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问题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现象)
2014年5月,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11月。习近平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对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内在原因深刻洞察基础上的。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准确定义了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新特点。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正式告别超过8%的快速增长,进入到7%以上、8%以下的中速增长周期。并且中速增长将成为今后多年的常态。其特征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不再盲目追求过快的速度。其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深刻洞察了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靠高投资和高出口拉动的粗放型增长,并以“人口红利”作为强大的推动力。而近几年来,这三大动力都出现衰减态势。特别是之前只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思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这意味着旧的经济增长模 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
再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准确描述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所谓“旧常态”。是指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的粗放式增长。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这意味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因此我们需要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告别,转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背景)
(1)后国际金融危机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际环境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主要经济体遭受重挫。随后。在各国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是不均衡的,仍然带有许多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在繁荣的危机之前和随后的危机中所遗留的高额私人和公共债务问题仍然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2010年后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都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在2014年上半年的增长低于预期,新兴市场也把经济增长率调整到了低于危机前的繁荣阶段,使得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3.3%,比201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WEO)所作出的预测下降0.4个百分点。而对于201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也降低到了3.8%左右。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流和贸易竞争日益加剧。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增长普遍疲软甚至下滑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影响。而一些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又在低端市场上形成对中国产品的替代,外贸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必定会对我国“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带来不小的下行压力。
(2)“三期叠加”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内环境
在国际后金融危机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目前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环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国内经济环境作出了重要判断,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
①增长速度换挡期。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进入到了一个中速增长阶段。首先,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
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其次,中国经济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也缘于前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出El 、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面临越来越多新的约束。出口方面,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复苏缓慢使得世界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减弱,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多年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投资方面,在国内房地产行业降温、地方债偿债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重要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投资受到了制约。而民间投资也受到产能过剩和投资利润率偏低的影响。另外,近年来国内消费增长乏力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消费的增长也受制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推进情况。
②结构调整阵痛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必然会对宏观经济带来暂时的下行压力。中国目前结构调整的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多年积累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低,是产能过剩的直接体现。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显示,我国有19个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个产业产能利用率还在70%以下。只有2个接近79%。这说明,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化解产能过剩的进程缓慢而艰难。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的转变。在过去的30多年,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资和高出口,另外还有“人口红利”的推动。这种增长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具有粗放型增长的特征。但未来一段时间,不论是投资和出口还是“人口红利”都将出现衰减趋势。我们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也是从靠增加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另外,我国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也面临很大的改革压力,突出表现在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这种“结构性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危害,违背了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使得中国衡量全国居民收人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高位。从图2可以看出,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关系到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出口的现状能否改变。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为缓解宏观经济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负面作用,我国实施了诸多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以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工业回升,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增长企稳回升。这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为我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大规模刺激计划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首先,大规模刺激计划直接带来了投资和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而这些投资和信贷中相当大的部分流向了本来就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的行业,这直接加剧了产能的进一步过剩和资源的浪费。其次。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引发了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福利产生了负面作用。再次,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地方债务迅速增加,引发了地方债务风险,这直接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的收支矛盾,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虽然这些刺激政策已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也使目前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限制,调控余地大为缩小。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机遇
(1)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的体量在不断增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即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经济总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但庞大的经济总量使得中国即使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量依然十分可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各国GDP 数字来看,中国2013年年GDP 增量略小于印尼的经济总量,但大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而据IMF 估算,土耳其2012年GDP 总量为7882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中国每年的巨大经济增量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投资率、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丰富的人口红利。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都有所弱化,但我们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增长动力,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多元的增长动力会使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我国正面临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其次,我国也面临着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再次,我国面临消费升级的新机遇。我国目前的社会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方向转变,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的消费比重将大幅上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避免过度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最后.我国面临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目前,我国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也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3)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经济从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驱动转变,经济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深化改革。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的稳定。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对吸纳就业、促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再有,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2013年增长11.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2.1个百分点。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布了以下相关数据: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4)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仍然和市场体制并行,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仍然广泛存在。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这种做法导致了“寻租”活动的蔓延,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全会发布的公报首次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公报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这意味着接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目标
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围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方面加快取得突破。并且通过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继续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1)经济增速的放缓。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已习惯通过经济的高增长来解决和缓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就有可能暴露出来。例如,经济增速放缓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回落,这必定会对我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给我国的就业带来比较严峻的压力等等。能否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妥善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
(2)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高投资以及高出口,是以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都迫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发生转变,原有的动力正在弱化,新的动力正在形成。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体制转变。我国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的增长动力。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规模红利向制度红利和创新等红利转变。但是从原有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进行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要面临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压力。
(3)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过去的30多年中。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极为重要地位,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传统产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其资源利用效率却比较低下,并且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近几年来我国某些传统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进程依然比较缓慢。基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快速崛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持续增加,但其产业总量还无法与传统产业相比,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支柱产业对经济推动力会减弱。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推动力会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五、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1、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2002—2011年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9%以上。但是,201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直低于8%。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7.4%、7.5%和7.3%。
2、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2014前三季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6%。
3、是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首先,产业结构在孕育新的突破。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其次,需求结构呈现积极的新变化。2014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48.5%,比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而且比资本形成总额增速的贡献要高7个百分点左右。第三,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
2014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人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比上年同期缩小0.05。第四,区域结构有所改善。2014年前三季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14.9%、17.8%和17.9%;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速度分别为8.O %、8.5%和10.6%。
四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整个经济较为明显地向中高端迈进,而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14年前三季度,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
六、对策
1、致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快而不稳、持而不久的原因,根本在于结构失调,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惯性。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是多向度、多层次的,既要解决一般产能过剩的供需结构调整问题,又要解决内需市场不足的城乡结构失调的深层次矛盾,具有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多重要求,需要从多个层次深度调整。重点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坚持存量调活、增量调优的基本思路,致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行“蛙跳战术”和重点聚焦战略,加快发展和形成具有自主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新兴战略产业,大力推进企业集群、产业联动、产品配套,放大龙头带动效应; 同时大力推进传统企业的改造升级,用信息化和先进装备替代传统技术,用大现代企业组织方式改造传统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紧紧抓住以互联网为平台、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服务经济发展趋势,大力推进信息化与现代制造、能源交通、金融服务等重点行业有机融合。积极拓展经济发展新业态、商业运行新模式。进一步提升产业体系的关联度,整合中小企业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加快产业智能化和服务化发展步伐。坚持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产业布局有机联动,打破行政区划的市场分割,突出市场比较优势和区位资源优势,以产业链、市场链和价值链为纽带,加快产业梯度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2、着力实现科技创新新突破。科技创新是引领新常态的核心要义。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尊重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基础的双层创新体系。在宏观层面上,对接国际科技创新发展潮流,发挥比较优势,实行重点突破战略和差别创新战略, 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减少科技创新的高水平重复。重点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创新评价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创新的制度设计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构建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开放运行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在微观层面上,着力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应用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为重点,大力推进以重点骨干企业为龙头、以中小企业为基础的技术创新联盟,完善金融资本、社会与企业技术创新有机融合的新机制, 延伸整合企业的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加速传统企业技术改造和生产工艺创新。把握市场基本需求,实行精心设计和精致生产,以同样的产品体现更高的技术含量、同样的技术实现更高的附加值。
3、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国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长期徘徊在45%左右,且社会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区域收入差别较大。这是宏观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源头问题。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要更加注重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牵引作用。在经济指导思想上,正确把握现阶段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与扩大投资的内在统一关系,进一步提高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着力强化居民收入增长刚性机制,建立健全覆盖面更广、均等化水平更高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提高城乡居民货币资本拥有水平和实物资产积累水平,进一步保障和扩
大居民财产权、投资权和收益权。进一步放开投资领域,放活市场要素优化配置,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更多的社会民间资本以创业众筹、股份合作、项目融资等形式,促进更多社会消费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 实现资本增殖,拓展居民的财产收入、经营收入的形式和渠道,加快实现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变。
4、全力构建扩大对外开放新体制。适应发展新常态迫切要求我国构建加快对外开放的新体制。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贸易、投资生产、服务价值链的不断拓展,必须构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政策框架,创新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体制,着力实现由注重推进外贸体制改革向注重推进外资体制改革、扩大产品出口向鼓励进口、扩大利用外资向鼓励发展对外投资、注重国际经贸合作向对接国内外需求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转变。紧盯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变化新趋势, 深入研究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新变化,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深化市场分层,进一步推动市场相互开放、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好汇率杆杠作用,合理调整国际货币储备结构,提升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加快对外开放的重点战略转移,培育提升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的新机制。“一带一路”是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是实现国际经济深度融合战略支撑点,要有战略视野,高点占位,科学把控, 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在深化地缘关系中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围绕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做文章,实行高端高走、低端低走。把区域发展和全方位开放结合起来、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内外平衡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实现重点地区、沿线国家、市场覆盖面的点—线—面的合作共赢。
5、深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各级政府资源掌控面大、市场垄断力强而投资效益差,是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主要成因。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前提就是科学界定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关键是把市场的权向市场回归,企业的权向企业转移,实现政府职能的合理归位。让渡政府过多权力,关键要限制政府在市场中的行政干预之手、资源攫取之手,切断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不当利益关系。要科学界定政府目标责任和价值取向,把经济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 淡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和管理者,要改变运动式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做法,更多地利用市场手段、经济手段调节发展。深入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创新国有经济的财产组织方式和实现形式, 加快资产资本化、证券化步伐,有序开放重点基础产业领域,提高国有经济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盈利率。积极用好产业政策、技术门槛、金融工具和财税政策等经济杠杆,调整理顺经济关系结构,加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健康养老以及劳动者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进程,增强居民购买力,释放市场内在潜力,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健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构筑转型发展的新优势。
补充:旧常态特征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
第二,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
第三,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
第四,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