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特殊的囚犯

　　在“文革”那个非常时代,有个政策叫“留到运动后期处理”,因此便“拘留无限期”,各地的看守所里,关满了既不审又不判的人。这些人不象现在被称为嫌疑人,但为了区别于已经判刑的罪犯,被称为“人犯”。我由于“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也被拘留在四川万县看守所内作“人犯”。 　　1971年,“林副统帅”闹出个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一时形势十分紧张。全国的看守所都实行了非常管理,措施之一便是停止每天的放风。除了极少数参加劳动的人犯外,其他人犯都整日被闷在幽暗的牢房里。 　　上面一发出停止放风的命令,万县看守所当即便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但在非常时期过后,上面却忘了再发明令恢复,加上管理人员觉得不放风还少了一项麻烦的日常工作,因此在万县看守所,停止放风的措施便一直执行了近两年之久。 　　看守所内有一位身材瘦小、腰背微佝的老年人犯,却享受着每天放风的特殊待遇。每天上午,他都会被看守放出仓来。老人一出来便沿着天井的边缘、似竞走运动员般迈步急走,不东张西望,也不减速。他走上将近一个小时后,浑身大汗地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走上将近一个小时,就主动报告进仓。 　　我从风门洞望着瘦弱的白发老人天天不声不响地在天井里急走的样子,不由地总会想到《红岩》里的老革命华子良,只不过他没有华子良装出来的疯癫神态,显得平静坚毅。 　　老人犯告诉我,那位老人是个老地下党、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他每天走的步数,便是从看守所走回家中的距离,赵唯在想象中回到家中与老妻坐一会儿,又走回看守所。单边8公里,一步不多一步不少,他被农科所的群众组织押回去批斗时计量好了的。 　　 　　东纵司令威名显,《红岩》英烈此中来 　　 　　赵唯当年在下川东真称得上赫赫有名。他是万县专区云阳县人,在上海读大学时,于1931年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第二年,赵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赵唯被组织上派回云阳,建立了云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带进了大巴山。地下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后,赵唯于1935年1月19日组织了著名的云阳武装暴动,拉起队伍、成立了川东游击队,自己任司令员。这支游击队活跃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本地年老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多次悬赏上千银元买“双枪赵唯”的首级,《红岩》这部小说中的许多英烈,均是川东游击纵队赵唯司令的战友和下级。如全国闻名的英烈彭咏梧(彭松涛),就是这支游击纵队的政委,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在奉节县竹园坪寨楼上示众,他被安葬在奉节县城,供人凭吊。江竹筠(江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职员,她于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后即解送重庆。赵唯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迎来解放后担任万县专区副专员。 　　后来,赵唯调到我所在的16仓,我问他,《红岩》这部小说为什么将发生在川东的史实移到了川北,彭咏梧(彭松涛)的司令员也变成了位老太婆?赵唯告诉我,作者是川东地下党的同志,自然清楚这段史实,在创作过程中也来找他搜集过材料。但当时他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下放在农科所作一个不管事的副所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为了避免“替右派分子歌功颂德”,作了些技术处理。赵唯说:“小说嘛,可以那么写,但作为党史,川东地下党的历史是不可抹煞的。” 　　“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下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在这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到处都抓“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三老会是“文革”中制造的一大冤案)。许多老革命失去了自由。 　　我们仓里有一个诈骗犯嘲弄赵唯说:“你家是云阳县的大地主,你又是那么早的大学生,假若你规规矩矩地读书留学,作个专家教授,一辈子自由自在过得该多舒坦?你却不会享福自找苦吃,共了自己家的产、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革命,结果却把自己革到共产党的监狱里来了。” 　　赵唯正色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过好日子,是为了大多数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虽然我现在被关进来了,这只不过是受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党历来就是在不断地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我坚信错误路线迟早会得到纠正,我在这里面还要坚持锻练,就是为了出去以后有精力继续为党工作。” 　　出于这种信念,他一有机会便叮嘱看守所里的“三老会”们保持信念、加强锻炼。 　　赵唯是1968年被抓进看守所的。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影响,也由于当时万县专区分管“三老会”一案的主要负责人当年在游击队里曾作过赵唯司令的通讯员,所以当局曾主动优待他:住单间、吃大米外加油酥豆瓣,还有单独放风和一份《人民日报》。但赵唯自律很严,对当局的优待只接受了单独放风和《人民日报》,他同其他人犯们一样,挤在又脏又臭的大仓里。由于在山上打游击时长期饥一顿饱一顿,赵唯的肠胃一直不好,每天早上那二两大米他是全吃了,但中午和晚上那两罐包谷,他就只能将上面的稀羹喝掉,而将下面的大半硬包谷米给同仓的人吃。大家都劝他接受当局的优待,就别吃包谷了。可赵唯却固执地说,既然现在成了囚犯,便不能在吃的问题上搞特殊化,更不能去住单间脱离群众。 　　赵唯毕竟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常对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革命经历。关于赵唯在下川东领导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故事,近年来党史资料和一些报刊多有登载, 杜之祥先生撰写的《赵唯传》也已面世,为了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史实,我这里就只讲两个他在囚室内亲口讲述、鲜为人知的早期故事。 　　 　　深山访老友,患难见真情 　　 　　赵唯的入党介绍人叫林祖涵。林祖涵就是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林伯渠在长征时就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到延安后作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时是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唯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组织上要求赵唯辍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地下工作,赵唯二话没讲,按照组织的安排退了学,向家里要了一笔钱,在上海开了一家川菜馆,作地下党的联络站。 　　赵唯整天西服革履在上海滩厮混,结织了许多在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他讲到这段经历时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了几句题外话:那时候,凡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进馆子吃东西,结帐时该付80块的必给100块,多付钱才显得有面子;现在少数有地位的人进馆子,都要少付钱甚至不付钱,才显得有面子。 　　赵唯开馆子时,有一个经常来往的云阳同乡名叫龙潜,也在上海读大学,学艺术,书画很有造诣。把酒闲谈时,赵唯发现龙潜对社会的黑暗现象抨击得激烈而尖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赵唯认为他有革命理想,便向党组织汇报了龙潜的情况,组织上便指示赵唯发展龙潜入党。 　　不料这龙潜尽管平时言词激烈,但当赵唯正式同他谈到革命、主义之时,便顾左右而言其他,一派名士风度,还说什么君子不党。 　　有一次,赵唯执行组织上交派的任务去了外地两个多月,回到上海时已是4月底。那天,赵唯独自一人去向上级汇报工作,正走在租界一条小街上时,远远就看见对面人行道上,龙潜正长衫飘飘地走了过来。龙潜一看见赵唯,便隔着马路扬手高呼:“赵唯,明天就是‘五・一’了,贵党搞不搞示威游行?”吓得赵唯钻进一条小巷撒腿便跑。幸亏那街道冷僻,没人追来。

　　见赵唯这一跑,龙潜也觉得这样在街上乱吼太冒失了,又主动来道歉。赵唯也谅解他那艺术家的个性,还是想发展他入党。 　　不久,龙潜搬到饭馆里来和赵唯同住了,赵唯便有机会经常同他谈革命理论。他还针对龙潜睡得晚起得晚的习惯,早上替他送早点时,试着将党的宣传品包上油条包子给他拿进卧室。赵唯悄悄观察,发现龙潜在边吃边看那些材料,还看得很认真。赵唯便天天如此给他送早点。龙潜看来看去,就主动同赵唯谈起主义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龙潜主动表示了入党的愿望,赵唯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龙潜入党后,在上海搞了一段时间的地下工作,便调到南方局当秘书,长期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建国时,总理考虑到龙潜的专长,就将他安排到历史博物馆作了馆长。 　　赵唯被错划右派后,有些还在位的老同志虽然心中同情,表面上还是要划清界线,但龙潜依然是年青时那副艺术家的脾性。1961年,他返乡探亲时到了万县专区,作为一名在京的党内高级干部,地委领导依例热情接待,还为其派了一辆小车,供其在探亲期间使用。不料他竟毫无顾忌地要求将已开除党籍的赵唯找来,陪他回到云阳看望亲朋。地委领导虽然不快,但考虑到他是京官、是总理身边的老人,还是勉为其难,将赵唯从农科所叫进城来。 　　赵唯陪龙潜回云阳寻亲访友,盘桓了几天。龙潜又扔下陪同人员,陪赵唯到大巴山上去寻访那些还在务农的游击队老战友。大山深处那些地方不通公路电话,他俩一上山便几天没有音信,急得地委派出的陪同人员心急火燎。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得发昏的赵唯就沾光享受了短暂的高干待遇,一直与龙潜相伴了十几天才依依惜别。 　　 　　风雪难行秦岭道,巧遇“桃花源”里人 　　 　　1941年冬,赵唯和另一位姓陈的同志奉命由川东碾转到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到延安去找党中央汇报工作。不料由于“皖南事变”的爆发,国民党加强了对边区的封锁,到延安的交通暂时中断了。组织上又要求赵唯返回川东,继续开展游击斗争。 　　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赵唯与老陈化妆成小商人,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关卡,选偏僻无人的山间小路,每天昼伏夜行。一天晚上经过秦岭时,突然遇上了暴风雪,山风凄厉地呼啸着,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一个劲儿下起来。大雪覆盖了山沟岩坎,他俩无法再往前行,便寻了个避风的岩缝,想躲过这场风雪后再走。 　　下半夜风雪稍停,赵唯俩人刚开始借着雪光在山道上摸索,树林里突然跳出一群手执大刀长矛、反穿羊皮褂的汉子。一个措手不及,赵唯和老陈便被扑倒在地绳捆索绑。赵唯以为碰上了当地的乡丁民团,心想这次要当烈士了。两人被汉子们蒙上了双眼,用绳子牵着跌跌撞撞地走了好久,被带进一个巨大的山洞里。拆下蒙眼布,赵唯发现洞内篝火熊熊,人们的穿着打扮象戏里的绿林好汉般不伦不类,武器也多是冷兵器,仅有几支火药枪。洞里还有女人和小孩及生产生活用具。赵唯便知道是被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掳进了山寨,他俩稍稍放下心来。 　　不料那位白须飘飘、身材魁梧的山大王接过从赵唯身上搜出的手枪,只简单地问了押他俩进来的小头目两句后,就吩咐将这两个“官府的探子”拖出去宰了。赵唯大叫:“我不是官府探子,也是拉了队伍在山上作头领的人,即便是死也要死个明白。”那年老的山大王听赵唯喊也是拉了队伍在山上作头领的人,便过来反复端详。见赵唯身材瘦小、白净斯文,一点不象绿林好汉,他脸上就流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赵唯见状,就要他先松绑,露一手给大家看。山大王豪爽地叫人替赵唯松了绑,将手枪还给了他。赵唯活动了几下手腕,看了看远处洞壁上的松明子火把,将手一抬,只听“叭叭”两响,两支火把应声而灭。全洞男女老少齐声叫好,那山大王也满脸堆笑与他俩施礼让坐,与两位客人大碗酒大块肉地边吃边谈。 　　赵唯就讲自己是共产党、游击队,是为全中国受苦人翻身求解放打天下的。不料那山大王和他身边的头领全然不知共产党和国民党,连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全民族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也不知道。细问之下,才知道对方是清末民初为避战乱,由老辈人将全村带进这与世隔绝的大山腹地,占山为王自耕自食。他们在山里已过了几十年,太太平平地繁衍生息,一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 　　由于风雪阻路,主人就盛情挽留,赵唯和老陈在山洞里住了好几天。吃饱喝足了,就对那些“桃花源”里人讲日本鬼子的罪行和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与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那些人听得十分有劲,对共产主义也就非常向往。谈得投机了,老头领还与赵唯二人对天盟誓、结为八拜之交。 　　几天后,风停雪止。赵唯和老陈告辞时,老头领给俩人各送了一件羊皮褂、几十个银元,还有一大包烤肉干粮。他带着众人送了很远,直至能遥遥看见官道了方才抱拳相别。 　　数年后,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川东游击队已扩大为游击纵队时,赵唯也派人去秦岭联络过这支队伍,却没寻到半点踪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唯的冤案得到纠正。1993年,赵唯以85岁高龄因病逝世。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