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社会学论文-浅析眷村社区的独特时代性

外省人眷村新家庭的悲欢离合

——浅析眷村社区的独特时代性

关键字：眷村社区 眷村文化 独特时代性 祖国认同 外省人与本省人

全文摘要：

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光复后的台湾在国民党政权整编安置庞大的外省籍族群过程中，发展出公有住宅社区的制度性计划——“眷村”，而成为台湾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具有强烈外省人的族群意象、政治忠诚、不同地域生活文化揉杂的特殊聚居区域。影片《小毕的故事》，就是在这样大背景的眷村小环境中铺陈开来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希望能通过结合社会学理论中的“社区”与“文化”概念，剖析那一时期眷村中的众多家庭，外省人和本省媳妇因其自身的世俗认同和文化差异而产生行为并且交互作用，产生了众多悲欢离合。在这个独特的时间背景下梳理出“眷村社区”的时代性与独特性，为当前的眷村文化研究与保存行动作出参考帮助。

影片《小毕的故事》即依据台湾作家朱天文所撰写的小说《小毕的故事》为基础，再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故事剧情描述一位眷村青少年的成长故事，眷村坏孩子毕楚嘉不断沉沦，最终在忤逆外省继父，造成台籍母亲内疚开煤气自杀后，走上从军之途，复制大多数眷村小孩的出路，“成为中华民国堂堂正正的军官。”从年少轻狂的懵懂无知，到成年的成熟稳重，传达早期台湾眷村生活的真切与感怀。台北县淡水镇的淡淡温情，以及日据时期的传统建筑风格，细致描绘了早期台湾眷村生活及回忆。

影片一直通过一位邻家女孩朱晓帆的回忆描述淡淡地展开，一个处于边缘语言位置（闽南语，以致国语一直讲不太好）及父权传统下的毕妈妈，带着对过去不齿的岁月与现今的台籍身份，嫁给了一个年长许多的湖南籍丈夫毕伯伯，使得她既孤立又专注实践“娴静少言”妇德和家务工作。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台湾眷村，应该还有典型性吧。而毕妈妈“父权传统的贞静少言训诲、非主流的闽语能力、带着拖油瓶进入婚姻的不合法位置”又让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变得特殊，甚至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而使得十年后悲剧的酿成。

从一个小小的眷村新家庭放大来看，结合整个影片大多数眷村生活细节，我们似乎对于那个时代下的“眷村社区与眷村文化”的独特性渐渐地勾勒出了一个鲜明的社区特性与时代特性——那个充满时代性、独立性、祖国认同感与温馨情义的小小眷村。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社区：通常是指以一个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即把社区视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它至少包括以下3个特征：1、它有具体的地理区域界限；2、有一定的人口；3、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着较密切的社会交往。可见，长期伫立于台湾的眷村，有着其鲜明的社区特性。 以下就由笔者从几个方面浅析一下：

一、 眷村社区的时代性

从资料查阅来看，眷村并不是真正的自然村落，而是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是典型的时代产物。1949年，大约120万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军眷、流亡学生及企业家、公务员等，背井离乡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其中60万是军人。他们随即进驻台湾各大军事要地。这些逃难的人既没有钱又没地方住。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台当局动用从大陆带来的黄金对他们进行了有计划的安置，无法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的眷属，就暂住在学校、寺庙、农舍或牛棚里，有的还自行搭建了简陋的临时住所。这就是眷村，也是台湾最早的社区。据统计，当时全台湾共有眷村763个，眷户96082家。

这些背井离乡，从大陆五湖四海迁往台湾的外省籍人群，就这样被人为的组织在一起，有的便与当地的台籍居民结合成新的家庭，当他们有了固定的住宅区域，开始了较为封闭的新生活，眷村社区就在那个时代下的台湾各地迅速形成了，而《小毕的故事》中的淡水镇只是整个台湾眷村文化中的小缩影吧。而许许多多外省人与本省人因为生活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悲欢离合，也成为了那个时代常见的音符„„

二、眷村社区的独立性

从《小毕的故事》中所住的眷村，我们能发现它本身的独立性，有完整的社区地理区域，有独立的学校、医院以及各种民用服务设施，更重要的是，里面居住的几乎都是外省籍居民（可以从小毕的弟弟刚出生时，因为爷爷啼哭，而用传统民间贴红纸的方法让路人朗读，而路人朗读时的方言可谓五湖四海的大杂烩，十分有趣）。相对独立的眷村生活，使得眷村保留了很多原汁原味的大陆传统中华文化，结婚时的长长鞭炮、毕伯伯的书法和邻居的讨春联，以及大陆民间治疗婴儿夜间啼哭的偏方等等，都从细节上展示着眷村社区的独立性。

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台湾各地陆续兴建的大量眷村，称为早期眷村。当时由宋美龄发动“民间捐款”，以“捐赠”方式分配安置军眷居住。当时的住宅以平房为主。在接下来的10年中，平房式军眷住宅一共兴建了10期，共计38100栋，分布在台湾全省各地军事要塞中。眷村中的住房有着一定的等级，分为将校官的房舍与普通士兵房舍，两者在环境上有明显差别。眷村内设有学校，村外围有部队，整个眷村俨如军事要塞，严格管理着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来往。

原以为“随时要反攻大陆了”而成立的临时眷村，却久久伫立于台湾之间，成了近代台湾重要的历史地景。800多座眷村，收拢了远离家乡的“阿山仔(外省人)”。围起眷村的竹篱笆之内，是整个“丢掉的中国”的缩影，南腔北调，相濡以沬；在竹篱笆之外，却是另一个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曾经分析，台湾社会称他人的父母“某爸爸”、“某妈妈”的说法，就是外省人迁台后，原有宗族体系断裂，必须和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住在一个聚落时，自然发展出的新称谓，这也就可以算作是眷村文化对外辐射的一个延伸吧。

三、眷村社区深入人心的“祖国认同”感

眷村社区的政治态度应是显而易见的。在台湾，“眷村”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含义，等同于反“台独”。当年迁往那里的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他们服从于

国民党，是国民党最忠实的拥护者。在迁居的早期，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时有抛出“台独”言论，几乎每次都会遭到眷村人的强烈抗议和反对，他们有着至死不渝的“祖国认同感”。在他们心中，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的土地。

而回到影片，小说作者用小毕自身去完成那个时代从军官学校的想象到与国家民族联系。其实这也是很眷村内、外省女性的想法，因而让“报效救国的乌托邦式理想”成为了众多书写眷村的常用题材。

正如《小毕的故事》中邻家女孩朱晓帆在影片最后所说：“‘小毕! ’多少多少年来这时我第一次叫他。多少多少年来，他的瘦如今是俊拔、黑是健朗。那压压的眉毛与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水的青光，一闪，又暗了下去。他就是小毕，中华民国空军军官中尉毕楚嘉。” 从中我们能看到真实眷村社区中的小孩最有出息的出路，“成为中华民国堂堂正正的军官”，排除政治因素而从民族使命感本来来说，这份浓郁爱国的情怀，在眷村中应是随处可见的。

四、眷村社区的情与义

正因为眷村社区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的“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强烈的族群意识便造就了眷村人之间独特的情与义，这一点在大陆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族群与社区存在，比如在南方分布广泛的“客家人”等等。

《小毕的故事》里成长中的“坏孩子”毕楚嘉与小学便是好友的范统同学，就有着他们之间的深厚情义，无论是小时候一起干恶作剧，中学时一起追女生，还是与流氓斗殴，范统被流氓捅破肚皮，小毕从家中偷钱为他输血医治而导致家庭悲剧的发生，以及最后成为空军军官后的同学聚会时与范统的好友重逢，都能深深地表达出眷村孩子间的那份情同手足的情感。

在早期的台湾眷村，经常会发生眷村人一同赶走来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或是眷村人帮助受欺负的眷村人，与村外人大打出手，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学生之间。可以说，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过童年的。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很少发生了。

眷村人以一种难民的心态到了台湾，当时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比例接近于8.5∶2.5。在陌生环境的包围下，眷村人选择了自我偏爱，这种强烈的“外省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与本省人的融合。当时很多眷村只有一部对外联络的军用电话，全村与外界互通信息全靠它。另一方面，眷村内部又是不同地域文化的汇集处，这里的人们大多适应性很强。据说当时眷村没有谁家是关着门的，都是前窗挨后院，一家出了事，大伙都会去帮忙。小朋友之间就更是如此，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学，如果和本省同学打架，大伙都一起上，“团结、有情有义”也是封闭眷村社区的鲜明特色之一。

眷村是个很奇特的社区，因为眷村的存在，丰富了台湾的文化，同时也使得台湾和大陆虽一海相隔，却血肉相连。现在，台湾的很多眷村已经消逝在历史的痕迹中，眷村人的后代

也逐渐融合到台湾现代社会中，许许多多属于那个时代的温情与眷村成长的回忆，也许在那些年长一些的眷村人与眷村后代来说，是难以磨灭的，而那些外省人与本省人家庭的悲欢离合，时不时地还在上演„„正如影片中的朱晓帆所说：

“在当时，我不懂得为什么生活里的琐琐碎碎，不管是愉快的、忧愁的，在很久很久以后想起来，却都是珍惜的，而且愈演愈精，愈久愈真。”

从海上吹来的热风带着潮湿的水汽游窜在眷村里，淡水河口的老榕树，纳凉的老人摇着蒲扇，树荫下孩时的你我在嬉玩中忘记了时光。可以有《童年往事》里夏日的鸣蝉，也可以有着《恋恋风尘》里依稀沉寂的远山，想念，消散。那海水一次次地冲刷着海滩，故事里的小毕在眷村的年少岁月里肆意成长，留下了模糊的一串串脚印，彷佛为那个独特台湾社会下的独特社区与文化，留下了一串串让人回味的省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