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张居正

　　在中国历史上，宰相(或丞相)是辅佐君王、统驭群臣的最高行政长官，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仪。宰相之职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此后虽然出现许多变易，但总体上相沿不绝，成为皇权政体的一大特色。明朝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制，独揽大权于一身，但是，这样一来无疑增加了皇帝处理政务的负担。鉴于此，明初又有所谓内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和助手。大学士又叫“辅臣”，为首者称为“首辅”。后来，大学士权力日隆，成为事实上的宰相。翻检史书，身为宰相之人数以百计，但有作为的名相却寥若晨星。本文所言之万历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堪称彪炳千秋的一代名相。

　　

　　拜相入阁　力行改革

　　

　　张居正是明朝人，原籍湖广江陵(今属湖北)，字叔大，号太岳，人称张江陵。据传，张居正出生时，曾祖父梦见一只白龟从水瓮里浮出，遂给他取名“白圭”，希望他日后能够出人头地。张居正少小便显露神奇之才，5岁发蒙，7岁通晓儒家经典，12岁考取秀才，16岁考取举人。23岁考取进士，可谓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在考取秀才之际，荆州知府李某被这位翩翩少年所吸引，主动为他改名为居正。时任湖广巡抚的顾某也对张居正格外器重，称赞其为“将相之才”。张居正果然不负众望，最终拜相入阁，力行改革，成就了一番宏大的事业。

　　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君权与相权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君权处于强势时，相权必然逊色；反之，当君权孱弱时，相权得以伸张。应该说，历史为张居正的千秋功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因为，通过权力斗争获得首辅之位的张居正，要辅佐的是一个小孩子――当时的明神宗朱翊钧才十来岁。在这种情形之下，颇有摄政王之权威的张居正便可以排除重重阻碍，大力实施政纲，打造“万历新政”，使万历朝成为明代最富活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他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企图革除官场陋习，提高行政效率。粗略而言，所谓考成之法，实际上是建立一套监督机制：以内阁督查六科，以六科督查六部、都察院，以六部、都察院督查巡抚、巡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处理公文必须按月按年进行稽查，以求落到实处，杜绝弄虚作假。与此同时，张居正强调官员的选拔以办事能力为主，不拘于小节；任用一人，要给他实权，使之权责合一：官员切忌频繁调动，必须久任。此外，还有所谓随事考成、探访告诫等，就是要求公务应限期完成，不得拖沓：公文务必详实，不得虚委，否则严惩不贷。值得注意的是，张居正将考成之法与经济问题直接挂钩，强调惩治腐败以足民、清理逋欠(拖欠赋税)以足国。由于张居正大刀阔斧、切实讲求，因此考成之法取得了实效，朝廷吏治为之振刷。

　　当然，张居正改革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经济改革。万历初年，国库亏空，财政吃紧，抱定富国强兵之理想的张居正自然将经济问题列为改革的重心。当时，国家财政依赖田赋，但土地兼并严重，造成田赋征收困难重重。为此，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重新编定鱼鳞图册，使国家掌控的承担税粮的土地面积明显增加。

　　经济改革的最大成就当推“一条鞭法”的实施。简言之，中国古代的赋役包括赋税和徭役，赋税以交纳实物(如粮食、布帛)为主，徭役又叫力役，是国家对百姓的强制性征发。一条鞭法的特异之处在于它将赋税和徭役归并，以货币(银两)折纳，在中国财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取消力役，改由政府雇人应役，也标志着传统时代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

　　身为首辅，张居正主政期间可圈可点之事还包括任用戚继光等名将驻守边关，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等等，在此不一一细述。

　　

　　祸福相倚　死后悲戚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厄运便接踵而至。从前的政坛宿敌群起而攻之，长大成人、亲历亲为的神宗一改过去对张居正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傀儡形象，像“张先生”那样雷厉风行地扫除张居正的淫威和留下的印记，动作之猛、手段之辣、惩处之重，无不令人咋舌。他下令严惩张居正的亲信游七等人，重新起用被张居正罢黜的官员，剥夺张居正死时的封谥(谥号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将张居正的儿子张简修等革职为民。最后干脆下令查抄张家财产，导致张家家破人亡的惨剧(八旬老母流离失所，长子悲愤自缢，亲属发配充军，因封门而饿死者十余人)，只剩下没有开棺戮尸了。青年神宗的这些作为以及他在谕令中痛骂张居正的激烈言辞，与先前那个与“张先生”情深意长、毕恭毕敬的少年神宗，简直判若两人!张居正九泉有知，该作何想?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皇权政治之翻云覆雨、吉凶难卜，于此可见一斑。

　　与其说张居正败于政敌之鼓噪，不如说张居正败于神宗心态之转变。那些政敌扳不倒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在世之时，就已多次遇到臣僚的弹劾，但都被神宗一一挡回，每一次都以安抚“先生”、惩治弹劾者而化解。张居正死后，弹劾之声再起，如果神宗抵挡，依然于“先生”无损。只是时过境迁，这些弹劾的奏章正中神宗下怀，为他消解“首辅”的影响、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提供了借口。成也神宗败也神宗

　　还是回到张居正与神宗的关系上。朱翊钧出生之时，他的两位兄长已经去世，弟弟翊谬还未出生。当时，身为内阁辅臣的张居正向皇帝呈递《请册立东宫疏》，建议册立朱翊钧为太子，这一建言得到了采纳。从此，张居正的成败便与这位少年登基的小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受先帝之托的顾命大臣，张居正的身份颇有些复杂。面对小皇帝，他是卑微的臣下，涉及军国大计之事至少在名义上必须由神宗以谕令的形式颁布实施。但事实上，许多决策因为皇帝年幼，都是由张居正一手包办、定夺。长达10年辅佐幼主，难免有僭越职权、滥用职权的嫌疑，也难免引起朝廷众臣的猜忌和嫉恨。当时，就有大臣上奏疏，攻击张居正专擅朝政，主张神宗亲政、独揽朝纲。张居正勃然大怒，上书批驳，直言“皇上以一身居于九重之上，视听翼为不能独运，不委之于臣，而谁委耶?先帝临终亲执臣手，以皇上见托。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而谁任耶”。言下之意，这大明江山的运作离不开我张居正，完全没把神宗放在眼里，气焰太盛，过于嚣张。

　　除了礼制上的君臣关系，张居正与神宗之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当时，朝廷有专门为皇帝设置的讲解经史典籍的讲席，称为“经筵”、“日讲”。为了加强自己与小皇帝之间的亲和力，张居正亲自督导，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师”。小皇帝神宗对这位内阁首辅敬畏有加，从

不直呼其名，而是张口一个“先生”、闭口一个“先生”；甚至书写手谕，也称其为“先生”、“元辅”；传旨下奏，只写“谕元辅”。眼见如此，众位大臣也不敢直呼其名，多尊称“元辅”。既然是师生，那么张居正的地位当然在神宗之上，他也常常以“帝师”的身份训导这位特殊的学生，对神宗严加管束，从行为规范到起居细节均不放过。一次，神宗朗读《论语》，将“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立即遭到张居正大声斥责，神宗吓得不敢吱声。另有一次，神宗出疹，张居正告诫须防风寒，另须节制房事。臣子敢对帝王说出这等话，实属罕见。

　　少年神宗虽然贵为帝王，却听命于两人：一是生母慈圣皇太后，二是首辅张居正。甚至慈圣皇太后在管教神宗时，也常常拿张居正吓唬他，“如果让张先生知道了，如何了得?”听命于母后，尚合于情理，但长达10年听命于一个大臣，却逐渐使神宗在内心深处产生了积怨，乃至反感，只是碍于少不更事、难以独撑大局而忍气吞声。一旦羽翼丰满，必然撕破一切的伪装，将心中的压抑宣泄出来。所以，当张居正的政坛宿敌群起而攻之，便给神宗创造了一个出口恶气的机会。客观而论，身处君权政体之中，神宗的帝王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迅速膨胀，对权力的贪婪和独占支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分毫。纵使顾命大臣竭诚尽忠，但按照皇权专制主义的逻辑，仍然是对帝王权威的侵蚀和蔑视。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元辅”、“先生”、“帝师”不过是一时称谓，在皇权面前皆应匍匐在地，绝对听命于帝王，无论这位龙椅上的君主是智是愚、是幼是长。毫不夸张地说，是君主政体让成年后的神宗变得冷酷残暴，让亲政后的神宗异化为权力的狂人，几近变态。

　　当然，有神童之称的张居正也有自知之明，在一篇“乞休”的奏疏中，他写道“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而且袒陈“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这种位极人臣却如履薄冰的内在焦虑，与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外在形象，构成了张居正极为矛盾的生存状态。简言之，他活得并不轻松。在写给湖广巡抚的一封书信中，张居正自叹“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霍光是汉武帝的重臣，武帝死后成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权倾朝野，掌控汉室长达20年，不料身后满门抄斩。宇文护是南北朝时期北周的权臣，专横跋扈，废立君王如同儿戏，结果被自己扶持的皇帝所杀。张居正将自己与霍光、宇文护相提并论，似乎已经预感到身后不保的命运。虽然他聪明过人如此，但却无力回天，难逃大劫。

　　

　　宰相之杰　功大干过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居正本人也有诸多的缺陷和过失。史书称，张居正“偏衷多忌，小器易盈，箝制言官，倚信佞悻。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也。”张居正的办事风格以雷厉风行而著称，是朝廷众臣眼中的铁腕人物，为政十年，树敌无数，打击政敌也往往不择手段，为此后遭人攻伐留下了祸根。且不论著名学者何心隐下狱致死是否与张居正有关，但他取缔全国各地的书院，客观上阻碍了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这里提到“怙宠夺情”，是指贪恋权力，张居正在父亲去世之后，竟然违背人伦和祖制，没有丁忧守制，而是利用神宗的宠信，策划了一出“夺情”的闹剧，以所谓“在官守制”的方式留守京城，紧紧握住权柄不放。此举激起众多臣僚的反对，纷纷上疏弹劾，结果有5位弹劾者遭到廷杖之刑。不过，张居正最终也因不孝之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最根本的祸根还在于张居正威权震主，导致一生的功业毁于一旦。

　　历史是公正的。对于明朝江山社稷而言，张居正毕竟是功大于过。神宗之后，熹宗重新恢复张居正的名誉，给予祭葬礼仪。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又恢复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不论张居正生前如何显贵、死后如何悲凉，时人一句“宰相之杰”(李贽语)的评判已足令九泉之下的张居正感到慰藉。

　　

　　(责任编辑　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