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没有架子的胡耀邦

好像是钱锺书先生说过：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好在大姑姑留下了我当年在北京写给他们的信，现在全文录在下面：

大姑姑、姑爹、二姐、敬之：你们好！

我到北京已两个整天了。你们等我的信大概着急了吧？现在简单谈谈这两天的进展。

到京当晚我就给敬之的姑妈打电话，她不在家。敬之的妈妈接了电话，约好第二天去他家送东西。第二天找到敬之姑妈家，姑妈还是不在家。与敬之妈妈聊了会儿天，略谈了我来京的目的，她十分同情，答应与姑妈说说，晚上让我再来电话。晚上姑妈在电话中将胡耀邦的地址告诉了我，鼓励我自己去找，并让我事情办好以后再与她联系。

今晚我找到胡耀邦家，院中坐着两人，一个白头发，戴黑边眼睛的老人，一个中年男子，外表像个汽车司机之类（多么可惜，我不知道胡耀邦长得什么样呵！），我便径直过去问道：“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家吗？”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叫范茁（范茁是我参加工作后，我母亲为我改的名字）。”他又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李锐的女儿，我为我爸爸的事情来的。”

旁边的老人对那个人说：“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那个中年男子打着官腔对我说：“胡部长今晚要改稿子，没有时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胡部长呵！”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不在北京工作，是从外地特地为此事来的。”这时旁边的老人答话了，微笑着，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河南？”我忙说： “不，在安徽。”他问：“在什么水电站？”我说：“在磨子潭水电站。”中年男子很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爸爸通过谁不是转来了一份材料了吗？你去找你爸爸原单位，胡耀邦同志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了。”

我这时很失望地问：“李步新是水电部的什么人？”白发老人连忙在旁又微笑地对我说：“不，李步新是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有一个老干部局，他是分工管理此事的。你爸爸不是为了看病的事吗？他的材料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你直接找到他问问怎样处理的吧。”我说：“当然，现在主要是为了看病，能够出来。可是我找李步新同志，大门口能让我进去吗？”老人又极和蔼地说：“让，现在中组部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你明天一上班就去，就说你爸爸的事胡耀邦已批给李部长处理，他让你去找李副部长的。”接着又详细告诉了我中组部的地址，之后老人突然问：“你没见到你姑姑吗？你爸爸的材料是她转来的。前几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还看到她和你姑父，他们还谈到你爸爸的事情。你姑父大概已回渖阳，你姑姑可能还在。你去找找她，看看李步新同志现在是怎样安排的。”

我这时从最初的疑惑中完全明白过来，他就是胡耀邦呵！胡耀邦同志又详细告诉了我姑姑所住地方怎样去找，并又随便问了我几句，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因怕破坏二姑姑所进行之成果，并且此事已批有专人负责，就没再多打扰胡耀邦，也没有交上材料，就告辞出来，直奔中组部招待所。可惜姑姑已在前天走了。我认为今晚收获三点：一、胡耀邦对爸爸的事已有深刻印象。二、目前已有专人负责审理。三、已属老干部局管理，矛盾性质有了根本的转变（作者按：原来父亲的案子归中央专案管，是敌我性质），近期内出来看病起码可以实现。明早打算去中组部询问。如李副部长工作已在进行，我想我北京之行就可结束了。如有意外情况，我再去找胡耀邦。一切顺利便不再写信，最迟星期一回长沙了。如遇不顺我会再写信的。

临行前，我再去敬之姑妈家一次。

林卫东（林卫东是我先生巴悌忠在文革期间改的名字。后来在我父亲的建议下，回到北京后，我们都改回原名）一家对我此行十分关心，赞助。他爸爸说：“我是最胆小的，但是也赞成现在活动。”因此，可以放心他家了。

姑爹大概又要说我字迹不清了。我是刚下自行车就写的，怕一会儿有一些对话会从记忆中逝去。还望多多原谅。

代问大姐、三妹，毛弟好！

也问奶奶好！

小妹

一九七八、六、二十一

写信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父亲。那时我已经将近十一年没有见到他了。不知道他其实已经给胡耀邦写了信。他在那一年一月二十日写给我二姑姑的信中说：“广播中一听到胡出任中组部，立即决定写信。致华、叶主席请求信；致胡信较长，补充情况。主要是秦城（结论出尔反尔，扣下日记，四卷等），并将马恩列斯毛七律并 ‘资本论辞’也附上，证明八年中的正常感情（没有感情写不出诗）。于十二月廿三发出。同胡并不熟识，但他知道我。大概是五七年或五八年，曾向团中央要一套中国青运史资料。他的秘书立即‘奉命’寄我了。现出此重任，当然是极正派而有头脑的人。”

我那时在秦岭山脉边边上诸葛亮仙逝的五丈原下生活了十年。除了每年有二十天的探亲假可以离开那个山沟，看看外面的世界，常年呆在沟儿里，久不见世面了。只知道胡耀邦文革前是团中央书记，现在出任组织部长。从沟儿里“干部子弟”父母们那里传来的消息，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令人欢欣鼓舞的任命，大批的“黑帮分子” 有望复出了。

但是，当揣着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热望走进富强胡同六号那个大宅门时，连县太爷都没有见过，久居山沟的小工人的怯懦还是难以抑制的。马上要见这么大的一个官了，我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有一种想临阵逃避的畏缩。事情的经过就是信里讲的那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架子摆得像个部长，而他本人对我受到这样的待遇显然是有歉意的。我那天还有个感觉，他很给身边的人面子。尽管他明显不同意那个人的态度，但是并没有拉下脸当着来访者的面训斥或批评他，只是在我尴尬地不知如何应对，马上要垮下来时，插进话来救我。那天离开富强胡同的时候，骑在自行车上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后来我又去找了李步新，他们一家人正在打牌，碰了壁。一个月后，我从父亲的流放地磨子潭又返回北京和二姑姑汇合，为父亲的平反奔走。有一次在南沙沟去见章蕴，老太太不在家，一个不知与她是何亲戚关系的五十多岁的军人开的门，然后就把我和二姑姑晒在一旁，拿张报纸仰在一张藤椅里自顾自地看。二十多分钟后，我终于忍无可忍，用很厉害的话冲了他，他倒是立即换了面孔，给我们倒了茶水。出了老太太的家，二姑姑说：“好家伙，你的脾气和你爸爸一样。我们现在是求人，只能低声下气。这是策略。”在北京我们见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官”，到后来，我对冷脸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胡耀邦的那种亲切和体贴，会常常出现在眼前，心中升起无限的感慨。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时，我在瑞士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短期工作。一日，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到日内瓦访问，使馆组织在日内瓦的中国学者与之座谈。我冒失地向田提出：将胡耀邦赶下台的做法是不合程序、违反党章的，哪有几个非政治局的老人罢免书记的道理。事后知道在场的使馆领导对我的发言十分不满，要调查我，整我的材料。是田纪云一句赞扬的话救了我。他说：“今天那个女孩子的发言很有道理，很有水平。”这句话反映了田纪云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历史事件的态度，我愿意为他留此存照，也感谢他当年那句为我说的话，否则也许我会被送回国的。不知道当年参加了生活会尚健在的还有几个人，胡启立是一个吧？真希望他们能如实地写出那天的情景，为胡耀邦同志，为历史留下纪录。

一九八八年的十月左右，我又见过一次胡耀邦。那次是去找胡德平谈一件事情。谈话中胡耀邦出来了，德平说：“这是李锐的女儿。”我说：“胡伯伯，当年为父亲平反，我找过您。”他已经记不得了。他亲切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问我有孩子没有。我说有一个女儿。他伸出一个指头点着我说：“你可不能重男轻女呵。女儿一样好！”他又问我父亲身体可好，让我转达他的问候，然后说：“你们谈，你们谈，我不打扰你们。”摆摆手就走了。还是那么随和，没有架子。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替他难过。这位将数以万计的人从冤案中解救出来的了不起的人，自己怎么会成了个千古奇冤的主角呢？！

我写不出什么理论性的文章，从更高的视角歌颂胡耀邦的伟大。记下这两次见到他的小事，是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来说，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胡耀邦，比我所见过的所有那些以庞然大物面孔示人的共产党的高官，让我敬重、爱戴。

二○○五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