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现状.
前不久，有记者到小岗村采访，村民对记者说：“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记者看到，还有一些农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里，冰箱、彩电等生活用品在农舍里难得一见。为庆祝改革开放20周年而修建的友谊大道、小学校舍、村委会办公楼以及开通的程控电话等，都是政府和社会赞助出资兴建的，没有一项是小岗村人自筹资金建起的。
面对记者，54岁的原村主任严宏昌说：“小岗村的现状很难令人满意。”严是当年大包干的发起人，据他介绍，小岗村现在年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有3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60%的村民负有外债。
1998年小岗村材料上的人均收入是2600元，而村民给记者算了一笔帐，实实在在地道出了自己一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以村里种粮大户严美昌家为例，其家6口人，收入全靠种粮。去年收稻谷1万公斤、麦子4000公斤、花生1000公斤、黄豆500公斤，按稻谷每公斤价格1.2元、麦子1元、花生3元、黄豆2.6元计算，全家收入20300元，扣去种子、肥料、农药、机耕等成本费用9764元，以及农民负担1900元， 共得8636元，人均收入1400元。严美昌一家的生产水平在小岗村属于中等偏上，村里年人均收入超过严美昌家的没有几户。
农民严富昌有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几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知祸不单行，今年他妻子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生，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着。
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仔细算了算。他说，他家种25亩地，过去年成好，可以打二万斤稻谷。他有两个儿女，大女儿21岁，上中专，二儿子19岁，上高中，供两个孩子上学，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可今年，粮食减产，只收一万斤稻谷。不说别的，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有一组对比数字能说明小岗村的滞后：当小岗村人目前依然把依靠土地进行粮食生产作为其主要收益时，在南街村，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11000多人里面，只有一支70人的农业队伍从事1000亩耕地的农场生产；而在大寨村，2004年农业的直接收入仅占到该村总收入的2%。
还有一组数字令小岗村人更加感到汗颜：2002年，大寨村经济总收入就突破1个亿，农民人均收入达到4000元；而今，南街村在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了年产值14个亿的奇迹；而到2003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只有2100元，离“小康”标准相距甚远。
资料来源：《改革内参》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