚国大夫屈原；许多人苦练武艺是为了加官进爵，为国效命；就连为主流社会不容的侠士们，明人李贽也曾称颂其：“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士，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杂述·昆仑奴》，《焚书》卷四）的“侠忠”精神。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古代体育价值，在抛开阶级局限性后，古代体育伦理道德与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民族气节相融汇，成为了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由此，我们也可以领悟到，中国现代的竞技运动浓厚的“金牌情结”，也可以反思中国的体育为什么“快乐”的成分那么少，而负载得更多的则是对民族、国家的责任。

　　2.5　重义轻利，诚信守诺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与利是对立的。孔子强调“见德思义”。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任天下”的崇高道德品质。侠义精神是中华传统武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侠主要指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义”是这些游侠们一生所执守的道德准则。所谓义之所在，身之所在。“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李德裕《豪侠论》）。冯友兰指出，游侠所追求的“义”要“比其它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义”在侠士们眼里，“不仅是指人的思想行为应遵循的一般社会原则，乃或人们判断是非的一般评价能力，更是指自己行为中的根本性准则”。[22]少林戒律也规定习武僧人只可用武于自卫或“主持正义”、“济危扶倾”。于是匡扶正义、见义勇为、除暴安良成为每一位武林人士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

　　诚信守诺也是武林人士所奉行的道德规范。《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做》）。同时还要求“言必信，形必果”，即言行相符，中国传统道德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同时也是古代体育伦理的重要内容。司马迁论侠时谈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史记·游侠列传》）。著名武术家佟忠义在其著的《武士须知》中谈到：“信义为立身之本，进德之源。”为实现诺言，不畏艰险，乃至牺牲生命的事迹，古往今来，历代都有。即使在今天，诚信守诺仍是应大力提倡的体育精神。

　　以上从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特点，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的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使我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再显辉煌。

作者介绍：张新(1974-)，女，重庆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西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重庆　40015 夏思永　西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重庆　4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