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与半坡人居址选择比较研究

作者：张维慎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87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4-0097-06

　　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典型文化，而半坡文化则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因而对于这两种文化，尤其是居址选择作一对比研究，对于探索史前居民的居住规律是颇有裨益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指出：“由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来，当时人们所选择的居住地址就已显示出他们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时代虽然已先后不同了，但是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方的时候，依然要注意到饮水的来源。……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1](P6)史先生得出的结论，即“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于全国各地，大体说来，总是邻近于当地的河流或湖泊”，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当然也适用于河姆渡人和半坡人。

　　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即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一期（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二期（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三期（绝对年代距今5 600-5 800年间）；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文化层为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期（绝对年代距今4 700±90年，未经树轮校正）。[2]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了一口木构浅水井，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水井遗迹。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推测这浅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3](P148)

　　对于人类来说，井的发明无疑是一件大事！“自从发明了打井，人类就可以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居住，不仅大大地开扩了活动范围，而且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卫生条件。”[4](P216)对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来说，他们虽然发明了井，但他们的井不仅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而且这低洼处“原先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或人工开挖的锅底形水坑，人们取用坑中的水。当坑内水枯竭时，就在坑内挖一竖井。”[4](P217)由于河姆渡人的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且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约1.35米（这口井的深度显然不能和发现于河北邯郸涧沟的两口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相比，因为那两口水井的深度已达7米之多），这说明井所在的地下水位是很高的，井应在近地表水源的河流或湖、沼附近。如果说井的位置是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么井所在的地下水位就不会太高，而井只有1.35米深就能见到水是不可想象的。

　　由于河姆渡人的水井只有1.35米深，所以考古学家把这种井称为木构浅井可谓名符其实。即使是浅井，河姆渡人在近地表水源的地方也没有推广开挖，至于在远离地表水源的地方，那更无从谈起了。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有20多处，其中包括余姚龙山乡朱山、下庄历山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市八字桥、妙山，舟山的白泉，慈溪县龙南童家乔等[5](P201)。河姆渡文化遗址虽发现有20多处，但遗址内发现有水井遗迹的却只有一处，那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木构浅水井遗迹，仅此而已！这样说来，河姆渡人虽然发明了木构浅水井，但由于他们的水井是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而且也没有推广开挖，所以他们的居住地也应在地表近水源的地方。事实也正是如此，“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顺姚江向东二十五公里即宁波市，往西二十五公里是余姚县城，南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遗址面积约四万平方米。遗址所处的地势很低，平均海拔三至四米，附近农田在耕地以下有大面积的泥炭层，古代这里可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6]考古学家作出的“当时人们就在这样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的推断，不能说没有道理。

　　与河姆渡人一样，半坡人的居地也是处于近地表水源的地方。具体地说，6000多年以前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先民，是生活在西安市东郊十余里的浐河东岸一个背倚白鹿原、前临浐河的二级阶地上。[7](P10-11)现在的半坡遗址距离浐河常水位已有800米的距离，但在6 000多年前的半坡时期却近在浐河岸边。这其中的道理，史念海先生分析得至为透彻，他说：“到了半坡新石器时期，少陵鸿固、凤栖诸原之北那条由西南流向东北的河流，已经向北移徙。正是由于河流的移徙，才能使半坡周围的二级阶地为当时人所利用。一级阶地那时尚未形成，因而半坡时期的遗址就近在浐河岸边，不似现在距离浐河常水位已有八百米的距离。”[8](P438)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刚刚从旧石器时代的完全依靠自然逐步向新石器时代的利用自然乃至改造自然过渡，因而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不谋而合地选择河流（或湖、沼）的附近居住，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是颇为便利的。

　　一、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人和牲畜的饮水

　　水是生命之源。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离不开水，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他们更多的是依靠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因而，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姆渡人和半坡人在选择居址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聚在河流或湖、沼的附近，无非是为了人和牲畜饮水的方便，这是合情合理的。

　　二、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农业

　　史念海先生指出：“古代的人们所以喜欢居住于河流的近旁也并不仅是为了饮水的方便。河谷中林木畅茂，禽兽繁多，可以进行狩猎，对于他们的生活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尤其是河谷中的土壤多是冲积层土壤，肥沃疏松，当古代的人们已经知道经营农业之后，他们可以利用原始的农具在这些肥沃疏松的土壤上从事耕作，就是粗放的种植也可以有所收获。就这一点说来，古代人们选择河谷附近为他们居住的处所，正是善于利用自然环境的又一例证。这种情形在古代显然是相当普遍的。”[1](P10-11)居住于河流附近，那里的土壤比较肥沃，灌溉也比较方便，这对于发展原始农业显然有利。不过，气候问题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一个问题。

　　前已述及，河姆渡文化共分四期，其中一期的绝对年代距今6 500-6 900年间，二期的绝对年代距今5 900-6 200年间；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离开现在大约有6 700-6 100年了”。[9]这样说来，半坡人生活的时期，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一至二期。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正是全新世中期的一段时间。全新世中期曾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现象，在国外通常叫做“气候最适宜时期”。在中国，由于这个时期在年代上与仰韶文化有些联系，所以也称为“仰韶温暖时期”（大约距今8 000-3 000年间）。竺可桢先生认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墟时期，我国境内大部分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一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龚高法先生更具体地描述了距今8 000-3 000年间的气候状况，当时各地气温普遍比现在高，但升温幅度各不相同。在东部地区，随着纬度的升高，古今温差增大。东北地区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华北地区比现在高2℃-3℃，长江中下游地区比现在高2℃左右，岭南和台湾比现在高不足2℃。在中国西部地区，温暖时期升温幅度随纬度升高而减少。这一时期我国气温带也相应比现在偏北，亚热带北界向北曾到达华北平原的北部。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因正值仰韶温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加之他们居住于河流或湖、沼附近的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因而粗放式的原始农业是容易发展起来的。

　　河姆渡人和半坡人生活的时期虽正值仰韶温暖时期，但河姆渡人是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半坡人是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渭水支流——浐河东岸，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南北的气候还是有差别的。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最高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五千米，这里也是世界屋脊；中级阶梯有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去贵高原等，海拔约1 000-1 500米左右；低级阶梯是广大的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除少数山脉外，大部分海拔在500米以下。这三级阶梯好像一把巨大的躺椅，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由于地形和季风的影响，低级阶梯湿润多雨，中级阶梯多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高级阶梯则严寒而干燥。因此，在整个史前时代，人类的活动地区主要是在低级阶梯和低级与中级阶梯相交接的地区。这个地区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北部寒冷，南部炎热而多瘴疠，人类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四季分明的中纬度地区，即大致包括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左近区域，才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后来更成为农业起源的温床。”[9](P2)从严文明先生的话中，我们可以推知，不论是河姆渡人还是半坡人，他们生活的地区都是“最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只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东部平原或丘陵地区为低级阶梯，湿润多雨，而半坡人生活的黄土高原地区为中级阶梯，属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因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农业经济，即河姆渡人发展了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而半坡人则发展了以粟为主的半旱作农业。

　　对于半坡人来说，他们的生产以农业为主，种植的农作物是比较耐旱的粟，因为在半坡遗址多处发现有粟的遗存。另外，半坡人还种植芥菜或白菜，因为在半坡遗址的一件小陶罐里储存有炭化菜籽，经鉴定是芥菜或白菜一类的种子。至于半坡人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一书中记有：“主要为石、骨、陶三类，这三类工具的比数是：石制的占17%，骨制的占18.5%，陶制的占63.2%。陶制工具数量所占比例很大，是半坡工具的一大特点。半坡的石斧用于刀耕火种、砍伐树木和翻地，而主要用于制作耒耜和其它生产、生活用具。这样利用有限的石材是更为经济的。半坡出土的收割工具较多，其中陶刀150件，石刀67件，绝大多数两侧带有缺口，为拴绳索之用。使用时把绳索套于大姆指上，以免刀从手中脱落。此外，大量陶质和石质的刮削器中，有部分也用于收割。收割工具之多，反映了农产量之丰和原始农业的发达。半坡的石磨盘和磨棒数量少，制作粗劣，远逊于磁山和裴李岗，说明半坡农业离开原始农业的早期已较远。”[10]半坡遗址中出土了14件石杵，其“数量差不多为石磨棒的三倍”。[11](P131)这说明半坡的粮食加工已主要使用杵臼而不是石磨盘、石磨棒之类的石质碾磨器。另外，从民族学的资料看，石质碾磨器和杵臼的起源虽都很早，但在发展过程中，杵臼却逐渐取代了石碾磨器的地位。半坡人从收割谷物到加工谷物，都各有专门的工具，当然他们也有专门储藏粮食的场所，这就是各种形状的窖穴。

　　对于河姆渡人来说，他们经营的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因为在“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12](P189)既然河姆渡人经营的是水田农业，那么砍伐林木并不是经常性的工作，而开挖排灌渠道和翻土整地才是主要的农活，因此河姆渡人的典型农具是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的骨耜，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主要出土于第三和第四文化层。骨耜因长期使用而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使用残缺而变成双叉形。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工具，主要用于翻土和挖沟。此外，河姆渡人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工具。

　　三、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发展原始的渔猎经济

　　1.半坡人的渔猎经济。史念海先生指出：“半坡遗址的发现，显示出仰韶时期关中已经有了农业，但森林依然茂盛。”[3](P65-66)史先生的话表明，半坡人虽然已经发展了原始的农业，但他们生活的附近依然森林茂盛。那么森林里都有哪些植物呢？根据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计有冷杉、松、云杉、铁杉、柳、胡桃、桦、鹅耳枥、栎、榆、柿等以及禾本科、藜科、十字花科、形科、葎草、蒿、石松和一些其他的蕨类。除此之外还有榛、栗、朴等树。森林是动物的乐园。森林的存在，为动物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环境。正是由于半坡人生活的地方森林依然茂盛，所以森林中生存着许许多多的动物，除獐和竹鼠外，绝大多数属于华北动物群。[14]

　　“植被有含蓄水分的作用，特别是森林更是如此。植被覆盖宽广，含蓄水分自然就多。降水量多寡时有不同。降水量少时，也许所降的水分完全为植被含蓄，不会立时多有流出，更不会使河流下游的流水猛涨猛落，就如后世诸山皆童处的河流那样。河流水量受到植被覆盖率的制约，就不至于猛涨猛落，能比较长期地保持一定的水量。仅从这一点看，当时浐河的水量就应该比较现在为大。”[8](P447)当时浐河里生存着许多种鱼，其中就有鲤科的鱼类[15]。在半坡遗址中，不仅出土了石网坠和精巧而带倒钩的鱼叉、鱼钩，而且在当时的彩陶上还绘有鱼、鱼网以及人面鱼纹等精美图像，这说明半坡人不仅学会了钓鱼、叉鱼，而且也学会了用网捕鱼。捕鱼方法的多样化，说明半坡人除了原始的农业和狩猎业外，捕鱼业也是比较发达的。正因为浐水里有鱼可捕，才使当时的半坡人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居住的地区。[13](P53)

　　2.河姆渡人的渔猎经济。生活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半坡人，虽然其气候和环境为半干旱性气候，但由于在他们附近的森林里还生长有獐和竹鼠这两种动物，而“这两种动物的存在也说明了温暖湿润的气候能波及到此区”。[14]温暖湿润的气候尚且能波及到半坡人生活的北方地区，那么生活于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人，他们那儿的气候不仅温暖湿润，而且更是温热湿润了。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温热湿润，所以那儿的植被覆盖良好，而且应有成片的森林。我们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干栏式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仅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就残存220余根[12](P190)，如果当地没有成片的森林，真不知道成百上千根木构件是怎么来的？二是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现的一口边长约2米的木构浅水井（井深仅1.35米）中，除每边竖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外，排桩之上平卧的长圆木有16根，水井外围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有28根，此外井内尚有呈辐射状的小圆木构件[3](P148)，如果当地没有成片森林，一口浅井就用这么多的木材，也是难以理解的。

　　森林是动物的理想栖居地。正是由于河姆渡人生活的附近有成片的森林，所以那里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4种。其中鹿科动物最多，因为该遗址出土的鹿科动物标本仅鹿角一项就400多件。此外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四种，现在已不见于浙江省境内和毗邻地区，有的国内尚未发现现生种。[3](P146-147)

　　大量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鹿科的野生动物是河姆渡人猎取的主要目标。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捕获的猎物时多时少。在猎物多而吃不完时，他们就把活的猎物暂时圈养起来。这样，家畜饲养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他们“饲养的家畜，种类有狗，猪和水牛。出土的全部猪的标本中，幼年个体占54%，与半坡遗址情况相似，属于早期人工饲养的现象，河姆渡还出土一个陶盆，外壁刻有稻穗纹和猎纹，形象地表明了种稻和养猪，是当地居民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重要生产项目”。[11](P111)大量的野生动物和家畜，不仅“给当时人们的衣着和食物提供了丰富的来源”[5](P208)，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生产工具。据统计“河姆渡遗址的第四文化层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兽骨制造的生产工具达600多件，占生产工具的70%以上”。[5](P208)

　　河姆渡人是在“一个背靠丘陵、面对沼泽的地方生活”，姚江从它的西部和南部流过，由于当地植被覆盖良好，因而沼泽和姚江的水量很大，并且生存着丰富的生物，其中包括鱼、龟、鳖、鳄、水獭、鲸鱼等，而鲸鱼更大的可能应是生活于姚江之中。

　　与半坡人相比，河姆渡人的捕鱼方法并不单调。他们除了用鱼镖捕鱼外，还用弓箭射鱼，因为“考虑到遗址里未见网坠一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的骨镞可能是用来射鱼的”。[3](P147)这可能用来射鱼的骨镞，是“一种柳叶形的箭头，锋端特别尖细，突出如针状”。[5](P203)河姆渡遗址虽然未见网坠之类的渔具，但却出土了木桨，“反映出当时人们除用舟辑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外，可能还借助舟楫，撤网捕鱼”。[11](P136)

　　四、居住于河流（或湖、沼）的附近便于原始人的交通往来

　　史念海先生指出：“实际上当时人们居住于河流的近旁，应当和交通问题有关。一苇之航原比翻山越岭为容易，就是不便于通行舟楫的河流，循河谷上下的来往，途径也是较为平坦的，古代的人们不仅注意到要在河流旁边选择住地，而且还特意选择到两河交会的地方，正是这样的意思。”[1](P12)由于河姆渡遗址已经发现了木桨，而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宝鸡北首岭遗址也发现了舟型陶壶。因此，不论是半坡人还是河姆渡人，他们除了利用舟楫撒网捕鱼外，无疑也把舟楫作为水上交通工具。

　　收稿日期：2000-01-18

作者介绍：张维慎(1964-)，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