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2010年01月18日 17:52凤凰网历史综合

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积累。朱熹理学正是这种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继承、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维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维护和促进当时和后来的学术、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有不可抹煞的贡献，而且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也有重大的作用。

欧洲启蒙思想家是指在14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制造舆论的思想家。他们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批判特权等级制度。他们主张一切现象都来源于自然而不是“上帝的安排”。他们崇尚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反对神学。他们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尊重人权，否定神权；主张科学和教育，反对蒙昧主义。启蒙思想家在运动中倡导的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成为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武器。

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理性学说是从何处而来呢？应该说是来自启蒙运动的先驱者所留传下来的思想材料，但是当时，中世纪的欧洲的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都是基督教会独统天下的，他们用神学解释一切。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1〕因此， 这种思想文化的现实无法满足启蒙思想家的革命需要，难以提供启发民智和解放思想的理论和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思想家就只有从非基督教统治的遥远的东方文明国家即中国那里汲取完全不同于欧洲气质的文化中合乎他们需要的理论和知识，来建构自己的学说即人文主义和理性学说。中国孔孟儒家学说和朱熹理学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明代万历年间始，由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与留欧中国学生介绍、传播到欧洲去，并成为启蒙思想家所汲取的理论养料和精神力量源泉的。孔孟儒家学说、朱熹理学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了大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促进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和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

一、朱熹理学与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1646—1716年）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深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是西方第一个确认中国文化对于辅助欧洲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用的科学巨匠。莱布尼茨从21岁起开始研究中国，41岁研读了在巴黎出版的孔子论著和传记。在罗马，他结识了耶稣会士闵敏我，并从闵敏我和其他耶稣会士那里获得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1697年，他把这些材料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现状》。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热情呕歌中国的文明，还借用中国文明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当时的基督教统治:“我们在过去没有谁会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然使我们觉醒了。”他忠告欧洲社会:“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这样下去，我认为中国人在科学和艺术方面将会很快超过我们……我们生活得如此之混乱，道德沦落难以自拔，因此我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圣哲到我们这里来，把治国艺术和被他们提高到如此完美的高度的那种自然神学教给我们，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可见，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是极为崇拜的，崇拜到要求中国派遣人员到欧洲传授中国文化的境地。他认为中国儒家学说“是从约三千年以来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2 〕众所皆知，欧洲本土的古希腊文化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文化，它反映了古代欧洲的文明， 并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养料。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3〕但是， 莱布尼茨却认为早于古希腊哲学的中国儒家哲学远比古希腊哲学发达、先进、更具权威性。因此，莱布尼茨对于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给予坚决的反驳:“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4〕同时，他决心全力以赴地去研究中国文化， 并为此而倡导建立了柏林、维尔纳、彼得堡的科学院，将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研究列为这些科学院的研究项目。

通过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研究，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也应是合乎理性的；尊崇理性，是中国哲学家特有的珍贵品格。莱布尼茨完全接受了朱熹的“君主对人民要施行仁政，治国要以德为主”，“提倡仁君统治和大一统，反对君主专制”的观念，并提出建立开明君主制的主张。这些思想都从他出版的《中国现状》中充分地反映出来。《中国现状》不断发表耶稣会士介绍中国的文章。在后来的《中国现状》中，他又刊出原在北京传教的白晋所写的《康熙帝传》。在该刊物上他鲜明地指出，中国在康熙统治年间出现的安定和繁荣的社会景象就是他所追求的社会楷模。他称赞康熙皇帝尊崇儒学，导倡程朱，是最具有理性的皇帝。莱布尼茨在他临死前的一年即1715年，还给法国摄政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长信——《论中国哲学》，表达他直到暮年仍然尊崇和向往中国理学家那种思想开放、独立思考、富有思辨的品格和崇尚理性的信念，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中国理学家崇尚的自然法则。

莱布尼茨在对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等的研究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培植了他的哲学成就，如:他提出了著名的“唯理论”学说，发表了与宋代理学家《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完全一致的《二进制计算的阐述》论文和含有孔子、老子关于“道”的观念的《单子论》，从而开创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同时，为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理论。“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5〕因此，从莱布尼茨的哲学成果和自然科学成果来说， 李约瑟的论断是科学的、正确的:“当爱因斯坦时代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6〕

到18世纪，莱布尼茨的弟子佛朗克和沃尔夫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辨哲学，继续重视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1707年，佛朗克在哈雷创建东方神学院，专设了中国哲学专科。1721年沃尔夫因讲演《中国的实践哲学》而被逐，沃尔夫把莱布尼茨的辩证精神传给康德。康德在批判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哲学过程中，坚持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力量，如他在《宇宙发展概论》中提出的天体起源的假说，把宇宙描绘成一个物质的发展过程和“大自然是自身发展起来的，没有神来统治它的必要”的观点，与朱熹的宇宙哲学中的“阴阳二气的宇宙演化论”的观点十分相似。因此，尼采称康德为“歌尼斯堡的伟大的中国人。”康德从早于他六百年的朱熹那里获得考察自然界的科学的方法——用辩证的、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去考察自然界，这就开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河，推动自然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朱熹理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家

18世纪，在法国出现了在意识形态上同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进行宣战的启蒙运动，发动和参与这场战斗的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都通过耶稣会士的译著和报导，潜心地研究过中国的历史、思想、教育、文化、刑法、风俗和政治制度，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食粮。

孟德斯鸠（1689—1755年）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他在1713年曾和侨居巴黎十年在法国皇家文库任中文翻译的福建漳州人黄加略〔7〕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了解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 墓葬以及中国人对家庭财产的观念、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国妇女的地位、中国国家的管理方式等等。但他最为兴趣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法律结构。孟德斯鸠对谈话内容作了详细的笔录，并装订成册，定标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对话》〔8〕，然后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汲取其精华，丰富充实了他的“自然神论”思想和“法”的历史观。他的“自然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它为自身固有的规律即‘法’所支配”的看法，与朱熹的“宇宙生成论”有相似之处。他的“人类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为自己固有的‘法’所支配，支配一切民族的一般的‘法’就是人类理性”、“政治、法律制度要从人的现实生活环境出发”等，与朱熹的“人治中有法治”的思想和法制的治国方略应从当时的实际历史条件、从当时人们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时势变易了，治国方略也应随之变易的思想极为相似。从孟德斯鸠的思想、主张与朱熹的思想、主张的许多相似点，可以看到孟德斯鸠从中国留学生黄加略那里了解到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受到中国文化、朱熹理学的影响。孟德斯鸠汲取了中国文化、朱熹理学思想的精华，结合对法国的文化和政治的见解，在中国留学生黄加略的协助下发表了著名的《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等著作，而成为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与法学家。他在《论法的精神》中高度称赞中国的文化:“我相信，中国文化将永远无法完全为我们所了解。”

伏尔泰（1694—1778年）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的领袖。他才华横溢，充满活力，勤奋好学，经常同欧洲各国的进步人士保持通信联系，了解欧洲各国的情况；同时，也和法国的耶稣会士频繁来往，特别是多次与耶稣会士傅圣多交谈，从傅圣多那里和莱布尼茨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并利用中国的年代学来批驳《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9〕。在哲理小说《天真汉》中，他指出:“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五十世纪以上。”他还认为，当欧洲人“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时，中国早已是地大物博明智美好的文明国家了。他称赞中国史籍的记载即无虚构又无奇谈怪论，中国历史是一部合乎理性的信史。他说:“中国人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全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的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信。”〔10〕伏尔泰被中国文明所震动，并高度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11〕。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史都从中国开始，并长期遥遥领先。他利用中国的文明来巩固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意识，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的罪恶行径，把教会比作“迷信的恶魔”，教皇是“两足禽兽”，教士是“文明的恶棍”；无情揭露欧洲社会充满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他针对欧洲社会的污浊和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提出“打倒卑鄙无耻的东西”、“消灭败类”的战斗口号，并向教会的僧侣们公开宣告:“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12〕伏尔泰歌颂理想，推崇文明，希望在清除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起充满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他认为朱熹理学是“理性宗教”的楷模，是唯以德教人，“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在《查第格》这部哲理小说中说，中国的“理”或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觉得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这种以道德规范为准则，使天赋与理性、文明的发展与理性的进步、历史的前进相统一的“理性宗教”是伏尔泰坚定不移的信仰。他在哲理小说《老实人》中，就塑造了如

中国那样的一方“尽善尽美的乐土”——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想国家。直到法国大革命，中国哲学中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派发生影响，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宪法》的第六条说:“自由是属于所有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也倾慕中国的文明，高度赞美中国是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典范。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的文明，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高度评价中国的儒教与理学，说它“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1 3〕“百科全书派”的霍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一书中说:在中国“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与中国理学家一样，他认为欧洲各国也必须如中国那样以德治国，并在《社会体系》一书中提出“欧洲的政策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的主张。中国理学家主张德政，同时也重视法治。朱熹就针对南宋吏治和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提出:“古人为政，一本于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14〕的见解。但在执法上，朱熹认为应从圣人“至益至平，无所偏倚”之心出发，应立于大本达道之上，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朱熹对《尚书》“惟刑之恤”的解释，就体现了朱熹的法治思想。他说:“书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欲其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是乃卖弄舞法耳。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疑者，非法令之所能决，则罪从轻而功从重。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凡功皆可以从重也。”〔15〕“百科全书派”从朱熹的这些思想中，看到中国法律的严明，因而也非常赞赏中国的法律。“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波维尔十分明确提出要以中国法律为榜样。他说:“如果中国的法律能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16〕可见，“百科全书派”也深受中国文明、朱熹理学的影响，他们以中国儒家、理学家的自然观、理性观、道德观、法律观和政治理想为锐利武器，狠狠地鞭鞑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弘扬理性原则，向往一个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理性社会，极大地推动了中世纪欧洲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科学的发展。

三、朱熹理学与重农学派

在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理性社会中，经济自由的原则是绝对被尊重的。经济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重农的经济原则。中国的儒家历来是奉行重农政策的，就是“不贱工商”的理学家朱熹在经济领域里也是主张“以农立国”。“重农学派”在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之后也非常称赞中国的文明，把中国文明奉为欧洲政治经济的圭表。“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1694—1774年）明确表示要拥护开明的专制制度，他在《中国专制制度》的《导言》中指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开明的专制政治，中国皇帝是合法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在担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时，就曾寄希望于路易十五，要求路易十五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如中国那样的开明的君主专制，仿效中国皇帝奉行春耕“籍田”的仪式。但是，路易十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又把希望寄于路易十五的继承人身上。魁奈也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尊奉自然法则即自然秩序，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自然法则就成功，违反自然法则就失败。因此，“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17〕魁奈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按自然法则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只有中国是例外。”〔18〕中国是最崇尚自然法则的国家，中国文明应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旗帜。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在经济领域，他提倡以农为本，认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只能是农业生产，因为只有农业生产才能增加物质本身即生产‘纯产品’”〔19〕。“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理论体系和经济纲领的核心〔20〕。魁奈依据他的“纯产品”学说，提出改变法国经济状况的经济纲领:一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增加“纯产品”提高收入；二为整顿税收制度，实行地租单一税。魁奈的实行地租单一税的主张，保护了农业资本家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说:“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肯定。一方面，全面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而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的办法……。”〔21〕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对法国18世纪的社会思想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魁奈的重农主义思想却是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古代中国的伏羲、尧、舜、孔子和朱熹，如朱熹的“以农立国”、“务农重谷”是“自然之理”的思想；而他的实行地租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是深受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周礼》均田贡赋和朱熹的“除尽正税以外的赋税”、“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的启发而提出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政府几千年以来都能使自己处于社会安定的局面中，其基本原因:一是中国实行了孔子和朱熹的思想和道德规范，以仁爱众生和克制私欲为行为的准则；二是劳动所得税和人头税的征收，中国人一向认为“是不合理和不公允的”，是“不能违反的自然规律之一。”唯一合理的办法就是向土地所有者获取的那部分“纯产品”征税，以提供国家所需的赋税。〔22〕可见，魁奈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是深受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的影响。

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杜尔哥（1727—1781年）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并认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发展，可以不断促进社会的进步。他说:“各种发明，无论是物质的与非物质的都是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发生的，乃为人类上进的阶梯。”〔23〕还说:“人类生活是有赖于过去的经验。”〔24〕他和魁奈一样，对中国人的发明、创造、经验是极为重视的，对中国的文明是极为赞赏的，他认为法国的改革需要借助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国的经验与文明。因此，他在担任里摩日州长时，就十分重视加强与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杨德望和高磊斯的交往，从他们那里获取中国的情况。当杨德望与高磊斯要在1764年回中国时，杜尔哥为详细获得中国社会实践的经验，就写了《给两位中国人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指标》，指示杨、高二人回国后从有关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资本、赋税等30项农业经济问题和造纸、印刷、纺织等15项工艺问题及自然地理、物产、历史等方面来收集中国农业、工艺、科技的情报。为了使这两名中国学生回国后，能进一步按照他的旨意来开展这项活动，杜尔哥还专门写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一部名著。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这部名著被视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前驱，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工业革命的开始，奠定了基础。杨德望、高磊斯回国后，就积极地收集中国农业经济、科学技术和工艺资料，并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还协助在华耶稣会士汇编由法国资助出版的关于中国的材料——《北京教士报告》。重农学派就这样从中国留法学生和耶稣会士那里获得了中国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资料和中国的水稻、桑树和茶叶栽培术、中国农具制造术、粮食储存法等农业资料。中国许多先进的农具、农艺、种籽就这样传到法国和欧洲。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大臣时，就借助中国发展农业经济的经验和重农主义理论，进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以图实现他的重农主义的主张。但是，后来因贵族和王后的反对而被迫辞职。接着，杜尔哥就脱离政界，潜心研究自然科学。由于重农学派的重视和借鉴，中国的文明促进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建设。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确实是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这些启蒙思想家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精神文化养料，充实和丰富了他们的思想，推动了反对封建神学和专制制度的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进程。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就认为:“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这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文明还间接地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推动了世界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诞生。

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文明，对欧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作用，这表明包含朱熹理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是溶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特别是其“创生”、“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群性”等原则，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所以，我们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否定自己的传统文明而一味追求西方文明。正确的态度只能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再造，使之“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25〕、“外之既不后于世界的新潮流、新水平，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6〕，成为我们所需要的养料，用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当代世界文明的建设再造辉煌。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231页。

〔2〕〔4〕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468页。

〔5〕〔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第497、538页。

〔7〕黄加略（？—1716年），福建第一位留法学生。 天主教家庭出身，其教名为阿卡狄奥，1702年随罗萨科主教染宏仁前往巴黎。不久，被派往罗马深造，回巴黎后到皇家文库工作，1711年获中文翻译家称号。1713年春，与巴黎姑娘玛丽·克劳德·蕾妮结婚，并定居巴黎。1714年跻身于巴黎上流社会。在定居巴黎期间，与孟德斯鸠、弗雷烈友好，参加《法汉词典》编写，1716年10月1病逝于巴黎， 编纂《法汉词典》工作被迫中断。

〔8〕《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巴黎出版社1950年版，第927—943页。

〔9〕《旧约》记载创世年代为公元前3761年。

〔10〕《伏尔泰全集》第3卷，巴黎出版社1965年版，第25—26页。

〔11〕伏尔泰:《哲学辞典·光荣》。

〔12〕《欧洲哲学史》（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 3页。

〔13〕朱谦之:《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14〕〔15〕《朱子语类》卷，第108、110页。

〔16〕波维尔:《哲学家游记》。

〔17〕〔18〕〔22〕《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412页。

〔19〕“纯产品”即剩余价值。

〔20〕〔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6页。

〔23〕〔24〕转引自孙本文:《社会思想》第95—96页。

〔25〕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

〔26〕鲁迅:《文化偏至论》。

［作者 福建省南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