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的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

作者：李济广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4年12期

　　中图分类号：B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4)04-0048-05

　　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揭示了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生态问题的根源即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真正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态的破坏作用，把公有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佳制度基础，才能更好地解决生态问题，发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指导作用。

　　一、私有制与生态破坏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破坏生态的必然性

　　资本家对利润/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必然支配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生态的关系。同时，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也是融为一体的。

　　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中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是社会产品占有，“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1]565，其实质是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现代化大生产要求商品生产与生态生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与私人经营，却与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占有的第一个特点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剩余价值赖以产生的资源和环境则是有限的。首先，无止境地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生产盲目扩大，消耗过多的资源和环境；进而，对剩余价值的过度追求导致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不匹配，造成产能和产品的过剩乃至经济危机，这是对资源环境的无谓浪费和破坏。其次，获得大量剩余价值的剥削阶级奢侈浪费，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压力。最后，资产者通过推销宣传、过度包装、消费信贷来刺激非正常消费，进一步浪费资源和增加污染。概言之，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393。由此看来，那些赞扬私人资本经济动力足而看不到这种动力更大弊病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第二个特点是剩余价值为个人所占有，而环境治理成本则是社会的。自然环境往往是“无主”的公共财产，在市场中通常是不付代价就可以自由利用的生态财富。虽然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一定生态成本增加的商品福利=一定生态成本减少的生态福利”，但这是整体社会商品经济生态制约下最佳发展速度的均衡条件，而新产生的商品福利归个别企业所获得，消耗减少的生态福利却由社会来付出，因而在单纯的市场中，追求剩余价值的企业无须关注自己生产所破坏的环境。由此看来，那种片面推崇企业经营利润最大化的理论，是非常不科学的。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第三个特点是利润的获得为当下的，而社会对生产要素资源的需要则是长远的。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和可转移性，即使是农业生产，单个企业为了当前的利润，也会不惜大量透支资源，不去关心整个社会未来农业资源的紧张状况。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3]697。恩格斯还认为：“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行为的最直接的效果”，“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烧掉山坡上的森林，发现在木灰中有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足够用一个世代时的肥料，——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得不到任何保护的腐殖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那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相干呢？”[4]307-308由此看来，那些主张利用个人剩余索取权来搞好经济的观点，是非常肤浅的。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私人占有的第四个特点是利润在自发的竞争中实现，但包括商品生产和生态生产的社会总经济要求必要的计划性和协调性。资本主义的无计划增长不能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然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多种平衡。例如恩格斯指出，“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然后，“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5]313，造成新的污染。由此看来，极度推崇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非常荒谬的。

　　需要指出的是，小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以上利润占有特点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中，其实是相似的，但在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

　　(二)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生态保护和生态重建的局限性

　　科学技术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手段，但在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作用受到极大的制约，具体原因如下。

　　一是生态技术虽然有助于生态效率的提高，但这不等于保证生态健康，因为企业商品生产的增速完全可以比生态效率增速提高得更快。生态平衡的条件是“生态财富增速—生态成本增速≥商品生产增速—生态效率增速”，但资本家生产的约束条件是“销售收入—商品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溢价”，生态平衡不是其生产增速和生态技术应用的约束条件。二是私有经济主体采取何种提高生态效率的新技术取决于能否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而不是改善人类的生态文明。企业是否采用节能、节材、环保新技术，完全以是否存在利润以及利润率高低为转移。三是个别企业降低能源与环境成本后，却加大了社会总体对资源能源的消费量。例如生物能源需要在农作物如玉米中提取，这依赖于一定保有量的玉米种植面积。更多的情况是，企业的生态努力仅停留在概念的宣传上，或通过新设计以刺激消费者的眼球。四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是掠夺自然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6]579新技术的成本较高，在私有制或自发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技术推广难度大。

　　当代资本主义加强了资源环境的政府管制和国际协调，在生态方面似乎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自发局面。然而，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协调和控制，无法有效地解决生态困境。私人企业不愿在生态问题上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总是千方百计地规避管制，将治理环境的费用转嫁给社会或者子孙后代以降低成本，或者将污染转嫁给国外，例如向后发国家转移一些依赖高消耗、高污染的低端产业。不仅如此，其政府从根本上说亦是强势资本的代言人。温室效应控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起码的减排标准都无法为西方资本集团所接受，至今无法发挥作用，更谈不上提高减排标准。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仍然十分严峻，生态恶化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停滞和贫困的重要原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环境的保护是个世界性问题，个别国家为节约资源、控制污染所付出的努力尽管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但化解不了世界资源的紧张、环境的破坏。因此，在当代由西方资本主导的生产体系中，维护生态平衡、建设生态文明困难重重。

　　二、公有制条件下但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

　　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公有制，都是全社会所有制，在国家存在的时期可以是国有制，而合作经济和局部共有、实为部分人共同私有的集体经济是向公有制的过渡形式。全社会所有制经济必然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为目的，不要求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福利的获得和成本的付出都是社会的，当前的利益与将来的利益是一致的，整体经济的运行必然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因此，不存在私有经济主体利润占有特点与资源环境维护的矛盾，这是实现生态平衡、建设高水平生态文明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对利润的追求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但局部的利润追求必须服从于全社会成员包括生态福利在内的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公有制经济本质上是全体人民所有的经济，真正的人民所有的经济必须是人民决策人民管理的经济，因为一种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要通过“产权”即财产权利来实现，其中必要的权利就是财产支配权，包括管理权和市场经济中的经营权。公有制经济要是由公众来决策，就必然根据社会性计划寻求社会生态成本和社会总福利之间的平衡，寻求生态福利和经济福利、今天和未来的平衡，也就是把“社会付出的单位生态成本所增加的经济福利=该单位生态成本付出所减少的社会生态福利”当成决策的最佳平衡点。真正的公有制社会经济也不会导致经济危机而浪费财富，不需要以异化消费刺激异化生产。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1]757恩格斯还说，资本主义工业污染了城市，工业资本家又到农村去经营，形成新的城市和新的城市污染，“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5]313。因为在公有制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926-927

　　揭示私有制经济解决生态困境的不可能性，需要正视的现实疑难是，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未解决好生态问题，过度使用、浪费资源的现象也不少。这里有一个认识角度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不是公有制的产物，而是公有制原则没有得到充分实现，公有制经济中存在非公因素的结果，还存在大量非公经济，即私有制使然。

　　首先，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经济依然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现实中，公有制经济通常由经一定程序任命的人民的代表所管理与经营，但体制上的缺陷使真正的所有者——广大人民难以进行有效监督，使得掌握专断性决策权的行政官员或代理者必然为增加自己可支配财政资金，为了用GDP增速表达自己的政绩而不顾生态损耗竭力追求经济增长，而直接决策者更是为获得更多的职业收益而不顾整体生产能力过剩盲目地扩大投资。完全的公有制必然建立由人民决策的机制，就会把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社会公众不会为获得较小的经济福利而放弃较大的生态福利，而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保护生态，发展生态生产，使“新增生态财富＞即期生态成本”。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采取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原则，这是一种公有化程度较低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的内涵要求公有制经济实行社会公众管理，整体计划管理，按劳分配，剩余归社会的原则。“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借用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经营形式，因此国有企业产生了与私有制经济类似的经济主体利润占有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国有企业行为特征也很相似。

　　再次，就当前的中国而言，私有制经济的数量超过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自身也有相当部分采用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因而部分公有制经济包含私有成分，如果按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行为原则行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的矛盾不会有多大的改观。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等产生大量的个人持股，个人股东要求利润回报最大化；此外，一些学者盲目搬用西方理论，错误地主张利用企业管理层的个人剩余索取权来搞好国有企业，主张管理层实行高报酬，也是私有制的分配逻辑，更是加剧了生态紧张状态。农业集体经济采取家庭经营方式，与个体私有制的经营机制差别不大；即使是集体经营，客观上也是一种带有私有因素的个体经济的集合。

　　最后，增长导向成为生态问题严重的重要原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过分追求经济增长的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会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上经常被理解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片面追求GDP增速，忽视生态生产的重要性，轻视生态财富增长对商品生产的制约关系，从而走上“增长主义”的不科学道路。

　　三、生态分配不公与生态剥削

　　私有制及其市场经济不仅在解决生态问题方面非常无效率，而且在生态方面还会必然导致经济财富和生态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是当代“生态不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要素资源占有不平等及其影响

　　在私有制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社会成员对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必然极为不平衡，形成“资源生态剥削”和资源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相当部分的自然资源为资产者所占有，成为资本家阶层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无论是企业主购买所有权或使用权，还是承包与租赁，资源都事实上成为资本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谈及自然资源、所有制和财富占有的关系时说：“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1]298与其他领域不同，部分人可以利用资源的不公正占有，脱离常规剥削，远超平均利润率与经营劳动付出量而迅速暴富。例如，据保守估计，自然资源丰富的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不下7000人，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的陕西榆林的亿万富豪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把国有资源使用权低价出售给私人，在资源价格上涨时，全民的生态财富转化为少数人的经济财富，而这些经济财富的价值是从社会其他领域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转移过来的。与此相区别的是，被评为全国地级“富裕城市”第一名的同样靠资源致富的克拉玛依，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资源交给私人开采。

　　社会公众在利用资源增值获利方面形成巨大的利益差异。如居民的住宅是居民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也是财产保值增值的主要载体。在很多时期，住宅增值速度大于存款利息，并可以带来增值和租金或虚拟租金的双重收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家庭调查显示，在各项财产中，房产的分布最不均等。近年来，城镇居民房屋财产占家庭财产差距是决定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由于住房的建材在贬值，寿命在缩短，因而住房增值主要体现在土地增值上。根据“所有制”的经济内涵，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归业主，实质上土地在一定时期已经私有化。地产增值的价值来源也不是劳动创造的，地产生态剥削和地产带来的财产再分配是对整个社会领域财富的分割。

　　劳动者与要素资源的结合不平等而导致经济地位差异。资本主义国家有地农民必然比无地雇工获得较多的地租收益。社会主义国家不同集体经济之间级差地租差异也甚大。城郊土地被征收，补偿额远高于当地同期劳动收入。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也存在着利用资源要素的差别。资源与劳动结合上的不平等使普通公众之间财富差距、生活差距远大于劳动能力的差距。

　　(二)生态环境侵占及环境福利分配不公

　　私有制经济还必然造成“环境生态剥削”和环境分配不公。

　　在私有制经济中，财产的归属差距悬殊，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可以获得以生态破坏为基础的高比例的经济财富和生态福利，而普通人，尤其是穷人却必然承受主要的生态负福利，即遭受更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种种伤害。

　　在私有制经济中，为了谋生的雇佣劳动者不得不接受企业中劳动环境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无产阶级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目前，很多私有企业劳动场所、工房与生产过程中的有毒有害物质，仍然直接威胁到工人的健康与生命。一些私有企业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不注重尘毒治理，缺少卫生防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甚至没有任何针对工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资本通过侵占劳动者的生态效用，实现了自己的资本增值。

　　在私有制经济中，资本的逐利行为还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环境损伤的不平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首先积聚在城市，此后，相对弱势和分散的农村以及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就成为高污染工厂的转移地。结果是，企业主获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以农村人为主体企业员工继续承受不良生产环境，而弱势农村居民和落后地区居民得到的是越来越糟的生活环境。

　　“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是对自然资源消耗的极端不平等。”[7]20%的富人消耗着超过80%的资源，排放80%的污染物。在那些重要环境案例中，根本问题还是环境正义问题：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平等分配[8]。只有实现公有制，才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平等享有和生态公正。真正的财产公有制必将消灭资源生态剥削、环境生态剥削及各种生态侵占。资源公有制不仅可以防止少数人利用自然资源剥削他人，也可以避免部分人利用人类共有资源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大量转移财富；真正的公有制经济不会出现一部分人享受过高经济利益的同时，让劳动者忍受过度的污染的状况，将实施社会统筹调节，必然有利于解决城乡、地区之间污染的不平衡。

　　(三)国际生态剥削和国际生态侵占

　　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环境状态好于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也高于中国，这使人们感到似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也可以建设好生态文明。但这种比较有问题。一些私有制国家生态状况好一些，不代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状况都良好，况且中国的市场经济有私有的成分。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富国受到破坏的生活环境得到一定恢复，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够实现生态平衡。由于资源环境问题具有世界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双享受，是以后发国家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双困境为交换的。当今世界生态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存在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侵占。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侵占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的空间扩展。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侵占的表现，一是将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廉价利用资本输入国的资源。二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肆转移污染产业和企业，将本国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三是强盗般地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废弃物年均5000万吨，甚至将有害废物非法抛弃或海上焚烧。英国《每日邮报》网站2013年4月5日报道，英国环境局证实，1200万吨垃圾被运往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大部分最终进了填埋场。四是通过从市场准入、绿色技术标准等一系列手段，防止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流向发达国家。五是发达国家大量消耗资源财富，将异化消费和异化生产扩展到了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均能耗是发展中国家的10倍，更是侵占了人类共有的地球资源。

　　国际性生态剥削和生态环境侵占的客观基础除全球化外，主要是发达国家掌握着资本优势和科学技术的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不得不追求的经济增长，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由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陷于经济困境，在现代世界中想要维持古代社会的简朴生活都很困难，不得不接受污染的企业、设备、产品乃至垃圾。如果发展中国家增长主义的意识和政策占优势，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过度发展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那就更使生态侵略畅通无阻了。由于环境的恢复需要付出劳动，原有被破坏的环境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生态生产创造的，因此，生态剥削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劳动的剥削。

　　国际性资本主义生态侵占和生态剥削加剧了世界生态危机。不发达国家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每况愈下，广大落后国家的民众将为此付出健康、寿命和享受的代价。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和生态不公的根本原因，发展公有制并真正贯彻公有制的原则是建设生态平衡和生态公正的制度基础。仅仅从生态文明的角度看，我们也必须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

作者介绍：李济广，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江苏 常州 21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