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06档案揭秘: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秘闻(上)

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谈判。直至2004年，中俄双方才最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作为历史亲历者，中国外交部欧亚司原司长周晓沛回忆了冷战时期中苏谈判的过程与细节，以期让人们更多的了解那段曲折的历史。

那么，在没有硝烟的谈判桌上，双方进行了怎样的较量？谈判中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和插曲？周恩来和柯西金的会面为何会一波三折？作为苏联的鸽派政治家，柯西金为中苏两国关系的解冻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谈判桌上是对手，谈判桌下双方又是怎样相处的呢？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秘闻。

1964年那场谈判一开始，双方关于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巨大差异就立即显现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问题。中方指出，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

这样，中方就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引用列宁说过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我们虽远，毕竟是咱们的城市”这句话来证明，列宁从未对俄中边界表示过怀疑，并声称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指责中方所持观点是“对列宁的攻击”。

双方针尖对麦芒，为期半年的谈判最后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云云。

无巧不成书。苏联方面原建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64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继续举行。10月13日，中方通知苏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中苏边界谈判下一阶段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苏方建议的日期对我们不合适。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0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同时报道了中国原子弹“上天”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大事。真所谓“无可奈何花已开，无可奈何花已落”！

正当周晓沛撰写回忆文章时，一位老同事披露了一段尘封多年的惊心动魄的亲历：就在1969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夕，他奉命参加“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昼夜值班，整天神经高度紧张，时刻不离直通总参和中南海的几部电话。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专机飞抵北京机场时，他的任务是负责检查苏方行李，看看有无夹藏着枪支。当他警觉地触摸着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沉重箱子时，对方回答说：“里面装的是谈判用的边界地图。”原先曾担心可能会趁机进行突然袭击的“苏修空降兵”并没有出现，结果是虚惊一场。

根据1969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的两国总理谅解，双方举行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这一开谈，就是9年。尽管第二次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以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贸易等也有所发展。

在会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苏方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是核对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中方则反驳说，争议地区就是指某些“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有分歧地段，中苏之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划去或侵占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双方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在谈判桌上，双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中方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有意“拖延”、“封杀”谈判，讽刺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中方抨击苏联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苏方则反批中国“部署了250万兵力，其中包括民兵”。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度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苏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

另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又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将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现在苏方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中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

还有一次，中方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影射苏联领导层内部有矛盾，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伊利切夫当即跳起来，满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连续说了两遍“我强烈抗议”。会场气氛骤然升温，不得不宣布休会。

双方团长吵架之后，会下一般由首席团员出面进行沟通或澄清，以消除“误会”，复会后就转入正常辩论。其实，在当时两国关系紧张之际，谁也不想使谈判破裂，而是利用这一渠道传递某些信息，寻求某种缓和，正如伊利切夫所言，“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恐怕也是外交谈判之道吧！

在谈判桌上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但会下照旧，不仅以同志相称，而且谈笑风生。在会谈中间休息时，我方为苏方代表团准备了丰富的点心、水果，有小笼包、烧饼、春卷等，春卷最受欢迎。酒类当然少不了茅台，每到休息时，伊利切夫团长总是先喝上两杯茅台。

为了调节谈判的紧张气氛，中方还邀请苏方代表团到外地参观旅游。由于天天同苏方人员打交道，生活在一起，相互很熟悉，特别是在北戴河休假，还发生了一件情感轶事。苏方代表团中两个年轻漂亮的女打字员都对中方礼宾联络官产生了好感，追着这位“帅哥”一起聊天、散步、游泳，形影不离。这件事在两个代表团中传为笑谈，苏方人员还打趣说：“把他交给我们，带回莫斯科吧！”

有意思的是，1963年这位中国外交官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时，因苏方指责其做了“不符合外交人员身份的事”，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限期离境。当然，回国后，这位“红色反修战士”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成了“最受欢迎的人”。

1969年9月11日，相当于苏联政府总理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举行了会晤，被称为“机场会见”。

会晤开始时，柯西金说，我们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可以讨论三个月，但如把这些老问题扔掉，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周恩来说，要把老问题抛掉是不可能的，可以放在脑子里，先谈现在的问题，要往前看。柯西金表示同意。随后，双方进入对话讨论，就各自关切的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有时陪同人员也发言或插话。

柯西金是个经济通，有“计算器”之称，但对边界问题并不熟悉，不时询问什么叫维持边界现状，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双方武装力量怎样脱离接触，等等。周恩来都一一解释，指出：维持现状就是“原来谁在哪里，谁就在那里”；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那些地方；脱离接触就是双方武装力量“都不进入有争议的地区”，并用铅笔在纸上画图说明。涉及某些重大问题，他们都表示要各自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双方还谈及“对林彪同志的看法”这样的敏感话题。

会晤中也有插曲。一次是周恩来提到，如果苏方先发制人，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要把这个话告诉你。柯西金表示，只有精神失常的领导人才会发动战争。这是有人挑拨，苏联不寻求同中国打仗。另一次是谈到争议地区时，柯西金突然发难，说你进攻，我后退，卡住我的脖子往下按，你是帝国主义。周恩来当即回敬，争议地区你们占的多，你是社会帝国主义。柯西金立马说，只是开个玩笑。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设午宴招待柯西金，并在菜谱上特地加了一道红烧肉，客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这次会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谈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采取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当时双方都有速记员在场，但由于没有核对记录，加之其他复杂原因，后来边界谈判中对“谅解”中一些内容的说法及理解也大相径庭。

中苏两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为何选择在机场举行如此重要的会晤呢？苏方对这样的安排也感到有点委屈，而柯西金本人认为，“会晤时间和机会才是重要的，至于地点倒是次要的”。当然，这里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主要是双方意识形态冷战转为边境武装冲突热战，进而导致两国关系空前对立所决定的。同时，也与其他一些偶然因素有关。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方面几次提出希望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直接对话，但都碰了钉子。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决定前往，想届时能与周恩来见面谈两国关系问题。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时，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京。于是，柯西金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他拟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停留两三个小时，并同周恩来会见，希望9日前得到答复。但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的答复。

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而此时，已经是9月10日。

据苏方陪同人员回忆，几天过去了，一向沉稳的柯西金也着急起来，一再追问苏联驻越南大使谢尔巴柯夫，有无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消息，并问身边的人，该如何做才合适。10日上午，当苏方收到中方的答复时，柯西金已飞离河内。而柯西金要求专机前往中亚塔什干，也是有意在那儿等待中方的答复。10日下午，柯西金飞抵塔什干时，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这样，双方终于举行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场会见”。

那么，这场曲折的会见，双方是否会就某些问题取得共识？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柯西金抱有着怎样的态度和想法？他在推动中苏关系走向缓和进程中做了哪些努力？档案揭秘，明天李涵为您讲述：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秘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