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及与中唐古文运动

　　摘 要：独孤及是唐代古文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家，其古文创作思想中宗经明道、师法汉代文章创作的主张及其关于志、言、文等论述是唐代古文运动文学思想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古文创作中诸如论说文、传记文和山水游记等作品的多方面创新则昭示了中唐古文发展的路径；其开帐讲学、奖携后学的社会活动则直接培养了大历贞元年间的一批古文作家。独孤及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对大历贞元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独孤及；中唐；古文运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66—04　　独孤及(725—777)，河南洛阳人，盛唐和中唐转折之际重要的文学家。《旧唐书?韩愈传》云：“大历贞元年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和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①《四库全书总目》也对独孤及文学史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斩雕为朴，数子实居首功。《唐实录》称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②当今出版的唐代文学史著，对独孤及这样一位卓越的古文大家之研究仍存在诸多空白，本文尝试就独孤及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实绩和社会活动的若干问题予以阐述。　　一、独孤及的文学思想　　独孤及的文学思想既有对前人的继承，也有自己的思考，是古文运动理论渐进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创作探索意义的阶段。其主张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宗经明道、师法汉代文章、文章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众所周知，复兴儒学是古文运动的主旋律，早期的古文学家萧颖士和李华都曾倡言宗经明道。萧颖士在《江有归舟序》中认为：“所务乎宪章典法、膏腴德义而已。”“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③在《赠韦司业书》中言说道：“丈夫生遇升平时，自为文儒士，……尚应优游道术，以名教为己任，著一家之言，垂沮劝之益，此其道也。”④李华在《杨骑曹集序》云：“读书务尽其义，为文务申其志；义尽则君子之道宏矣，志申则君子之言信矣。”⑤青年时代的独孤及曾师从萧颖士和李华诸人，宗经明道自然也构成了独孤及文学思想的首要观点。独孤及在为李华的文集作序时说：“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⑥在独孤及看来，李华文章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其作品坚持了宗经明道的创作指导思想。梁肃在《独孤及集后序》一文有独孤及文学思想最为完整的表述，文章云：“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⑦综上观之，无论从独孤及的师从学习内容，还是他本人对同时代作家的评价，以及其门生对独孤及本人作品的理解，独孤及宗经明道的文学理念是没有异议的。独孤及的文学思想还表现出鲜明的师法汉代文章特点。所谓“师法汉文”就是师法汉代文章干预现实、经世致用的“实录”精神。梁肃在《独孤及集后序》称誉独孤及的文章说：“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⑧在同一篇文章里，梁肃还记述了独孤及对自己的教诲：“后世虽有作者，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学者汪晚香曾有这样的认识：“古文学家，……在文与道的关系上，由重道轻文逐渐发展到重道不轻文，由一味强调明道逐渐发展到也重视反映现实，由一味强调宗经逐渐发展到也重视师汉。”⑨由此可见，无论是独孤及本人的论述或是学者的评价都表现出他对汉代文章的推崇和学习。独孤及关于志、言、文的论述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唐代，反对华而不实的骈丽文是古文革新贯穿始终的基调。所谓反对骈丽文风的讨论， 其实是关于文章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萧颖士在《江有归舟序》中对骈俪文风进行了中肯的批评。文章云：“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乎俪偶，放于绮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所务乎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而已。”⑩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一文也阐述了对骈俪文风的认识，即独孤及关于“志”、“言”和“文”问题的论述，文章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揖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饰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桎梏，拳拳守之，如奉法令。闻皋繇、史克之作，则呷然笑之。天下雷同，风驱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揖，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咏歌，……故风雅之旨归，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论，皆见于词。”　　从文章行文的论述来看，志相当于文章的内容、内在精神，言、文相当于语言修辞、文体形式。在文章的志、言、文的三者关系中，志最重要，而言、文则次之。从此文的创作时代背景而言，作者显然是针对天宝前后文风凌浸的社会现实而发，批评“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俪文风。他称扬李华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经为泉源，抒情性以托讽，然后有咏歌”，这其实也表明独孤及的文学观点，即：文之志，文章的立足点应该“本乎王道”，应该有社会道德感，有益于经世致用。作者认为：李华文章之所以优秀，就在于文中有志，志在文先，坚持了文以明道的文学观。当然，此处“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的论述，也表明独孤及认为“文”的“舟楫”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肯定文章内容的首要性并不是否定文章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文章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同样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所以独孤及虽尊经，却不是像萧颖士那样“经术之外，略不婴心”。独孤及论及汉代文章之际，他认为贾谊文章甚至有超越儒家圣贤孟子、荀子和诗赋之祖屈原、宋玉之处，正在于贾谊的文章朴而有文、华而有根，达到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独孤及关于“志、言、文”的论述再见于《萧府君文章集录序》：“足志者言，足言者文。情动于中，而形于声，文之微也；粲于歌颂，畅于事业，文之著也。君子修其词，立其诚，生以比兴宏道，殁以述作垂范，此之谓不朽。”由此我们可理解独孤及关于志、言、文相统一的文学理念，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完美统一的文学理念。独孤及在论及“当代”作者创作之际，也坚持了这样的批评标准。他对“当代”那些既有丰富的感情内容，又有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作家和作品提出了肯定，他评价萧立的文章“深其致，婉其旨，直而不野，丽而不艳”；赞扬李华之作“笔锋风生，听者耳骇”。而独孤及本人就有一些构思新颖、词采华茂、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如《仙掌铭》、《古函谷关铭》诸文即见重于时，而他的《马退山茅亭记》之作在宋代以后被窜入柳宗元文集，因面目近似，后人竟难于分辨，可见他的创作艺术已经神似韩柳诸人。显然，独孤及作品完美的艺术表达形式也是其文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