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帝国的惆怅

一：明月何曾照渠沟

晁错是个很有文采和治国方略的人，写了《论贵粟疏》、《论守边劝农疏》等政论散文，力主振兴汉室经济，他发展了汉高祖的“重农抑商”政策。同时主张将内地游民迁到边塞屯田，既开发了边疆，又减少了内地对边塞的支援，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太子的智囊团，然而晁错为人刚直在政见上与群臣又多次不合，引起众臣嫉恨。又加上晁错的“削藩”主张，引起了诸侯不满，景帝优柔寡断未能采纳，于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威逼景帝，景帝无奈，在晁错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尚穿着朝服的他腰斩于市…

晁错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和实力，皇帝似乎也很重视他，然而这只是出于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而已，在太平年代，毫无用处，或也可以彰显皇帝的大度，识人之明，可一旦到了乱世，危机国家统治的时候，这种人就最先成了替罪羊，晁错便是这样。虽然诸侯早有谋反之心，不尊皇室之意，但是晁错的决心和勇气却害了自己，诸侯风闻他的削藩政策而起“吴楚七国之乱”，虽然最终平定，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损失，如果他能徐徐图之，离间诸侯，各自夺权，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在国内改革遇阻，问题频出，国外西方势力虎视眈眈，邻国蚕食领土，狐假虎威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能示弱，更不能激进，挑起战争，应该“温水煮青蛙”，慢慢的将主权争取回来，如西沙，南沙，藏南，钓鱼岛等。

二变法帮了腐败的忙

王安石才高八斗，写过许多注明诗篇，很多人也知道他当过宰相，是宋朝几大改革家之一，因此而对他交口称赞。但是很少有人去了解他改革的成果和内容。王安石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富国强兵，在一次与神宗皇帝的促膝长谈中提及了自己的治国理想，于是被重用为相，然而，王安石终究只是个文人，文人会说的多，像严嵩，会做的不多，像张居正，能做好的更少…正因如此，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和经济刺激计划，青苗法，方田均税，均输法，募役法等，遇人不淑，最终流产，他的手下，像吕惠卿等小人，最后成了扳倒他的垫脚石，好好地改革，成了争权夺利，官员贪污的借口，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和苏轼等人反对变法的原因。因为在地方，政府不仅贪污拨款，而且还给民众放高利贷，收取重租，不管天灾人祸，在王安石下的死命令下，虽然国库充足了，但百姓却家徒四壁，民不聊生…

改革的失败，有王安石自身性格的原因，也有整个体制的原因。一个政策的好坏不在于它设计得有多好多完善，而是要看它执行的好坏，就像如今的三公经费支出公考制度，房控国五条等，都成了一纸空文，曾有人去看过湖北五十多个地方政府的网站，却仅有五六个公开了支出，还是那种泛泛的总计，让人啼笑皆非，无从查起。而房价依然节节高涨，一方面空房，闲置房比比皆是，一方面房奴还在辛苦的工作着，房姐房叔层出不穷…政府的网站成了摆设，民众无从监督，这也是现在问什么说反腐要靠情妇的原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何破解，这才是政府要关注的话题…

三：认识要有一点精神的

提到抗争精神，人们往往想到的是精忠报国四个字，想到的是岳飞，文天祥，诚然，他们既是文学家，更是军事家。然而历史往往关注的是英雄人物，而对小人物无人问津，但这也掩盖不了他们的功绩。在明末清初则是小人物大放光彩。崇祯帝自缢身亡后，一批愚臣随他而去，剩下的将领，降的降，逃的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洪承畴了，松山会战失败后，被俘坚持不降，最后在美色的诱惑和小恩小惠下投降，而明朝皇帝正在给他御祭，贻笑大方。在清朝平定江南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打，江南的文人士大夫奋起抗争，竟然令清

兵连损三王十八将，震惊朝野，而最突出的是一个小县城，知县逃跑后，由一个典史带领全县人死守了几十天，城破无一人投降，而像黄宗周，史可法等人，更是誓死不降，抗争到了最后一刻。所以易中天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而现在，虽然没有外敌入侵，但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我们的危机更为严重，因为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美日韩同盟的封锁，和东亚多国的领土主权争议。现在出面的主要是军队和外交部，我们的民众虽然也是义愤填膺，但多扮演的是看客角色，行动很少。并且对于日本那些不负责任的历史言论，我们网上骂的不少。但是看看韩国，日本一个慰安妇的言论，不仅外交部出来反驳，而且还组织了千余场游行示威，还有许多大学生参加，还有许多企业界，工会等的支持，而虽然不及人家自由，游行示威往往是不被政府允许的，而且这类活动还没出来就在全民的骂战中夭折，被政府阻止。人们依旧购买着日美的奢侈品，向日美移民。中国之所以内斗不断，被人左右，是因为我们缺少一种精神，一种一致对外，积极抗争的精神，当然，这种精神不是暴力，而是一种正能量！当它形成一种风暴时，那些抱有野心的国家也唯有避其锋芒。

四：战争的鸦片与鸦片的战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是技术装备上的落后，更是政治体制的失败。其中扮演最大“功臣”的，就是“谎言”二字。虽然西洋军队船坚炮利，清军屡败屡战，但是败后，前线指挥官不仅不报忧，反而像朝廷报喜，说什么天朝军队无往不利之类。导致朝廷错误判断，一味给前线官兵下重任务，誓要赶出蛮夷，结果屡战屡败，一直打到北京，朝廷才意识到这种错误，道光帝在签署辛丑条约时，痛定思痛，说的就是这个事。

谎言的威力可想而知，大可误国，小可伤人。在当今社会，则是一个普遍的事，因为陌生人已经比比皆是了，防人之心与害人之心比翼齐飞，正如白岩松所说：“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我们不仅对陌生人撒谎，更对熟人撒谎，老师，朋友等等，无人不受其害。说真话很难吗？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说真话，对别人说真话，对大众说真话，国内每一事件出来，往往争议不断，不知谁真谁假？政府部门在处理问题时，信息公开透明，往往做不到，这就给大众留下了质疑的空间，从之前悬而未决的雷政富案，到现在的举牌“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孩”的女权运动人叶海燕因为轻微砍伤别人而被刑拘，被大众质疑为警方报复所致，而政府却没有任何回应，我想一个所谓服务型的政府是不应该有这种面目的…，民主民主，到底是先有民，还是先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