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滥用毒品的成因与禁毒教育模式的转换

　　[摘要]肖少年吸毒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肯少年吸毒的原因，可以从低学历标签和亚文化接纳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对于禁毒教育尚存在一些误区，教育内容的不完整使青少年吸毒的推动力进一步加强。针对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多元化的禁毒教育模式。 　　[关键词]青少年；毒品；禁毒；模式 　　[中图分类词]D917　[文献标识码]A 　　青少年吸毒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境外毒潮的泛滥，我国的吸毒现象愈演愈烈。而且，随着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现象的出现，新的吸毒人员还在人量增加。与其他国家相似的是，“新生的药物滥用者主要是15岁至19岁年龄段的青少年”。m2001年6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一些相关的数据，提到仅据全国各地的有关禁、戒毒机构提供的资料表明：青少年吸毒者所占比例为83．6％，而城镇青少年吸毒所占的比例更大，最小的不到10岁。围绕解释吸毒的原因、行为、后果等，国内外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颇有见解的观点。但是，由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国外学者分析吸毒问题的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青少年的吸毒行为；而国内学者已有的解释又忽略了青少年吸毒问题背后更深层的文化和制度的内容。本文试图通过个案资料分析结合部分实证调查数据，在分析青少年滥用毒品的成因和反思现有禁毒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探讨有利于预防青少年涉足毒品的本土化政策选择。 　　 　　一、低学历标签和亚文化接纳对青少年行为失范的影响 　　 　　用社会控制的理论解释，行为正常的青少年之所以不违反社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的有效控制，如果这种社会控制一旦失效，青少年就会违规犯法。在社会上，青少年这种违规犯法的倾向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它必须受到社会有效的控制。这一理论在解释青少年吸毒的原因方面是有一定意义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大都被简单地归结为好奇、精神空虚和结交不良朋友。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青少年为什么会对毒品产生好奇?为什么会丧失生活目标、精神空虚?为什么会结交行为不好的朋友? 　　我在对上海某戒毒机构学员的问卷调查e和访谈中发现，在35岁以下的吸毒人群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占了86．0％；涉足毒品前接近半数者无工作。由于当代青少年普遍处于学历霸权制度的压迫之中，中专及以下的毕业文凭早已被贬的一文不值。而低学历的标签就意味着没有人会赞赏你，承认你的价值；意味着你将不再有前途，赚不到钱。但是，这些主流社会认定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则在亚文化群中被作了完全相反的修改。在街角社会中，只要“会混”，只要能弄到钱，而不管弄钱的手段是合法还是违法，这样的人都可以得到赞赏，可以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因此，对一些认为自己在主流社会中很难再有成功机会的青少年来说，能在亚文化群中寻找到相同的伙伴，干一些有刺激、能赚钱的事情，那种被接纳的感觉非常有助于自我价值感的提高：“瞧，别看扁了我，我也可以挣大钱。”正如一位男性被访者所说：“我帮助老大拉拉场子，有时候出去压阵，事情成功后就可以分到很多钱。一般说来我每月收入少则五千，多则八千一万。这样的收入，不但够吸毒，还可以养家。加上老婆每月三四千元，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显然，在毒品黑社会中，这样的青年会被视为是有能力、有本事的角色，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主流文化看来，这些年轻人是将能力用错了地方。可问题是，当他们被学历教育抛弃以后，社会有没有为他们能力的发挥提供平等竞争的舞台? 　　我在研究中还发现，多数吸毒青少年都承认自己在涉足毒品前曾结交了一些在社会上“混”的朋友，还有不少人同意，在社会上混，不可能一点违法的事也不做。这说明，行为失范的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同伴影响关系密切。但问题是，同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行为越轨的同伴，也有遵纪守法的同伴，为什么有些青少年会更多地受到行为越轨者的影响?在西方社会学领域，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更多地倾向于萨瑟兰(Sutherlard，1947)创始的差异交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主要是由他的社会交往所决定的，一个人犯罪行为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同有犯罪行为的人交往的结果。根据萨瑟兰的这一理论，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正如其它行为一样，是从其他人那里学来的。但这种学习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因此这种学习的过程往往完成于关系密切的群体中。在这样的群体中，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远远大于在其它环境中所受的影响。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还有社会学习理论。这一理论在解释人们的犯罪行为时兼容了那些促使人去犯罪或守法的社会因素，认为人们对犯罪行为的学习正是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交替影响下进行的，对一个人的行为影响最大的是这个人与之交往的社会群体，而这个社会群体掌握着能够影响人们行为准则的资源，具备规范行为准则的能力，群体自身也拥有特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一个人受违法行为的影响大于守法行为的影响，同时又认为违法行为是妥善的、可行的，那么这个人犯法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应当说，这些理论对于解释中国青少年的吸毒行为是有借鉴价值的。 　　值得重视的是，青少年涉足毒品前明显存在着行为失范的三步曲，具体来说就是“休闲时间超长”、“沉迷娱乐场所”、“结交街头社会朋友”(包括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吸烟、结交异性朋友并发生性关系)。在青少年因超负荷学习而普遍导致睡眠不足的现代社会，吸毒青少年在涉足毒品前每天用于娱乐休闲的时间超过8小时者占27．9％，超过4小时者更高达70．1％。长时间的娱乐休闲使精力旺盛的青春生命感到精神空虚，在客观上增加了青少年和越轨团体交往学习的机会。此外，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以及青少年的人格特质也是颇具分析意义的指标。研究发现，在吸毒青少年人群中，吸毒行为产生前对“人活着就是要及时享乐”的观念认同程度相当高，对“只要会混，读书不好照样可以赚大钱”、“凭感觉做事，没必要活得太认真”、“在社会上混不可能一点违法的事也不做”等主流文化反对的价值观持认同态度的人也不少。在性行为方面，则表现为性行为的低龄化和多性伴倾向。 　　 　　二，禁毒教育的误区和青少年吸毒的最后推动力 　　 　　近几年来，随着禁毒宣传力度的加大，从未听说过毒品的青少年已经越来越少。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尽管不少青少年已经接受了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或者知道吸毒是违法行为，但是他们还是去尝试了毒品。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对毒品危害的宣传不太相信。 　　在西方，社会学家对20世纪以来采用恐吓式的毒品危害教育方式普遍评价很低。不少研究者认为，这种大惊小怪的做法往往会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心，并有可能同青少年的自身体验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的“事实”不相吻合，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教育内容的可信度，强化了青少年的逆反情绪。社会学家戴维・汉森对130项毒品教育的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发现青少年在接受教育后对毒品的态度只有很小的变化，有时甚至会增加吸毒。由兰德公司进行的另一项对毒品教育计划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一研究发现，这样的宣传教育其实质性效果无法被确定，却发

现有时会刺激好奇心。 　　我在研究中发现，在吸毒青少年中，涉足毒品前“听说它能使人飘飘然，很想试试”的人占了大多数。但青少年对毒品的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受到毒品亚文化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从主流社会的媒体宣传中获得。在许多媒体宣传中，经常出现吸毒能使人飘飘欲仙的夸张描述。这种描述对青少年的误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事实上，许多人在初次吸毒后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飘的感觉。有的人是感觉难受、想睡觉；有的人是呕吐；有的人是感觉头晕并很快就睡着了，等等。一位35岁的男性吸毒者对我说：“以前我对吸毒者也看不起，觉得这些人就是追求享受，因为宣传都是这么说的，而且还说吸了毒以后人会飘，吸毒的人就是为了追求这种飘。可我吸了以后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什么飘和享受，第一次刚吸完感觉就是难受，以后再吸只是因为不吸更难受。所以我有时也在想，最好能安乐死，这样活着也很痛苦。” 　　国外的研究早已证实，海洛因是对精神起特殊作用的潜在依赖性最高的毒品。它的戒断远比西方青少年使用较多的大麻等毒品要困难得多。但问题是，在我国的禁毒教育和宣传中并没有明确这些内容。一些青少年认为所有的毒品都是一样的：“偶尔尝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外国人中小学生都吃的，后来不想吃就不吃了。”“美国总统、参议员当中年轻时吸毒(指大麻―笔者注)的人也很多，后来都不吸了。”“解放前很多有钱人都抽人烟(指鸦片一笔者注)的，后来不是全戒了嘛。”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不少青少年在第一次面对毒品时并不感到害怕，相反却“觉得好玩，想试一下”，并认为自己能控制。这些情况都是值得禁毒教育引起反思的。 　　和禁毒教育的误区相关并值得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青少年涉足毒品的最后推动力。在新一代滥用毒品的青少年中，这种推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群吸氛围助长了人的行为的心理遵从性。心理学的实验证实，如果在一个屋里有五个人，其中的四个人都感到很暖和，即使一个人感到冷，他也会怀疑自己的知觉，无论如何其他四个人不可能都在发烧或弄错了。而且，当群体的规模，男性由一增至三人时，女性由二增至四人时，遵从也有很大增长。这个实验和青少年初次吸毒的情况十分相似。我在研究中发现，三五人在一起的场合是创造吸毒氛围的最主要形式。在这种场合，初次涉足毒品者比较容易打消对毒品危害的顾虑。数据显示，第一次吸毒时在场人数有2－3人占62．7％，4－5人的占22．0％，6人及以上的占5．7％。72．1％的人是在知晓的情况下吸的，20．3％的人是在不太清楚的情况下吸的，只有7．6％的人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吸毒的。 　　其次，毒品亚文化迎合了青少年崇尚个性张扬、叛逆家庭与社会、追求人生享乐的心理。目前，在中国的吸毒圈内，毒品亚文化正在以各种新的话语和引入入彀的方法不断适应毒品种类的变化和对抗禁毒宣传。这种亚文化对青少年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在主流文化的禁毒宣传中，对吸毒者的描绘通常是十分狰狞可怕的。但在群吸现场，青少年看到的是朋友或熟人，而且这些人看上去是正常的、惬意的。这种文化会告诉青少年，毒品“偶尔用一点没有关系”、“它可以使你什么痛苦烦恼都忘记”、“少用是补药，多用才会上瘾”等等。这种话语可以诱惑青少年忘记或不顾危险，产生想尝试一下的心理。 　　第三，在群吸情境中，“语言挤兑”最容易使青少年产生被团体排除的心理，从而成为导致吸毒行为发生的具有最后作用的危险杠杆。一位19岁的男性青少年说：“我在学校里接受过禁毒教育，所以尽管一开始我对朋友吸毒时的神态感到十分好奇，但他们让我试，我还是不敢。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断说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胆小?偶尔碰一下又不要紧的。’‘你是男人吗?’‘这种东西没碰过，人算白活了。’在这些话的刺激―下，我感到自己想抵御毒品诱惑的神经就像根橡皮筋，老是紧绷着。一方面我知道吸毒的危害，感觉等在前面的好象是深渊；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话不断伤害着我的自尊心，就像刀子逼在后面，是深渊也不能不跳。不久，橡皮筋断了，我跟着就陷进去了。” 　　当然，语言挤兑在最后所以能产生作用，更多的是由于青少年追求冒险和刺激的渴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认为，对新鲜经验的欲望是人们行动的驱力。人们渴望兴奋，一切具有象追寻、逃跑、捕获、脱逃、死亡(这些构成了人类早期生活的特点)性质的经验都令人兴奋。行为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冒险”是年轻人的需要。在赌博或掷骰子的时候，人会有成功的兴奋或失败的懊恼。人的机体渴望刺激，追求发展和震动。甚至为此借助于酒精和药品，从上述个案中可以发现，语言挤兑产生的陷入效果是亚文化价值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在这种亚文化氛围中形成的挤兑语言，实际上起到了一个人是否被这个文化圈接纳的确认效果。青少年无法抵御这种亚文化接纳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三、开创禁毒教育的多元模式 　　 　　70年代中期，当荷兰的吸毒现象明显上升时，政府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一问题。调查的结论是，要完全消灭吸毒并不现实，最好是实行堵截、分流和疏导并举的方法。于是，在开放大麻的荷兰，许多咖啡馆一方面做宣传吸毒的危害，一方面又销售各种政府不再禁止的大麻制剂。其状况颇像目前世界各国对香烟的控制方法一样，既宣传吸烟的危害和禁止公共场合吸烟，又允许公开销售一样。结果，因为非法贩毒的暴利没有了，伴随而生的各种逆反性心理和吸毒亚文化力量弱化，不少年轻人开始能够非常冷静地对待这些毒品了。 　　但也有人认为，矛盾的行为会使青少年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例如，他们看到烟盒上明明印有“吸烟有害健康”，“吸烟会引起癌症”等警语，为什么还要生产和销售香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吸烟?他们会感到警语只是骗骗人而已。这样做，不仅无助于戒烟，而且还起着麻痹公众，特别是麻痹青少年的作用。如果指望在海洛因等毒品包装上也印有“海洛因会使你家破人亡”，“海洛因会毁灭你的生命”这样的警语就可以防止吸毒，恐怕完全无济于事。这种自欺欺人的警语，反映出当代社会多元道德价值造成的人格分裂现象。 　　基于国际上对禁毒教育和毒品看法的争论，在我国，学者和有关部门在是否要对青少年开展禁毒宣传的问题上，也曾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一宣传对青少年可能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上。人们担心这一宣传可能会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诱发他们接触毒品。应该说，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但困难的是，面对世界毒潮的汹涌和巨大的毒品销售网络，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再回避这个问题。因此，教育青少年远离毒品必须成为社会的责任。这里，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该不该进行教育的问题，而是怎么教育的问题。 　　在现有的禁毒教育展上，青少年看到的通常是缴获的毒品和宣传画与照片，有一些骨瘦如柴的病人、吸毒死亡的尸体和骷髅的形象。总之，这样的教育是试图通过对毒品恐怖的描绘以达到吓唬青少年不去吸第一口的目的。这种恐吓式的教育对那些没有机会接触吸毒者的青少年来说，还是具有一定警示作用的；但是，对于那些走近吸毒圈子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描绘与他们所看到的实际

情形会产生太大的反差，因此反而给毒品亚文化的反宣传留下了太大的空间，使青少年更容易轻信毒品亚文化的宣传。诸如“宣传的一套都是吓吓人的”，“偶尔吸一口没什么关系的”等等。 　　由于毒品的种类很多，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仅仅用吸毒的后果来做宣传的版本，并不能使青少年真正识别毒品陷阱和毒品贩子层出不穷的毒招。当一个看上去和常人无异的吸毒者用自己描绘的“飘飘欲仙”的体验来作宣传时，由于青少年无法从他们身上立刻看出毒品危害的结果，反宣传的效果就很容易颠覆正面教育的效果。面对愈演愈烈的毒品亚文化的渗透，如果教育不能改变板着脸说教的形式，不仅对青少年缺乏吸引力，甚至会激起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和好奇心理，丧失对毒品的警惕。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控制模式是在一种对立的理论指导下运行的。例如，多元和一元的对立，秩序与自由的对立，道德与非道德的对立，规范和越轨的对立等等。在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下，社会控制坚持一元管理下的秩序性和规范性，忽视了社会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多元结构和矛盾性，在实际管理中将本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协调的多元性和矛盾性硬性纳入一元的规范模式中，从而强化了制度的硬控制模式。结果是，当硬控制模式无法同化多元矛盾时，原本不属于对立的社会问题，因为在制度上推向绝对而变成了对立的社会问题。 　　在禁毒教育上，传统硬控制模式造成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在理念上，吸毒不仅是一般的行为失范。虽然在我国对吸毒者只是进行强戒和劳教，但实际上这种惩处的严厉性并不逊于法律处罚。长期以往，在公众的观念中就形成了吸毒等同于犯罪的看法，吸毒的越轨概念自然被放到了社会规范的对立面。建立在这种对立观念上的教育理念，必然产生恐吓式的教育模式。在人们的思维惯性中，似乎越是将吸毒行为说得可怕，越是将吸毒者当作严厉打击的对象，教育就会越是有效。根据这种教育思路，禁毒教育的课程设置也就变得非常简单，只要讲清毒品的危害，说明吸毒的后果，学校教育就基本完成了。余下的就是青少年自己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属于教育范围。 　　然而，这种对立模式下形成的简单教育理念，将人生道路的选择也简单化了。事实上，青少年人生道路的选择并不是在学业结束时开始的。在“分数第一”的现代教育体制下，这种选择在初中甚至小学生中就分离出来了。那些学习成绩不好，没有机会进入重点学校的学生，由于对学习失去信心，因此干脆不再努力，将大量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结交。也就是说，对立的教育模式，教育的只是优秀学生或高分学生，而将低分学生推给了社会。这种对立的教育模式相应产生了对立的教育结果，形成了学生前途的两极分化，优秀者追求功名，淘汰者大量越轨。这种对立的模式和结果给社会造成了大量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排除毒品在医学上的特征，从毒品危害结果的广义上说，现代毒品不仅仅是药物毒品，还有精神毒品，因为他们对青少年的危害都是通过精神麻醉和精神刺激产生的控制作用。而这种精神的控制作用是与青少年闲暇时间无所事事、人生前途感觉渺茫的现实心理分不开的。当前社会大量青少年沉溺于网络游戏就是一个例证。山东财经学院今年举办了一次“帮助孩子戒除网瘾”的报告会，场面之火爆令人震惊。一位学生家长认为，就是因为孩子上网成瘾，才导致家庭矛盾激化和家庭破裂。但这个学生自己则声辩说：“我并不认为是我上网导致家庭破裂、导致我辍学。在这个社会，只要学生学习成绩不好，学校老师就不认同，父母也不认同。而我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家长排斥，学校排斥，我根本无处可去。我是被逼的，没有任何地方能容纳我，我只能上网。因为那里面都是陌生人，没有人会攻击我，我能感觉到温暖，我需要别人肯定我的价值。”这种社会现象显示了当前教育的严重异化。 　　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少数人的成功，而是要普遍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以保障最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好。因此，教育不应该仅仅倾向于竞争优势者，而应该同时兼顾竞争劣势者。结构主义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社会是由复杂的多层次结构所组成。培养成功的教育和处罚越轨的教育只是社会复杂结构的两个极端。正像人们不可能从地下室一步蹬上高楼的顶层，中间必须设置多级台阶一样，从社会生存的人本主义观点看，社会仅仅设置这样两层次的教育范式是不够的，还应该有适合中间层次的多种教育形式。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学校教育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学校教育的应试范式已经走上“高速公路”，并正在加速度地强化自己极端的功能。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社会增加中间教育形式。在许多发达国家，为青少年在社会不同层面实现自我价值的多元化教育模式是很丰富的，即使对行为失范者的教育，也已形成有系统的多元教育结构。 　　近几年来，这种结构在我国也已开始出现。上海在社区建立的戒毒社工队伍，就是试图对吸毒人群开展教育的工作模式。应该说，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这一机构仍然沿用了政府有限拨款的模式，在经费的使用，活动的开创和机制的灵活性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一种教育机制，如果无法在自主开创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它是很容易夭折的。从社会系统论的视角看，社会系统不是一个机械系统，而是一个生命系统。生命系统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它的发展不是预设的，而是生成的。适合社会多层次的教育模式，其生命力必然要在实际需要中培育出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已经有了计划经济模式的沉痛教训，同样在社会领域也应当吸收市场模式的合理性。以“小政府大社会”为原则，由政府给政策，设基金，为社区和民间团体开创戒毒和禁毒教育的多元模式提供条件。 　　当然，任何一种有效的教育模式都必须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对行为失范人群的教育模式也同样需要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需要中间层次适当的教育实践模式为基地。在禁毒教育模式的转换上，要倡导科研机构和社区民间力量的有机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为青少年行为失范的研究和社会开创多元的禁毒教育模式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