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田昭夫的教训

1946年，两个年轻的日本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和井深大（Ibuka Masaru）联合创办了一家叫做“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的新公司。后来，该公司被更名为索尼（Sony），不断成长成为一家举世闻名的伟大企业。

索尼公司的很多电子产品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家喻户晓，成为经典。比如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中国，索尼的随身听（Walkman）风靡大江南北，几乎成为每个年轻人必不可少的一个标准配置。

由于索尼公司的巨大成功，其创始人盛田昭夫也成为一名教父式的人物，被无数粉丝景仰崇拜。盛田昭夫所代表的“日本制造精神”也被各个国家的媒体和读者津津乐道。

1989年，盛田昭夫和石原慎太郎合作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日本可以说不》。该书鼓吹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过美国，因此应该提高自己的自主话语权，而不应该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

1990年代，受《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的启发，宋强，张小波，乔边等作者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该书在中国引起一阵“说不”的旋风，并催生了一系列“说不”系列书籍（如《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

1989年，可谓盛田昭夫的人生顶点。当年，他创办的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真正实现了盛田昭夫在全球扩张的事业目标。从日本二战战败算起，日本人仅仅用了40年时间，就从废墟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战场上日本没有战胜美国，但是在商场上日本“报了一箭之仇”。

在1989年风光无限的不仅是索尼的盛田昭夫。同年，日本的三菱集团以8亿4千6百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纽约洛克菲勒中心（Rockfeller Center）51%的股份，震惊了美国的舆论和大众。要知道，洛克菲勒中心可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这只是日本投资者在美国进行的跨境收购中最夺人眼球的一桩买卖而已。从洛杉矶到纽约，从商业大厦到电信公司，财大气粗的日本人让美国人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不差钱”。

1989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庇尔伯格参与制作了一部电影叫做《回到未来2》（Back to the future II》。从上图该电影的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员工戴着印有日本太阳旗的领带，并通过视频通话接受他日本老板的训话。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意思是：未来我们（美国人）都要认日本人做老板。

当时甚至有美国媒体将日本这场并购狂潮称为“商场上的珍珠港事件”，意为美国在二战珍珠港事件之后再次受到了日本的“袭击”。

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盛田昭夫写道：美国不再以制造为荣，他们只热衷于将资本移来移去并从中获利。其实美国并不缺技术，但是他们缺少将技术用于商业化的创造力。我相信，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同时，这也是日本最大的优点。毫无疑问，美国正在逐渐衰落。

今天看来，盛田昭夫的这段话可能会让人笑掉大牙。但是回到1989年那个时点，如果我们对比日美两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就可以理解盛田昭夫如此乐观并非空穴来风。

从1980年开始，日本就开始连续多年产生贸易盈余。日本的私人储蓄率连年上升，同时政府赤字也得到了改善，整个国家欣欣向荣，人民信心十足。

以日经指数计算的日本的股市，从1980年的6，000点左右，飙升到1989年的40，000点左右。日本股市在短短的十年内上升了6倍，是全世界回报最好的股票市场。

日本的地价，其上升幅度也令人眩目。以当时日本的地价来算的话，其土地价值的总和是美国全国所有地价总和的4倍。我们不要忘了美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也就是说，按照平均尺价来算的话，日本的平均地价是美国的100倍。日本东京银座广场（Ginza plaza）地区的地价为每平方米25万美元 -- 这可是在1989年！每一个在东京或者大阪拥有一两套房子的日本人，跑到国外都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

反观美国，其经济情况和日本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从1980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并且其赤字规模越来越大。由于美国对于日本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美国政府联合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在1985年逼迫日本政府签订了《广场协议》。该协议意在缓解美国日益严重的贸易赤字，主要通过人为干预外汇市场，使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达到其政策目的。

日元兑美元的升值，让日本的财团“一夜暴富”，因此得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四处出击，夸下海口要买下“整个纽约”。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说不》中的豪言壮语，是这种“买下全世界”的民族自大情绪的一个高峰。

在今天看来，盛田昭夫当时的观点，有点类似于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29年做出的“美国股票似乎已经到达了一个永不下跌的高地”的“乌龙言论”。在费雪做出该评论后不久，美国就进入了20世纪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股市也相应的一落千丈。

从1990年开始，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日本的日经指数（Nikkei）每年的回报为-1.5%，而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每年的回报为8.5%。在这二十年中，美国股市每年的回报比日本股市每年的回报好了整整10%。

1989年的盛田昭夫绝不可能想到，接下来的二十年是日本“失落的二十年”。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美国依然屹立于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之巅，中国迅速崛起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则在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和“流动性陷阱”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盛田昭夫的“预测错误”，在行为学上有一种解释叫做“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近因效应和“后视镜效应（Rear-mirror view bias）”类似，都是指投资者在对未来进行预测时的期望，受到最近的过去一段时间（比如三到五年）的历史的影响。

比如Paine Webber and Gallup公司在1999年6月份曾经做过一项问卷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让受访者预测未来十年的股票市场回报。在统计结果的时候他们把受访者分成两大类：股市菜鸟（那些投资经验少于5年的投资者）和股市老鸟（那些投资经验超过20年的投资者）。

结果如上图所示。股市菜鸟们预测未来十年的股市回报在每年20%以上，而股市老鸟们预测未来十年股市的回报在每年12.9%左右。事实上，从1999年到2009年的十年之间，美国股市每年的回报是负4%。显然大部分的受访者都被1999年之前的大牛市所深深影响，对未来产生了脱离实际的盲目乐观。

可见，盛田昭夫的错误并不仅限于他一个人独有。事实上这种行为学偏见是相当普遍的。

回顾历史，以古鉴今，我们能从盛田昭夫身上学到哪些经验教训？

首先，要想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是十分困难的。有无数的经济学家和各种专家试图对宏观经济和政治形势做出预测，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任何人有持续做出准确预测的能力。关于这个问题，本专栏的历史文章《专家的预测靠谱么？》（https://zhuanlan.zhihu.com/p/23835809）中有更为详细的分析。专家的意见可以听，但是聪明的投资者更要依据证据主义进行仔细分析，得出自己独立和理性的判断。

其次，聪明的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弱点，并尽力避免之。由于我们人类是情感动物，因此在基因上就有犯行为学错误的天性。像“近因效应”这样的行为学偏见已经被很多学术实验证明在人类中普遍存在，因此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轻易堕入这样的行为学陷阱。

再次，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古老的忠告。即使像盛田昭夫这样智商再高的聪明人，也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所有在1980年末/1990年初将赌注押在日本而忽略美国的投资者，都受到了极大的惩罚，遭受了严重的投资损失。关于多元分散的重要性，本专栏历史文章《长期投资的关键：多元分散》（https://zhuanlan.zhihu.com/p/22744727）中有更为详细的分析。

最后，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由于财富的积累，中国企业和个人对于海外的投资和并购也开始快速上升。在报纸和网络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中国企业买下欧美企业，中国大妈推高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房价的新闻标题。同时，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上升速度，也让人依稀看到了1980年代日本东京等地房价飙升的影子。

日本的经历并不一定会被中国重复。但是，其经验教训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聪明的投资者，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自己无法预测未来的局限性，通过坚持长期，多元分散的方法来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以应对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和未来。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数据来源：

http://www.nytimes.com/1989/10/31/business/japanese-buy-new-york-cachet-with-deal-for-rockefeller-center.html?pagewanted=all

http://archive.fortune.com/magazines/fortune/fortune_archive/1989/09/25/72514/index.htm

Power from the Ground Up: Japan’s Land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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