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富反坏右摘帽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鲁山老泉

在胡耀邦众多遗产中，胡德华最为骄傲的是他对民主法治的倡导，他对镇压式统治的反对，他为政治运动受害者平反并废除对“黑五类”等所谓政治敌人的歧视。胡耀邦也废除了在官方文件上须填写每个人阶级成分的做法。胡德华表示，“（这）让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我们取消了地富反坏右的称谓啊，这个历史功绩一点都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章文

怀  念  母   亲

----写在母亲徐志贞逝世20周年

愿母亲地下安息！

2014年4月5日是母亲逝世纪念日，转眼之间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周年了。每逢静下来的时候，母亲的音容笑貌就在脑海中出现，往事历历在目。

母亲和我讲：1948年土改时，我祖母年老，靠几十亩地出租为生（祖父已去世），划为地主，母亲替我祖母去参加批斗会。我父亲在解放军，家中只有我哥哥、我和母亲三口人，自有8亩地，又分给一亩。那年晚秋母亲就来阜城县大龙湾区参加了教育工作。

从1950年我就朦朦胧胧有记忆了，记得母亲在区政府给收抗美援朝捐献物资，后又去阜城县师范学习，当时全县只有几个女教师，回来后一直在阜城县码头中心校任教，父亲1953年由部队转业在东光县任教，后在河东码头。大妹英会1954年阴历2月初4出生，二妹英敏1958年阴历3月初1出生。母亲不但要按时上班工作，还要给全家做吃做穿，当时没有缝纫机，完全靠手工裁缝。我姥姥和我奶奶还轮流在我们家，上有老、下有小，是多么不容易呀！然而，这段时间还是我记忆中最平顺的十来年，大人有工作，孩子有书读，幼儿有保育费。随着左祸泛滥，灾难就降临了。

二妹出生满月后，母亲将大妹寄养在大姨家，带着我和二妹前去阜城参加教师整风会。那年是大跃进---左祸的开始，也是我们一家厄运的开始。母亲和父亲因说真话，双双被打成“右派”，受到处分，降职降薪，劳动改造去了。大妹在大姨家也不是长久之计，表姐淑云就把她送到母亲劳改的农科所，这样我和两个妹妹都跟着母亲，母亲降薪后的工资不够我们的生活费，只好由我给农科所打点零工，生活艰难可想而知。我因“不宜录取”而不能读初中就失学了。

1960年冬，母亲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我们兄妹4人随母亲来到大龙湾村，当时正值三年大饥荒，无粮食吃，经常有饿死的人（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约4千万人，有的地方出现人吃人）。1961年春，大妹英会挖一包野菜（野胡萝卜）有毒，母亲中毒险些丧命。1962年大年初一，因无粮食，我和母亲就去山东兖州用旧衣服换红薯干，总算熬过了大饥荒未被饿死。1962年春天，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大龙湾村，一家人团聚了。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父亲回乡后，村里把他当“阶级敌人”，说他是地主分子，他不服，他说他参加大军南下，抗美援朝，参加教育工作后划为右派但已摘掉帽子。这样对待我不符合政策，可是村干部不听你那一套，因此心里很是郁闷，有一段时间患了精神病。

1966年文革初期的“恐怖红八月”，8月28日，一伙“红卫兵” 十几人，以“破四旧”为名到我家抄家，翻箱倒柜，搅得鸡犬不宁。教科书、备课本、工具书以及杂志，照片，日记等通通抄出焚烧，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工具书《辞源》就要被毁，父亲心痛至极，与那些人争执起来。哥哥也上前评理。记得我父亲问他们：《辞源》也是反动的？那《四库全书》是不是都要烧掉？然而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给你讲理。

当天晚上，正吃晚饭，他们强行把父亲和哥哥的饭碗夺下，记得父亲问他们：“你有逮扑证吗？凭啥非法抓人？我犯何罪”不由分说，将父亲和哥哥绑架到村办公室前的广场上，进行批斗，批斗中还不断遭到毒打。在批斗会上我生产队宁桂英、徐志光上台劝阻施暴的“红卫兵”，不让他们打人。她们哪劝阻得了？被轰下台来。经过几天的折磨和毒打，1966年8月30日父亲竟被活活打死，时年48岁。可怜我父战争年代未战死疆场，而死在他为之浴血奋战而建立的新中国，在和平年代被活活打死。父亲被打死后，村支书(以后也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批斗)怕担责任，竟污陷是母亲送饭时下毒，把我父亲毒死的。母亲一看如说是打死的，她可能要遭陷害，只好说可能是疾病发作，这样他们就叫人把我父亲在运河岸边草草埋了。那一伙人一看出了人命，也都有点心虚，怕担责任，就这样把气息奄奄的我哥抬回家来。后来，我常去东光买药给他治疗调理，加上我母亲的精心护理，经过一段时间才基本恢复。庆幸我哥总算捡了条命。

父亲含冤惨死后，我们还天真地认为这种形势绝不是毛泽东主席让搞的，定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一心想上诉，但当时在“文革”运动初期，局势不明，逐级上诉恐怕难以解决。就想到越级上诉，必能讨个说法。我哥痊愈后，即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申诉信，然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最后我哥决定进京上访。到了北京后，才明白天下已大乱，告状无门，才明白这场运动就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以“反修防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国家主席刘少奇）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均已瘫痪。每次上访都进一步遭到批斗迫害，没有办法，只好暂且忍气吞声。

反“右派”、大跃进、高征购、反瞒产带来的大饥荒，继之而来的十年文革浩劫，这一切左祸，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这段时间百姓始终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我们家更是重灾区的重灾户。中国古代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暴政统治，下令“焚书坑儒”，发生在我家的这起事件，是活生生的历史再现。那段时间母亲因是所谓“阶级敌人”，每天早起要扫大街，非常辛苦，还要向“伟大领袖”请罪，没有做人的尊严。

1976年9月9日，“红太阳”落山了。国庆节后，老百姓中就已传开王、张、江、姚被抓的消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落实“右派”摘帽、改正，地富摘帽政策，文革中飞来的“地主”帽子又变没了。1978年冬母亲复职，安排继续任教，63岁高龄又去徐庄、王江庄教小学.任教五年后，到1983年68岁高龄才办理了离休。

母亲复职后，即写了一封信，提出为我父亲冤死的申诉。1979年春，阜城县人民政府信访局组织成立了孙良臣冤案组，开始了半年左右的调查核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在工作组主持下召开追悼会，重新安葬。过了一段时间，阜城县公检法又组织一调查组来复核，其中有一个干部叫朱志亭，这次调查完后，阜城县委、县政府准备对杀人责任者绳之以法，征求母亲意见，母亲说：“我已经历了家破人亡的磨难，这些打人的责任人，当时都是青年大头孩子，况且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被政治口号煽动…他们既是害人的罪犯，也是被利用的受害者，现在他们已娶妻抱子，别再让他们经历离散痛苦了，我原谅他们”。工作组非常钦佩母亲的豁达大度，最后安排我哥参加教育工作，至此，20多年的逆境总算走到了尽头。

新中国成立后，由绝对权威的始作俑者，以阶级斗争为借口，发起和煽动多次政治运动，无中生有地制造大批“阶级敌人”，多少中国人被强制洗脑、饱受愚弄，使中国社会生活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是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时冤狱遍地，哀鸿遍野……。中国人必须控诉造神的罪恶，控诉专Z的血腥。让历史告诉未来，警醒子孙：近代的中国，不仅有受外国列强侵略欺侮的惨痛史，有八年抗战的悲壮史，还有国共内战、中国人相互拼杀的痛心史，更有和平年代的“十年浩劫”灾难史！

1983年秋，在阜城县劳动局支持下，我和韩学江创办了阜城县大龙知青塑料厂，后改为阜城县劳动服务公司知青塑料厂。我被评为出席省里召开的组织劳动就业模范代表会议，得到常务副省长李峰的接见和鼓励。并多次出席省、地召开的模范代表会议。2006年我办了退休，塑料厂改制更名为“河北龙飞腾沼气设备有限公司”。

回顾母亲的一生，坎坷不平，顶着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和重重磨难，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兄妹长大成人太不容易了，母亲是伟大的！太伟大了！再回想儿时不听话让母亲生气的往事，真是愧对母亲。

现在我和母亲说说近20年的变化，2007年5月，敬熙表哥由徐嘉陪同返乡探亲，我邀在家的表兄弟姐妹存良、守良、学清、学江、淑云、和我兄妹4人及晚辈在饭店聚会，会后敬熙表哥到大龙湾你坟上扫墓、祭奠。2008年表哥存良去世，2009年侄女明明和柴映明结婚， 2010年我哥去世，侄子满仓在衡水六个核桃公司工作，已买楼房，尚未成家。2011年表姐淑筠去世。2012年4月，邢台表姐秀洁、永林、永超、秀青姐弟四人返乡探亲，我又邀在家的表兄弟姐妹在饭店聚会一次。2012年10月13号儿子大龙和伟伟结婚，他夫妇现在已在天津东丽区买楼定居，我岳父岳母参加了大龙的婚礼，母亲您如健在参加他们的婚礼，心情一定倍感欣慰。2013年6月28日女儿大萌在北京读完硕士，8月5日赴美读博士。二妹英敏前年已退休，帮我管理公司财务。2013年外甥忠仁大学毕业后去浙江一家医院工作，现在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实习。大妹英会的几个孩子都已结婚独立生活，外甥俊德已获博士学位，在天津农学院工作，外甥俊同买了原刀剑厂房产经营刀具厂，甥女爱茹夫妇帮着他父亲经营。我和我妻秀艳退休后仍经营自己的公司。亲友各家都丰衣足食。母亲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切一定非常高兴，如果母亲能健在，共享天伦之乐那该多好哇！

愿母亲九泉下再见我那可怜的父亲，捎去我们儿女的问候！

您的儿子孙英平  2014年4月5日祭

（孙英平，河北衡水人，读了我的“唠叨”以后认识了我，便把他的《怀念母亲》发给我修改。今天我冒昧发在这里，一是要让大家认识毛的恐惧，二是怀念胡耀邦的公正明白，三从中看出自由和民主的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