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2006年第3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32006(总第175期)　　　　　　JOURNALOFXIAMENUNIVERSITY(Arts&SocialSciences)　　　　GeneralSerial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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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

陈明光,王　敏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Ξ

摘　要:

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的确在增长,到中央的有力约束。山的权力状况属于特例,,:;;节度使;权力状况

: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6)03-0034-08

关于唐代节度使制度,欧阳修在《新唐书・兵志》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评论“: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

)欧阳修虽然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1](卷五○

没有明确指出“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这一趋势的出现时间,但从“府兵法坏而方镇盛”一句,可知他实际上指的是开元时期。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天宝六载(747)十二月记事写道“: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

[2](卷二一六)欧阳修、矣。”司马光的这些说法,长期为论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方镇割据的由来者所重视。不少人由此产生了两点认识:一是开元天宝时期(713-755)的节度使都已经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于一身;二是安史之乱之后方镇割据局面的形成,是此前节度使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其实存在着一定的误解,由此可能会对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制度做出不恰当的评价。

20世纪以来,研究唐代节度使制度的论著甚丰,但多聚焦于安史之乱以后的方镇问题,对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与中央的关系问题甚少涉及。[3](P50-58)迄今较全面研究唐代藩镇问题的代表作,一为王寿南的《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二为张国刚的《唐代藩镇研究》,其研究对象都是安史之乱以来的方镇,对开元天宝时期的节度使制度只有铺垫式的概括叙述。王著认为,玄宗时,节度使、采访使设置渐多,节度采访虽为使职,但任期较长,又有土地人民,职权较大,于是使职渐

收稿日期:2006-02-16

作者简介:陈明光(1948-),男,福建德化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王敏(1979-),女,山东德州人,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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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天宝中节度使兼统采访使,权力渐重;开元时为节度使者多为文儒大臣,莫不向心朝廷,绝无跋扈之事。及李林甫为相,任用蕃将安禄山、哥舒翰、安思顺等为节度使,在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以前,中央之威势尚能控制各藩镇。[4](P42,54,115)张著指出“:过去人们往往把开元天宝时的缘边节度使与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等量齐观,把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林立简单地看成是边疆节度使在内地的移植,这是十分片面的。”他着重指出两点:一是不能把开元天宝时周边节度使兼支度营田使看成是“又有其财赋”的证明,这“至多只是表明节度使有权调配本镇的军资而已”;二是节度使兼采访使,即军事权与行政督察权合一,是唐代藩镇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但只是到了安史之乱爆发期间“,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的藩镇才算是普遍形成。[5](P39-40,44-45)这些见解对于我们探讨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颇具参考意义。鉴于学界对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的权力状况尚未展开具体辨析,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试予论述,以求对这一时期节度使制度与中央集权的关系得出比较客观的认识。

一、睿宗、玄宗时期,,、河东、河北幽州、河西、陇右、剑南[]()、北庭两道,幽州分为范阳。

,但各道的状况并不平衡,时间有先后,职权有少多。方镇表》《、旧唐书・地理志》《、资治通鉴》《、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史籍,分道考察这一时期节度使权力的变化状况。

安西与北庭　景云元年(710),设置四镇经略大使,由安西都护兼统;先天元年(712)起,北庭都护兼统伊西节度使。其后安西、北庭几经分合。[1](卷六七)下面仅叙述其权力变化情况:

①开元四年(716),安西节度使增领“四镇诸蕃落大使”。增加安抚羁縻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职

能。开元六年(718),安西节度、碛西节度兼统支度经略使。[1](卷六七

)增加管理军费的权力。

②陇右　陇右节度使在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建置。建置之初,统领鄯、秦、河、渭、兰、临、武、

洮、岷、廓、叠、宕十二州。开元十五年(727),陇右节度副使兼统关西兵马使。[1](卷六七)同年十二月,陇右节度使兼统经略支度营田等使。[7](卷七八,节度使)营田使负责屯田,以就地增加军粮供

③应。

河西　河西节度使在景云二年(711)建置。[8](卷三二,都督)设置之初,就兼统支度营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统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节度副使兼统都知河西兵马使。

⑤[1](卷六七)开元二年,增领陇右群牧都使④、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开元七年(719),增领经略大使。

朔方　朔方节度使开元九年(721)建置,统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1](卷六四)开元十年(722),增领鲁、丽、契三州。

欧阳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四》。按《唐会要》:卷七八“亲王遥领节度使”记为“四镇诸蕃部落大使”。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十二月”条。按《新唐书》:卷六七《方镇四》记载陇右节度使开元五年设置。

③《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载“: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营田使具体负责军州屯田事务。

④陇右群牧都使为陇右诸牧监的总管,参见《新唐书》卷五○《兵志》。

⑤欧阳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四》。按《唐会要》卷七八记载,河西节度于开元十一年四月加经略使,十二年十月加长行转运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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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开元十四年(726),兼统关内支度营田使。[1](卷六四)开元十五年兼关内盐池使。开元十六年

(728),兼检校浑部落使。开元二十年(732),增领押诸蕃部落使及闲厩宫苑监牧使。开元二十二年(734),朔方节度兼关内道采访处置使,增领泾、原、宁、庆、陇、　、坊、丹、延、会、宥、麟十二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兼六城水运使。

天宝元年(742),增领　州。天宝八载(749),兼陇右兵马使。[1](卷六四)

河东　河东节度使在开元十一年(723)之前为天兵军节度使。开元十一年,改为太原府以北诸军州节度、河东道支度营田使兼北都留守,统领太原及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九州。[1](卷六五)[7](卷七八,节度使)

开元十七年(729),仪、石二州从河东分出,隶属潞州都督。开元十八年(730),改称河东节度,重新统领仪、石二州。节度使领大同军使。[1](卷六五)范阳与平卢　关于幽州节度使的建置时间《唐会要》,记为先天二年(713)。《新唐书・方镇表》和《资治通鉴》都记为开元二年(714)。[1](卷六六)[2](卷二一一,开元二年十二月)。幽州节度使设置之初,统领幽、易、平、檀、妫、燕六州。

开元五年(717),平卢军使在营州建置。开元七年、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统领安东都护及营、辽开元八年(720),,幽州节度大,、。开元二十年,幽州节度使兼河北　、贝、深赵、恒、定、刑、德、博、棣、营、　十六州及安东都护府。

(),幽州节度使增领河北海运使。开元二十八年(740),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开元二十九年,幽州节度副使领平卢军节度副使。[1](卷六六)

天宝元年正月“,分平卢别为节度”[2](卷二一五),幽州节度使改为范阳节度使,增领归顺、归德两郡。[1](卷六六)

剑南　开元七年,剑南节度使设置,兼剑南支度、营田、处置、兵马经略等使,统领益、彭、蜀、汉、眉、绵、梓、遂、邛、剑、荣、陵、嘉、普、资、　、黎、戎、维、茂、简、龙、雅、泸、合等二十五州。[1](卷六七)

②开元二十二年,剑南节度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号山剑西道,增领文、扶、姚三州。开元二

十八年,剑南节度增领奉州。天宝元年,增领霸州。天宝八载,增领保宁都护府。[1](卷六七)

岭南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记载,开元时期,岭南节度使统领广、桂、邕、容、安南等五府经③略使。

《册府元龟・帝王部・命使》载:开元二十三年(735)二月“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命……太常卿广州事岭南经略使李朝隐为岭南道采访使。”[9](卷一六二)可知岭南经略使自开元二十三年起兼统岭南道采访使。

根据《通典・州郡二》《、新唐书・方镇表》《、旧唐书・地理志一》《、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通典・赋税下》等有关记载加以归纳比较,节度使兼领财政使职状况是,安西、北庭、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幽州、平卢、剑南九道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使,岭南经略使则未兼领;仅朔方一道兼领盐池使、水运使;只有幽州道兼领海运使;兼领安抚羁縻部落使职只有安西、河西、朔方、平卢等四道;兼领采访使只有朔方、幽州、剑南、岭南等四道。节度使统领州府,以朔方、范阳、剑南三道居多,陇右、

①

②《旧唐书・食货志》载“:开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书萧嵩除关内盐池使,此是朔方节度常带盐池使也。”欧阳修《新唐书》:卷六七《方镇四》。按《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记载,剑南节度兼采访使是在开元二十七年。

岭南节度使自高宗永徽之后到天宝时期又有五府节度使、岭南五管、岭南五府经略使等不同的官衔称呼

(参见),以下引用资料径用原文的官衔称呼。《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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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次之;统管军镇以幽州、剑南、陇右、河西、朔方居多。节度使统领兵马,以朔方最多,幽州次之,陇右、河西、河东再次之,岭南最少。节度使支度军费,国家财政拨给的衣赐、军粮,其数量与所统领的兵马多少直接相关;岭南则实行“轻税自给”的特殊供给方式。可见开元天宝时期,十道节度使的权力虽然都有扩大趋势,但其权力的增加,不仅时间先后不一,而且互相之间也不平衡。

上述十道节度使之间权力的不平衡,是各道的战略位置及财政经济条件不同所致。开元天宝时期,唐朝陷入与周边民族的激烈战争,北有突骑施和阿布思,东北有契丹、奚,西有吐蕃,南有南诏。因此,朔方、幽州、剑南三道节度使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在兼领使职,统领州府、军镇、兵马,支度军费等方面都拥有比其他各道更多的权力。岭南因为战事较少,其节度使权力较小。朔方道管内拥有盐、灵、会三州及安北都护府的十三个盐池[1](卷五四),并且临近黄河,故节度使兼领盐池使、六城水运使;幽州管内濒临大海,故兼领海运使。

总之,开元天宝时期十道节度使的权力发展状况相当不平衡,特别是天宝时期唐朝的采访使与节度使的区域划分并不完全吻合,二者经常是分开设置的。[5](P43)因此,“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二、?以下略作辨析。

,统率军镇、指挥军事活动自然是他们的主要权力。,,无论是指挥战争的重大决策,还是设置军镇、备边、募兵等措置,节度使都要上奏朝廷,遵循中央的旨意行事,并没有专擅之权。

开元天宝时期,凡是周边战争的重大决策,均由唐中央制定,并以皇帝敕文的形式下达给有关军镇,做出战事安排。例如,开元二十四年(736)至二十七年(739)对突骑施的战争,玄宗就对当时安西节度使王斛斯、北庭都护盖嘉运、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多次下达敕文,令王斛斯与盖嘉运相与“审筹形势”“、必取良图”,并几次令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发兵支援。[10](卷八,一○,一二)又如,在与吐蕃的多次战争中,唐廷对于石堡城的得失尤为重视,志在必得。开元十七年,令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攻打被吐蕃占领的石堡城,并“命　与河西、陇右同议攻取”。攻克之后,玄宗“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2](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三月)后来石堡城又被吐蕃占据,玄宗对此耿耿于怀,于天宝初年再图攻取。时任陇右节度使的王忠嗣以为攻城“费士数万”,无意攻打。天宝六载,董延光请战,玄宗遂令王忠嗣“分兵应接”“,忠嗣不得已为出军”。[1](卷一三三,王忠嗣传)此次战役未能取得石堡城,玄宗不悦。同年,王忠嗣得罪,哥舒翰代为陇右节度。天宝八载四月,玄宗再兴战事“,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终于以“死者数万”的代价攻取石堡城。[2](卷二一六)哥舒翰也因此“拜特进、鸿胪员外卿,

与一子五品官,

四,哥舒翰传)可见,开元天宝时期周边战争的重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11](卷一○

大决策权由中央控制,节度使需听命于中央,即使持有异议,也要严格执行中央的决策,并无独立的军事决策权。

平时,皇帝还通过派高官校阅兵马器械的方式,对节度使加以控制。如开元十一年四月,玄宗下敕让兵部尚书王　“来月巡朔方,兼往河西、陇右、河东、河北等诸军,简较兵马,点阅器械,各与所管节度处置,务令得所”。[9](卷一二四)

对节度使的日常军务,中央也时有具体要求。如开元十六年三月,玄宗下制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志亮,就备边事宜对他们做出具体要求,如在要害之处“量加兵马”;“择有干略人”,赏罚分明;修筑城垒,以对吐蕃严加戒备。[9](卷九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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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镇的建置与废除,节度使也须奏请中央批准。例如,天宝十二载(753)“,安思顺奏废横塞军,请于大同川西筑城置军,玄宗赐名曰大安军。”[12](卷四)天宝十三载(754)七月,哥舒翰奏准中央,“于所开九曲之地置洮阳、浇河二郡及神策军”。[2](卷二一七)据《旧唐书・王忠嗣传》载,王忠嗣于天宝四载(745)兼任朔方、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这似乎给人以王氏专擅军镇设置的印象。其实他设置军镇仍是要经中央批准

[1](卷三七)的。如《新唐书・地理志》就记载,关内道的“经略军,在榆多勒城,天宝中王忠嗣奏置。”

节度使若有募兵的需要,也必须请示中央。如开元三年(715)十一月,安西节度使郭虔　“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敕许之”。[2](卷二一一)

总之,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行使军权仍处于唐中央有效的控制之下。

2.安抚羁縻少数民族部落　安抚内附的少数民族部藩,是沿边节度使的另一个重要职能。当时,遇到有少数民族部落请求内属,或由中央直接下达敕文,命节度使安抚,或由节度使奏请中央处置。如开元十一年九月“,吐谷浑率其众诣沙州内属,诏张敬忠安存之”;天宝十三载二月“剑南节,度奏女国南王国及白狗并率部落内属”,。[9]()节度使也须秉承中央旨意行事,没有专擅之权。

3.财权　在开元时期,。因为“,支度使”,。即规定“:凡天下边军,皆有支度之使,,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度支、仓部勘会。”敦煌发现的《唐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牒》最后写

[13](录文第二一一件)证明边军的财政开支道“:载支粮帐,经支度勾,并牒上金部、比部、度支讫。”

处于中央财政部门和比部的监督之下。营田使同样无权坐支所管钱谷。《大唐六典・屯田郎中员外郎》对诸军州屯田规定了管理制度。诸军州屯田所获要交纳军仓甚至州仓管理。屯田所获就地贮

①存,数量汇总上报,由度支统筹边军粮食的调拨。

一些节度使因财务问题被贬职、处死的事例,也可说明中央对节度使财权的控制。例如,开元二十年(732)六月,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坐赃巨万,杖于朝堂,流　州,道死”。[2](卷二一三)开元后

)[9](卷七○○期“,刘巨鳞为南海太守、充岭南五府经略、采访处置等使,坐赃下狱死。

”“(天宝)六载

二月丁酉,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彭果坐赃伏罪。”[9](卷一五二)这些事例说明,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并无专擅本道财赋的权力,一旦有贪赃行为被发觉,就要受中央的严惩。

4.人事权　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是否具备独立的用人权呢?石云涛的研究指出“:在安史之乱前边镇幕府中,辟请某人充何种幕职,都要奏请朝廷批准。过去通常认为幕府一般职位的改易完

[14]可见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并无独立的全由方镇署定,不符合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的情况。”

用人权。

概括上述,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行使权力时受到唐中央有力的约束,其专擅的可能其实很小。因此,欧阳修所说的方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绝非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行使权力状况的真实写照。

(社科版)具体研究参见孙彩红、陈明光《唐宋财赋:“上供、留使、留州”制度的异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4年第6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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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度使的任期与兼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写道“: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2](卷二一六,天宝六载十二月)他强调的是“始久任”“、始兼统”,即这两种现象开始出现。如果人们把“开始出现”的现象视同“普遍存在”的现象,则属误解。事实上,当时节度使的任期和兼统大多受到中央的严格控制。

1.节度使的任期

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的任期情况如何?参照《唐方镇年表》《、唐书合钞》卷八四至九四《方镇表》等相关资料,我们统计分析了开元天宝时期82位节度使共126任的任期情况,发现任期3年以下的共计98任,占总任数的77.78%;任期4-5年的共计16任,占总任数的12.7%;在任6-10年的有10任,占总任数的7.9%。任期在10年以上的只有安禄山一人

,节度使,至天宝十四载(755)发动叛乱,任期总共14年,期不长。

还要说明的是,;或虽专任一道,王　传》载,王　在朔方节度使。,王　复充朔方军大总管。九年,朔方节度使建置,。同年因战事不利贬为梓州刺史。后累迁兵部尚书。开元十一年,复充,其年冬,被诬告谋反,贬为蕲州刺史。十四年累迁户部尚书,复为朔方军节度使。张守于开元十六年因军功拜鄯州都督兼陇右节度使,二十一年(733)转幽州节度使,二十七年因事贬

三,张守　传)萧嵩开元十五年五月任朔方节度使[11](卷四八),同年调任河为括州刺史。[11](卷一○

西节度使,因战功授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七年兼中书令,遥领河西,由牛仙客代领河西节度使。

[11](卷九九,萧嵩传)

2.节度使的兼统

开元天宝时期确实存在着节度使“兼统”的现象。上引《资治通鉴》称“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其实并不确切。在他俩之前,信安王李　在开元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兼统朔方、河东

②(不包括)两道①,应是最早的节度使兼统者。除这三人之外,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兼统”“遥兼”

者还有:

王忠嗣于天宝四载由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采访使,天宝五载(746)正月又兼河西、陇右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但仅过三个月,王忠嗣就辞

三,王忠嗣传)朔方、河东节度,只兼二道。天宝六载,他遭李林甫陷害,被贬汉阳太守。[11](卷一○

河西节度使安思顺于天宝九载(750)八月权知朔方节度使,兼统两道。[2](卷二一六)天宝十载(751)正月,罢朔方节度,加特进、摄御史大夫,仍领河西。[9](卷一三一)天宝十一载(752)四月,李林甫请解朔方节度,安思顺再次兼领河西、朔方节度使。[2](卷二一六)天宝十二载(753)五月,

杨国忠奏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2](卷二一六)此后安思顺仅领朔方节度使。

四,哥舒翰传)哥舒翰天宝十二载至天宝十四载兼统陇右、河西两道。[11](卷一○

按,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载:开元二十年“正月,乙卯,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　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将兵击奚、契丹。”卷二一四载,开元二十四年四月“,乙丑,朔方、河东节度使信安王　贬衢州刺史。”②根据《唐会要》卷七八记载,开元天宝时期,存在亲王、宰相遥领、遥兼节度使的情况,他们实际上不处理边境事务,而由副大使、留后行使职权。此处按照实际行使职权的副使、留后统计“,遥兼”的情况不计入其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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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嘉运在领河西、陇右节度之前为北庭节度使,开元二十八年六月因军功又领河西、陇右,同时兼统三道。[2](卷二一四)但次年他仅领陇右节度使。[15](卷八)

皇甫惟明天宝五载正月乙丑兼统河西、陇右两道,同月癸酉为李林甫所陷,贬为播川太守。[2](卷二一五),兼统不过一个月。

四,封常清传)封常清天宝十三载至天宝十四载兼统安西、北庭两道。[11](卷一○

安禄山天宝三载(744)开始兼统范阳、平卢两道,天宝十载又兼统河东道,共兼统三道。[11](卷二○○上,安禄山传)

上述情况说明三点:

第一,从人数来看,节度使兼统者其实极少。先后只有信安王李　、王忠嗣、安思顺、哥舒翰、盖嘉运、皇甫惟明、封常清、安禄山等8人。这一时期任过节度使的共82人,兼统者仅占九分之一弱。

第二,从兼统范围来看,此8人中,兼统2道的有5人,兼统3道的盖嘉运、安禄山2人;兼统4道的仅王忠嗣1人,且为期仅3个月。可见节度使兼统的多只兼统2道。

第三,从兼统时间来看,

兼统一年以下的有盖嘉运、安思顺()明兼统两道不足一月;2年的有王忠嗣和封常清2人;31人。唯有安禄山兼统2道长达12年,兼统,基本为1-3年。

,,以进一步观察唐中央对,任期不长,而且从未兼统。这一类型的节度使有74人,占了90%。他们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培植个人势力,而且也不可能扩展更多的权力,受中央控制的力度最强。

第二,节度使虽然兼统,但被频繁调动,兼统时间不长。这一类节度使共7人,占8.5%。他们兼统年限多数为1-3年,兼统道数也以2道居多,又被频繁地调动,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的权力也没有可能发展到专擅一方的程度。

第三,节度使不仅兼统,且未被频繁调动。这只有安禄山一例。

可见开元天宝时期唐中央主要采取较频繁的调动和限制兼统的手段,使节度使无法久任,防止其专擅一方。

开元天宝时期的40年间,在82个节度使中只有2人叛乱,即刘涣和安禄山。史载,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11](卷八)可见刘涣叛乱当月就被唐朝平息了。关于刘涣叛乱的具体情况,史籍语焉不详。碛西北庭节度使一职在开元十九年(731)是由郑乾观担任的[15](卷八),可见刘涣担任该职不超过4年即开元十九年至开元二十二年,而且也仅领一道。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正是在唐中央的严格控制下,刘涣未能形成强大的反叛势力。安禄山叛乱有着复杂的多方面原因,难以一语以概之,对此学界多有探讨。[

3](P46-49)其中,安禄山连续任节度使14年,且兼统2至3道,从而有足够的时间和地域暗中扩展自己的势力,密谋反叛,这肯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从刘涣和安禄山两个叛乱事件的不同结局可以说明,由于频繁调任和限制兼统两种手段运用得当,开元天宝时期唐中央有效地防范了绝大多数节度使专擅权力;反之,则酿成安禄山叛乱的严重后果。

综合全篇,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的权力的确在增长,但十道节度使之间权力状况并不平衡,其权力增长的时间先后不一,范围也有大小之别;同时,各道节度使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大多受到中央的有力制约。唐中央通过频繁调动和限制兼统,对绝大多数节度使实施有效控制。其中只有安禄山的任期和兼统状况属于特例。不过,安禄山的权力状况不是典型代表,是由多种原因造成・40・

的。从开元天宝年间节度使制度运行的总体情况来看,当时的节度使绝大多数处于唐中央有力的控制之下,后来安禄山的叛乱也是出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不宜简单地归结为是当时节度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从总体上看,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制度的运行受到唐中央有力的控制,是有利于维护唐朝中央集权和周边形势稳定的一项必要制度。欧阳修在《新唐书・兵志》中的著名评论,只有针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方镇制度,才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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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双燕]

OnthePowerHeldbyMilitaryGovernors

DuringtheKaiyuanandTianbaoPeriodsintheTangDynasty

CHENMing2guang,WANGMin

Abstract:ThepowerheldbymilitarygovernorsincreasedduringtheKaiyuanandTingbaoperiodsintheTangdynasty,butthingsweredifferentwithdifferentmilitarygovernors.Militarygovernorswereeffectivelycontroledbythecentralgovernmentwhentheymadeuseoftheirpower.Thecentralgovernmentalsoeffectuallypreventedmostofthemilitarygovernorsfrombecomingsepa2ratistwarlordsbytransferringthemfrequentlyandlimitingtheareasundertheirjurisdiction.However,AnLushan,asapowerfulmilitarygovernor,wasaspecialcaseoriginatingfromcomplicatecauses.

Keywords:Tangdynasty,KaiyuanandTianbaoperiods,militarygovernor,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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