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贫富"不能带来社会和谐的探讨

“均贫富”不能带来社会和谐 (2011-07-29 08: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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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此文被新浪无端删除，再发】

贫富之差是人世间的基本常态，世俗政治永不能将其彻底消灭。消除贫富之差距也只是一种政治姿态，很难在现实层面上找到有效的操作性。邓小平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最终走共同富裕之路。邓公把第一步画出了时间表，第二步只是描述了一种理想，表达了一种愿望，显示了一种智慧。胡锦涛在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讲： “中国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句“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也只是说明 “共同富裕类似一种共产主义理想，太遥远的东西在当下是没有意义的。政治家不在当下进行 “均贫富” 说明了一种科学的务实政治，前提来自一种对贫富形成条件的客观判断，也是对于各种客观条件的认知和尊重。

邓小平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确实是一种政治智慧，尽管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中有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寻租问题，但是，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形态。因为人类以来，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存在贫富差距，并且越是明显的贫富差距越来自于一种社会自由和法制保障。反之，越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年代，表面上看来贫富差距缩小，而实际上来自一种被剥夺了个人财产和基本权利的专制统治。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生态， “均贫富” 的社会是一种人为规划。虽然贫富差距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主张，但是要让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必需承担的代价，因为人为规划的平等来自一种强制性权力。人们不应该动不动就寄希望于这种权力，波普尔告诫说，这种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危险，如果我们放松自己的戒备，总是想通过干预主义的规划赋予国家以更多权力来增加公平时，不仅不能增进公平，还会使我们丧失自由，最后包括规划在内的一切良好愿望也就丧失了。波普尔所说的这种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只能时刻警惕它的膨胀，而不能一厢情愿地寄希望它来消除贫富差距而实现所谓的公平。

造成贫富差距的诸多因素主要在于个人能力、努力、技艺、机会、天赋等，也包括政策设置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然也包括大量的寻租行为。正是由于生物的多样性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能力的人组成了一个互补的生态社会。人群社会的和谐构成是饶有意味的，因为造物主没有把每个人的身高、体力、相貌、能力、智慧、愿望都设计成一个标准，也就是在自然之道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已体现了一种原始公平。正是这种差距造成了每个人的起点不同、路径不同、努力程度不同，加上机会的不同，造成了贫富的巨大差别。如亚当·斯密所言，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犹如参加一项竞赛，在相同的规则中，每个参赛的人因为体力、技艺、知识等方面的差别，造成最后结果的重大差别。可谓参赛者众多，优胜者寡，而冠军只能一人独享。作为裁判只能制定出大家一致认可的规则，在比赛过程中惩罚破坏规则者，也就是维护好比赛秩序，而不能把每人获得的比赛结果进行平均分配来以示公平。这里最大的公平显然是一种规则之下每个人参赛权利和参赛机会的公平，如果以获奖结果的再分配来以示公平恰恰是在扭曲公平。之所以当代竞技体育令人着迷，其中的乐趣在于让人看到一种显而易见的公平竞争，在相同的起跑线，在同一规则之下，我跑不过刘翔，便真心实意地为其鼓掌，也心悦诚服地承认失败。在此情况下，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裁判能在公平的名义下平均分配获奖的结果。

人的差别不仅来自一种多样性的自然秩序，差别还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法制下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推动着社会进步，没有差距的社会也一定是停止不前

的。由于个人财富得到法制保障，财富才得以继续创造财富和二次分配，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的巨额财富才能成为一种推进文明进程的巨大能量。如果这些财富是过于平均分散的，就无法构成一种能量，甚至无法出现跨国公司、铁路和航天。根据热力学的基本规律，如果能量过于分散或在宇宙的平均分布，那么就不会有日月星辰和风雨雷电，宇宙就会死亡。在人类社会，如果不能正视贫富差别的基本正当性，就不会有人竭尽全力去创造财富，每个人都会等待着平均参与他人的财富分配。这样的人类社会不仅无法进步，也会在创造的平均消散中死去。这样的社会其实殷鉴不远，当一个社会到处高举着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镰刀时，到最后，一个社会连举镰刀的力气也就没有了，甚至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举手的权利。

为什么在一定的形势下，在一定的区域内，缩小贫富差距的提法能够深入人心，并得到相当的拥护？正因如此，才恰恰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提法只不过是历代农民军 “均贫富” 的现代翻版，它本身极具道德的蛊惑性，具有广泛的人性之恶的基础。人的原始欲望中都具有不劳而获的掠夺性，如果不是秩序的约束，每个人都有作强盗的可能。正是这样的人性基础，每一个造反争夺天下者都要打出 “均贫富” 的旗号，然后每一个参与者、跟随着、拥护者开始梦想自己通过暴力掠夺可以拥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历代的一些政治流氓之所以能够造反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让人们相信了他要 “均贫富” 的革命承诺，恰恰是在利用了人性之中的弱点。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之中，总会有光鲜的成功者，还有一定的中间阶层，也有大量的底层结构，造成这种阶层分化的原因除了个人的条件和努力之外，还有重要的因素，就是运气。当一个人由于种种原因落入社会底层之后很少去分析其主要原因，对于结果的不公总是有一种一朝颠倒过来的梦想，一旦有这样的口号点燃，则很容易被燃烧起来。像张宗昌起家之时野心勃勃写下的打油诗： “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小来下头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头小来上头粗。 ” 这就是中国人在传统戏曲中久唱不衰的金榜题名、绣球打中、一夜登天的精神魅力，也使得多娇的江山引无数流氓竞折腰而争夺不止。但是拥护者只顾眼前的兴奋而从不去考虑今天你能从他人手里掠来财富，明天，你手里的财富也会被随便征用，甚至你的生命会随时成为暴力的工具。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从洪秀全到现代革命，凡是兴高采烈的参与者无一不是想从中得到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结果被少数的暴力集团利用了其暴力力量，最后又将之逐渐消灭。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凡越是鼓吹 “均贫富” 或 “等贵贱” 口号的越是反对民主与平等，越是消灭权利和自由，越是建立森严的等级社会。平等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平等不仅是一种理想，还是自由的兄弟。人们常说的自由平等，平等与自由总是如影随形。但是，平等紧随在自由的后面随时可以影响或消灭自由。与平等比起来，自由是首要价值，没有自由的平等会是一种伪平等。没有自由的权利自然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但是鼓吹平等者则很少有尊奉自由的，反而以各种暴力手段剿灭自由，使人们生活在一种没有了自由的平等之中。如果这种平等是人们的追求，我想没有谁愿意去享受集中营里的平等和 “均贫富” 。应该说，在人类所有的环境中，集中营里最能接近一种人人平等，也最接近一种无差别的贫富，只是这种平等和 “均贫富” 首先是以失掉自由为条件的。在极权主义社会，也都是高扬着平等的旗帜，吹奏着 “均贫富” 的口号，然后制造成一座座人间地狱。这种 “均贫富” 、“等贵贱” 的旗帜只会涂抹自身的道德油彩，会在一种道德合法性的名义下随便剥夺他人的财富和自由。以此实行平等天下的还会蔑视人的权利和生命，会让一切权利和生命服从这种口号的虚假神圣性。不证自明的是，历代以来，凡是暴力造反者和革命野心家无一不是在起家和穷途末

路之时使用这一伎俩，江青在身陷囹圄之时还不忘高喊： “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或一座城市不去着力改进规则、保障秩序、扩大自由，而专注于在结果分配上做文章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在此，并不是漠视贫困者的生存权利或提倡两极分化，而是主张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公平来促进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不能让政府来过多介入结果性分配。尼斯比特说： “最为糟糕的是，政府被假称为道德之师、美德之使和精神之母。” 当这种主导结果平等的合法性一旦张扬起来，会导致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不仅违背了有限政府的基本理念，还会剥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权利。为了显示“均贫富” 之后的平等生活，即使唱歌这种自由的个人生活也会被集中起来服从一种旋律、瞄往一个方向，城市和服装也会涂成一种颜色，在一种被运动起来的群众情绪中砸烂法制秩序，然后统一在一种人治的号召之下。二十世纪的一系列人类灾难恰恰是在这种鼓动下酿成的，令人遗憾的是被灾难吞噬者当初怀抱了多么狂热的理想，表现了令人震惊的意志，表达了至死不渝的信仰，最后慷慨激昂地走入了用崇高编织的邪恶。

造成我国城乡差别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贫富差距的原因则有着诸多因素。如果要真心消除城乡差别也用不着以发动群众的方式，或者进行战斗宣言，只需抛弃对农村的歧视性法规和政策即可，只要国家不再明目张胆盘剥农民利益，其他人谁还敢？如果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只在分配中消除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则是不现实的，如果进行强制性的劫富济贫，可能要消灭了富，但并不能解决贫。在这方面，我们的理想初年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已经证明，在那个消灭了富人的年代，穷人还是更穷。而在全部改变了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的今天，恰恰是一个个富人诞生了的年代。所以说，穷人之穷并不是富人造成的，富人之富也并不是剥削穷人的结果。如果消除必要的贫困，除了给每一个人提供相同的权利和机会之外，更要扩大社会阶层和民间组织，它们在消除这种差距方面比政府更有效。如果让政治家利用起来大做文章，其结果不仅消灭不了差距，还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里并不是说对于贫富距离的拉大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而是说政府的责任只应在保证公平的起点和权利方面，而不应把结果的分配集中起来。因为政府本身的自利性，如果集中更多的分配权力会造成新的更大的不公平，引发更多的社会冲突。现实中，只要政府插手最少的分配领域往往是矛盾最少的，插手最多的地方也是矛盾最突出的。比如对于高考资源的分配，保障性住房领域的分配等。

目前社会矛盾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贫富悬殊，其问题是被转移的。人们也并不仇恨财富的合法拥有者，而是痛恨那些靠掠夺公共资源或进行权力寻租、利用权力侵吞国家或他人财富的人。社会冲突实质上并不是贫富之间的，而是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 是私权利得不到保护，而公权力又肆无忌惮造成的。这样的社会，如果让公权力再扩大、膨胀，然后拥有结果分配的强大职能，造成的更多、更大冲突则是难以想象的。近期郭美美事件所暴露出的社会情绪显然并不是人们嫉妒郭美美之富，而是她炫的并不是自己合法拥有之富。为什么人们对更加富有的李宇春等明星还报以欣赏？因为他们没有占用公共资源，其财富来自于自己的天赋、机会和努力。所以说，贫富问题的真正矛盾在于拥有财富的方式和手段，在于是否给每个人提供了同样的机会，也就是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的权利。如果前提是公平的，尽管结果差异很大，也意味着公平。

一般来说，打出 “均贫富” 的旗帜是王朝末年的乱象，因为用它可以颠覆王朝、鼓动群众。王朝末年由于问题丛生，人们只知脚疼，大都不知病因在头上，一遇颠覆性的承诺，会很快应者云集，人们似乎可以在一夜之间享有公正，或让命运重新洗牌。哈耶克发现，所谓 “社会正义” 其实是一种幻象，虽然听起来颇具吸引力，但其内容空洞，极易被野心家所利用，如果把 “社会主义” 的实现寄托在政府身上， “社会主义” 的主张很快就会成为一种虚假的理想，而且任何一种力图切实实现它的努力，都极易酿成一场恶梦。可惜的是，消除贫富差别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主义”，其中的号召魅力已经征服了人们的善意想象，当今天引吭高歌之时，已经忘记了昨天深陷的历史灾难。当然，社会中的确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并不完全是自然秩序和市场本身造成的，更多的是一种秩序的破坏和政府权力的越界。如何消除这些不平等，并不是需要公权力伸出更多的手去介入，而是需要把权力之手从资源的分配领域撤走，然后让不断壮大的社会自身去进行调节，会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的和谐结果。鉴于自然理性永远高于人为理性，敬畏自然秩序和社会的自洽规律要远远比主张缩小贫富差别更有益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幸福生活。

2011年7月23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