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文学文本阅读教学策略

第一章　小语教材中文学文本（名家名篇）特点

第一节　文学文本的功能定位

文学文本不同于文章体文本，它“有远功”而“非实用”。它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它以理想主义精神、丰富的情感、高雅的审美，烛照人类世界，唤醒人类的良知。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观照，打动人的灵魂，使人们对“真”、“善”、“美”境界怀着永恒向往和追求。

文学文本真正是“个性化”、“风格化”创作。每个作家几乎都有自身独特的表现手段和表达方式。因此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要遵循个性化、风格化原则。

但语言的魅力是每个名家名篇（著）共同的特点。可以说，丰富、诗意、含蓄的语言特色体现在不同风格的作家笔下。因此，从文学语言入手，能够感受到每一个作家独特的创作魅力。

第二节　结合小语教材中的文学文本（名家名篇）进行具体分析

以小语教材中鲁迅、老舍、巴金、萧红、许地山、史铁生、冯骥才、苏叔阳、托尔斯泰、安徒生、屠格涅夫等名家创作文本为例，从文学名篇（著）鉴赏角度，谈文学文本解读原则和策略。

小语选文主要分为实用文（也叫文章体）文本和文学文本（名家名篇）。对于不同的文体，教学方式、教学目的、教学手段皆有很大区别。本讲稿仅就文学文本（亦称“名家名篇”）的思想文化内涵、教学特点等展开论述，希望通过对入选不同版本的部分名家名篇的剖析，来探究这类文本的教育教学价值。

本文所指的小语名家名篇指的是非古诗文、儿童文学、外国文学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和小说，但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大都已经节选或改动）。这些文本基本安排在小学高年级学段，就是为了到初中大量接触现当代文学作品而作的铺垫。

小语名家名篇文本选入各版本小学语文教材的主要有：鲁迅《少年闰土》；老舍《趵突泉》、《猫》、《林海》、《养花》、《草原》；巴金《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萧红《火烧云》、《我和祖父的园子》；叶圣陶《爬山虎的脚》；许地山《落花生》；朱自清《匆匆》；秦牧《仙人掌》；绮君《桂花雨》；苏叔阳《理想的风筝》；峻青《海滨仲夏夜》；肖复兴《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苏叔阳《理想的风筝》；史铁生《秋天的怀念》；宗璞《黄河魂》；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陈慧瑛《梅花魂》；郭峰《松坊溪的冬天》；张抗抗《城市的标志》等。

这些名家名篇作品，在语文课本中不同于一般的记叙或说明文体，都体现出较独特的文化思想内涵，作品具有较深厚的人文背景以及深沉、含蓄、繁复、多重的审美价值，情感抒发表现独特；文学性特征鲜明。

第二章　文学文本（名家名篇）文本教学策略分析

第一节　　文学文本（名家名篇）的教学价值分析

为了“立人”的目标：（以“立人”为中心的教育观）

“母语文化”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灵魂归宿”。 无论身居何处的中国人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一切离不开他们从小接受的中国文化的熏陶。

语文作为一门学科，它担负着塑造民族灵魂、建设精神家园的巨任，因此它也是我们终身享用的文化资源。

孔子说；人生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在1980年上海举行的语文教学研究会上讲话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苏步青先生作为一名数学家文学修养极高；此外，像陈省身、竺可桢、钱学森、茅以升、华罗庚、高士其、杨振宁等这些科学家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记忆中都留有学生时代语文教师的难忘印记。他们的科普散文活泼生动，引经据典饶有风趣。竺可桢的《沙漠里的奇怪现象》、茅以升的《桥的运动》、高士其的《我们肚子里的食客》等。杨振宁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获，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身上却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

曾经有人问爱因斯坦，对一个科学家来讲什么素质是最重要的。爱因斯坦回答说：“良心”；诺尔曼·白求恩小时候被爷爷问到什么是医生最重要的素养， 他回答说是“医术高明”，爷爷摇头告诉他，“医术高明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医生来讲，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一颗‘爱心’”。这句话影响了白求恩的一生。

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自然科学离不开语文基础。因为语文是文化资源。一个人的语文水平高低反映了一个人的基本素养。现代学科的严格分工造成许多不健全人格。“文化人格”不健全的结果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为做实验的“硫酸泼熊”案，过了公共英语三级的孩子性格“古怪”，重点中学实验班学生为了体验“竞争”的“残酷”，开学抢座位，考完试重排照片，把成绩排后的同学叫“人渣”······，这样的学生感情上的冷漠也是触目惊心的。而这些也许并不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语文新课标》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和发展。语文素养是学生学好其他课程的 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 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这里说的工具性指的是语文的应用性；人文性指的是语文的精神内涵。

“语文”是指“语言”和“文字”，即包括“听、说、读、写”教学。语文教学要“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在教学中尤其要重视培养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 语文素养指的是一个人在语文学习方面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面，理解力，感悟力， 文化修养等综合要素。良好语感指的是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对词句的情感把握，对语言外在美及内在美的认识。语文素养和良好语感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大量阅读和大量背诵，天长日久才能形成。语文教师任重而道远语文教师是最难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要做到学识渊博、人品高尚，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语文教师要言行一致，用生命点燃学生心灵。当前语文教学的应试性质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他们感到语文“味同嚼蜡”、“索然无味”。

弊端出现原因：

第一：有些语文教师文化底蕴缺乏，把一篇文质兼美的文章讲得“面目可憎”或者“枯燥肤浅”或者“政治色彩浓重”，让学生感受不到文章应有的审美特征。

第二：一些语文教师缺少应有的激情，整个课堂不能唤醒学生的热情，课堂只是支离破碎的知识点，却感受不到文本（主要指文学文本）丰富的情感魅力。

北师大学者王富仁先生在《当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依据》中谈到发展教育的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方面是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有来自社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要求以“人的健全、和谐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来开展全部教育活动”。

北大钱理群先生在其专著《语文教育门外谈》中指出：蔡元培等先驱者在20世纪进行最初的教育改革，为中国的现代教育提出总体的战略目标的时候，就同时考虑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倡“实利主义之教育”，一方面又提出破除“极端之国民教育”和“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以为这是中外教育中的“两弊”，因此而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世界观教育与美育教育，并且以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

但现在却出现“现代性的逻辑”渗透于整个教育，就形成了一些列的教育理念，如重实用知识，轻普遍知识；重科技，轻人文；强调理性，压抑非理性；强调知识的积累，压抑知识的创新；强调职业技能的训练，压抑心灵、智慧、能力的开发；鼓励思维与行为的趋同，压抑逆向的（批判性）、发散性的思维；强调被动的接受性的教育，压抑主动的创造性的教育······根据教育专家介绍，长期以来在我们教育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以知识量的多少与部分抽象逻辑智力高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智力观”与相应的教育评价标准（《脑科学与儿童智力发展报告》）；培养的人才“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以后在社会上就是上级、长官）的意图、要；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一切规章（规定、社会规范）。”

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的人，“人格缺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力、情感力与想像力，不过是能干的奴隶与有用的工具。因此，“有知识无智慧，有目标无信仰，有规范无道德，有欲望无思想”的畸形人才--人的异化。

因此王富仁先生指出：

今天的语文教学改革“应当回到人与语文的关系中来思考，回到语文教学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作用中来思考。”“它不是否认语文的工具性，而是要吧这个工具交到能自由使用它并为人的精神发展服务的‘人’的手里”（《当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历史依据》）应该思考“语文与人”、“语文与文化”、“语文与精神”、“语文与社会”等问题。

这是“大语文观”的概念。近年来，很多大学教授学者深切呼吁“语文课程改革”，其实质就是在探究语文课程的内涵和目的。

由于语文教材“文选”的性质，因此要想达到“立人”的教学目的，我们必须重视文本教材，在教学中通过对不同类型选文的处理，达到语文课程的目标。

名家名篇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拥有丰富的情感和高雅的审美。

（一）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是现代启蒙主义思潮和个性解放思潮，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精神是它的文化思想内涵。回顾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背景，要追溯到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前驱引领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到底是一场思想革命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在北京出版。《新青年》打出两面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五四文化的精髓是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弱小者。五四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而鲁迅就是以文学启蒙大众、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前驱和新文学的开拓者。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 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酥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周作人在这里指出人道主义的内涵，仍是民主启蒙主义思想，如不遵循这一思想，便会成为新的霸权主义、专制主义。警惕“德育教育”的虚伪性和愚民性。不要给很多作品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不是觉悟高低的问题，而是对人文性内涵的正确理解与把握与否的问题。

鲁迅作为新文学的开拓者，现代文学巨人，他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想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徐麟的《首在立人》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个性自觉的观点，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存在最终的承载基础，都只能是个体人格，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都取决于它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素质及其量的积累。”

（二）寻找精神家园的生命历程

1.“人文”精神的内涵

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作为特有的概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则古已有之。中国文化作为人文型的文化，有丰富的人文精神的蕴涵。人文这个概念，见于《周易贲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的本义是纹理，后引申为文明、文化；“文”释教化。“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是“化成天下”的学问。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著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一种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它作为道德的基础，应该具有超越层面的和终极关怀的性质。中国人文精神的宗旨，是对于生命的关怀。儒学的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和笃行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体现，其宗旨是对于生命的关怀 。

2.倾听心灵的声音--“发现生命”的情感体验（中国文化的生命精神）

赫黑塞，德国小说家、诗人，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热爱自然的心声》中写道：

我要写一部大杰作，告诉今日的人类，伟大而沉默的大自然之生命，并且希望他们能爱它，要人们倾听大地心脏的鼓动声，参与浑然一体的生命。在自己微不足道的命运抗争中，我们本身不是神，也并非自己所创造，而是大地和宇宙浑然之物的一部分。

与《观潮》、《桂林山水》、《迷人的张家界》等纯写景、说明类文本类型不同，老舍《趵突泉》中对“大自然生生不息”的敬畏，巴金《鸟的天堂》对“大榕树”寄托的生命激情，宗璞《黄河魂》中寄予的对生命精神的赞叹，郭峰《松坊溪的冬天》对生命世界的追寻······，应该在这类文本教学中，通过品读感悟，让学生体会到生命文化的教育。

3.作家的生命体验

日本美学家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指出：一切文艺，都是作家苦闷的象征（文学作品主题的隐晦即“象征”）。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文学作品永恒的表现主题。瑞典心理学家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认为：“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是互相矛盾的各种自然倾向的综合。一方面，他是一个有个人生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为非个人的、创造性的过程。”又说：“单个的人的祸福已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人类的存在。这就是每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显出客观性和非个人化性质，但同时有深深地打动我们每一个，打动所有人的原因。” 这都说明了文学作品是建立在抒发人类情感基础之上的事实，并非仅仅是作家私人情感的简单宣泄，当同时它（文学作品）又必将深深打上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实践的烙印。尤其对生于上世纪前叶的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命运有着深切的感悟，对人类和民族的生存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历程，有着多愁善感的气质禀性，有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他们个人生命旅程中的点滴情感积淀，无疑成为创作中巨大的精神财富，并将之融入到对人类及民族命运的深刻观照中，并因此形成在作品中发掘生命意识的独特角度。

奥地利著名病理学专家弗洛伊德说：

一件艺术品······，它可以追踪到精神生活中的那些纠结，我们将这种纠结称为情结。(《创作家与白日梦》)

同时，由于文学自身的特点，这种主题又要表现的隐晦、含蓄、曲折和复杂。它需要我们在阅读当中细细品味，耐心咂摸，品词、品句，挖掘出在文字背后的思想与情感内涵。作家在文本中不是要解决问题，而只是提出问题，表现自己在这一事物（人物）上寄托的复杂、深沉的情感，因为思考本身就是美丽的，它唤起的是多重的审美体验。

（三）小语名家名篇文本表现主题与审美风格

余光中提到散文具有五项“功能”：情、理、意、事、景。一篇散文往往兼具几种功能。

1．抒情，也称抒情文，高明的抒情往往寄托在叙事、写景之上，显得自然。如巴金《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等。

2．说理，也称议论文，但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在说理之余还有感情、感性，也讲究声调、比喻、文采。如：秦牧《仙人掌》笔端常带情感，理直气壮。

3．表意，既不刻意抒情，也不着力说理，而是把握情理之间那一份情趣或理趣。表意散文展示的是观察与活泼的想象，是健全的心灵发乎天然的好奇。小语所选文章，大都是这一类表意散文。如：老舍《养花》、《猫》、《林海》、《草原》；许地山《落花生》；叶圣陶《爬山虎的脚》；冯骥才《珍珠鸟》、《挑山工》。表达对生活的诗意感受。

4．叙事，又称叙事文，需要记忆力、观察力，加上反省和想象。肖复兴《那片绿绿的爬山虎》，苏叔阳《理想的风筝》，许地山《落花生》。

5．写景，即场面描写，自然风景，动静结合。萧红《火烧云》《我和祖父的园子》（选自萧红自序传抒情体长篇小说，因为语言的诗化和散文化，也可看成是散文）。

一般散文都是几者兼具。如：老舍《趵突泉》（叙事兼抒情）；《猫》、《养花》、《林海》、《草原》（叙事兼抒情、表意）等。巴金《海上日出》、《繁星》、《鸟的天堂》（写景兼抒情，情景交融）。许地山《落花生》（叙事、说理、表意、抒情）。冯骥才《珍珠鸟》、《挑山工》（叙事、表意）峻青《海滨仲夏夜》（写景、抒情、表意）。

第二节　名家名篇文本对教师教学的要求

教师在备课过程中首先要研读具体作家生平和创作，要了解文本作家自身的文化思想背景、生命情感体验、审美创作追求等。授课时教师可讲，亦可不讲，但自己要明白，并且可向学生渗透。

（一）研读文本，体会作者审美情感，领会作家创作“意图”。

如：《松坊溪的冬天》和《山中访友》不同于实用文（如《观潮》、《迷人的张家界》、《桂林山水》等），两篇文本都属于“山水文化散文”，作者都是诗人兼散文家。他们灵动飞扬、气韵生动的文笔蕴藏着天地生灵、宇宙生命的气息。

《松坊溪的冬天》的作者郭峰先生以诗情画意的笔触写了一个“寻找美、发现美”、“寻找生命、发现生命”的心灵历程，在对大自然的色彩、形态的变化和寻找真正生命足迹的过程中，在告诉人们，在与大自然生命的对话中，拥有一颗感受生命、丰富人生的艺术心灵，这样的人生才是诗意人生。

《山中访友》的作者李汉荣先生近年来以一系列“自然生命文化”散文享誉文坛。他善于在文中以大自然观照世俗人生，在对大自然的“历史”、“永恒”的生命活力赞美中，照见世俗社会的凡庸，在渴望大自然的厚重、永恒中，净化世俗灵魂，回归生命的本真。

（二）联系文本作者时代文化背景，领会文本思想“深度”。

如：节选自鲁迅小说《故乡》片段的《少年闰土》，其中重点段落为“海边西瓜地少年英雄闰土”的形象刻画，以及“我”对闰土自由自然生命状态的赞美。联系鲁迅生平及创作追求，鲁迅一生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探讨，他渴望一个理想的“人国”--即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成员间是平等和谐的。而“故乡”、“闰土”却象征了作家失落的“梦想”。

闰土形象选自《故乡》，里面有两个故事--“闰土的故事”和“我的故事”、“过去的梦想”和“现实的严酷”。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两个故事互为明暗。文中“少年闰土”和“成年闰土”形象有鲜明对比：

少年闰土的形象：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成年闰土的形象：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少年闰土从自然健康的生命变成病态奴役的外表和内心，体现出封建文化“吃人”本质。“海边西瓜地里小英雄--少年闰土的形象”代表了作家的一个“梦”--关关于童年、关于故乡的梦。“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让作者先前以为“清晰”的记忆变得“朦胧”与“模糊”。

《少年闰土》虽然是“选文”，又是小学语文读本，但要更深入、准确地把握文本内涵，还需要了解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和文化追求。

老舍先生的《趵突泉》，原文名为《趵突泉的欣赏》，1042字；教材选文420字，不及原文一半。如果联系作家写作此文时的心理背景，以及参阅相关文章--如《济南的冬天》、《吊济南》等，可以知道老舍先生创作这篇散文的目的是试图唤醒国人对“自然生命”的认识，希望国人能通过对“趵突泉”自然伟大生命活力的感受，重振国民精神，焕发民族意志，提高国民素质。作者“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体现的是他“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文化主题。

此外，老舍在《猫》中表达对“率真”、“率性”、“个性”等生命力的赞美；许地山《落花生》对“丰富”、“厚重”、“含蓄”、“内敛”的人品、人格精神的赞美等，这些都需要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挖掘出文本的深刻内涵，体现名家名篇的思想高度。

（三）联系文本作者生命情感体验抓住文本情感“线索”。

小学语文教材节选了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自传抒情散文体小说《呼兰河传》的章节，编成《火烧云》、《我和祖父的园子》两篇课文。解读这两篇文本要深入体会作家在文中“形象”上寄托的情感。

文本有着独特的“童年视角”；萧红童年经历的不幸使这个“呼兰河畔孤独的女儿”，对祖父给予的“温暖与爱”“怀着永远的憧憬与追求”。“火烧云”意象体现出强烈生活气息，是光与色，动与静的完美体现。这童年的幻梦，呈现出儿童敏感、孤独、细腻心理。《我和祖父的园子》，作者对“园子”里“蚂蚱、蜻蜓、蝴蝶”和“倭瓜、玉米、黄瓜”等形象上，又体现了对“自由自在”、“热烈生命”的向往和追寻。?茅盾先生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序》）

萧红在文中最后写道：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马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萧红说：“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家的情感熟悉起来，甚至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童年生活的不幸，萧红对童年的经历充满最感性的观察视角和体悟。萧红用稚拙、稚气的语言，在童年和“现在”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城与人，老人与孩子，过去与现在”的童年话语故事。”语言的背后有的着地老天荒的永恒，有的是人生不再、人的生命永劫轮回的伤痛感和焦虑感。这是一颗孤独寂寞的灵魂怀着浓重的乡情与现代忧患意识唱给童年故乡的生命咏叹调。在童年话语背后潜伏着理性的声音，这是处于战争炮火和流亡途中的作家对现实忧患的心灵折射，也是作家顽强的生命意志生命体验的显现。

叶圣陶先生作为“躬行君子”、“慈祥长者”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德”的力量。他强调作品语文的“写话”与“简洁”特色。《爬山虎的脚》是当时那个时代“脚踏实地”的生命精神的写照，也是人格精神的象征。

许地山《落花生》课后思考题：“读读父亲的话，想想他认为花生最可贵的是什么。父亲为什么把花生和桃子、石榴、苹果对比。”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否定桃子、石榴、苹果的“价值”，但更突出的是一个生命在孕育、成长的过程中，它应该采取的“态度”。在它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有用的生命的时候，它始终不张扬、显示自己；而到成熟时候才施展出自己的“才华”。因此，不事张扬，深沉、含蓄，藏而不露，低姿态，不愿引起别人的注目，赚取别人艳羡的目光，显得高高在上（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而是对别人有好处，这样的为人姿态、做人道理才是最可宝贵的。而桃、石榴、苹果固然外表美，对人类也有用，但由于为“人”行“事”的高调，高不可攀和“粉饰自己”，终逊花生一筹。因此作者父亲将二者进行对比描写，是为了说明人生的价值取向：是做一个内涵丰富、非到成熟而深藏不露的人，还是做一个伟大、体面的人，给别人以威压的人，这是很值得思考和回味的。作者父亲是“有感而发”，隐含着深刻的哲理内涵。这些话深深地影响着许地山一生的言行，他做人就像落花生一样默默进取，承担民族、时代的苦难，从不夸夸其谈。

此外史铁生《秋天的怀念》中渗透的生命中的“苦难意识”，是他感同身受的“生命感悟”。语文教学要以浓浓的情感感染学生，让学生沉浸在“有韵味”的“文化语境”中，只有升华了情感，才能提升思想境界。

对一篇文本的充分感悟和解读应该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应该充分挖掘文本背后的文化空间。所谓“文化空间”，指的就是在感悟、领会文本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文本传达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开拓出较为开阔的认知领域，让学生获得对“文学”、“文化”的多重感悟能力，提高他们对文本的阐释和鉴赏能力。正像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的：“教是为了不教”。当然这对一个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不仅要练好“内功”--多读书，对文本有着独到、精当的把握，而且要“整合”多重教学资源。在这方面特级教师窦桂梅老师做的很好，总结的也很到位。

窦桂梅老师以主题教学模式设计的课程如：《再见了，亲人》、《圆明园的毁灭》、《晏子使楚》、《落叶》、《黄河象》、《秋天的怀念》等篇目确立了诸如“亲人”、“毁灭‘“尊严”、“落叶”等教学主题。“主题教学”优点是避免了把一篇课文讲的支离破碎，而且也避免可老师将授课内容仅仅变成师生双方关照的“对象”，而失去了与文本进行心灵对话和情感升华的契机，从而失去的是语文的特征。

名家名篇在教学时，最重要的教学手段是挖掘“语言”、“形象”，感受文字、语言的魅力，感受艺术画面和形象的魅力，从而感受文本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内涵。

之所以要对语言有所如此敬畏，使因为名家名篇与实用文（即文学文本与文章文本）相比，最大的不同体现在语言。要对“语言”背后的文化信息、情感蕴含有深刻把握，从而准确确定教学重点与难点。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朱光潜在《咬文嚼字》一文中指出：

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达思想和感情；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

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无论阅读或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

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文中写道：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 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

语言具有四性：语言的内容性，语言的的文化性，语言的暗示性， 语言的流动性。

王蒙在《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中说：

世界上由许多事物是通过语言的描绘以后才给人一种美感。比如我们对月亮的美感，如果离开了从小学的“床前明月光”“明月几时有”“呼作白玉盘““碧海青天夜夜心”“月光如水”这些审美的语言，不会对月亮有这么美好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一种修辞，有了修辞，这文化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上作家、文艺心理学家对文学语言的阐释都说明了文字是文学作品能够达到审美文化高度的唯一载体。

特级教师窦桂梅在《走向高贵的课堂中》文中，对自己执教《丑小鸭》一课谈了备课思路和体会，说明执教本文就是要注重“读出童话语言的味道”，“引导学生发现安徒生童话语言本身的密码，导读《丑小鸭》原译文，体会安徒生语言的诗意、幽默、丰富和含蓄等特点”；在“读出童话背后的味道”时，“将《丑小鸭》原译文中的部分语言与《我生命的童话故事》中的部分语言对照，发现语言背后的密码。”

窦老师将《丑小鸭》主题定为“高贵”，并对“高贵“作了富有诗意、含蓄、丰富的解读--苦难中追求梦想，幸福中怀有谦卑；并“对这14个字中的每一个语词，如‘苦难’、‘梦想’等，都是通过对小鸭不同阶段的解读，结合相关文本的逐一呈现，最后串联起构成这句话，‘高贵’这棵巨树由此巍然屹立。”

最后，窦老师对自己如此化费心思从童话语言、文化主题等解读文本作了注脚式说明：

也许有人会说，课，有必要这么复杂吗？备课有必要这么细化吗？但我们务必要认真想一想，我们面对的是一篇什么样的文本！我们害怕亵渎了经典，我们宁可花这么大的功夫，来尽可能距离经典和大师近些，再近些。　　名家名篇以其“深刻的思想、高雅的审美、丰富的情感、华美的文采”让我们感受到“真”、“善”、“美”，它是我们终生享用的文化资源。

以上内容是在新课程背景和新课标要求下，结合小学语文教学目标，学生学习理论，结合单元教学目标，分析文学文本需要达成的教学目标。尤其在语文课程资源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将名家名篇教学和“大语文观”（即明确“语文与人”“语文与社会”、“语文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教学目标联系在一起，更是应该引起从事语文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的特别重视。

加强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育，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下一代灵魂，继续完成文化先驱者“文化启蒙”的未尽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