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坛上的民族牺牲(外一篇)

　　这是一位名垂青史的文化巨子，一生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乾隆皇帝称他为“一代完人”，大地理学家徐霞客称他：“书法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他生前被民间称为“黄圣人”，死后在故乡被奉为神明，设庙祭祀，香火远播。 　　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二月，黄道周诞生在漳浦县铜山镇深井村。这个现在归属东山县铜陵镇的古老村落，多年前是一个滨海荒瘠之地。谁也未曾料到，这个历史上产生大量的“东渡客”、“过番客”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在中国文化史和民族精神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此时大明王朝已经步入晚境，正依靠着体制巨大的惯性缓慢地运转。而一个富有文化气质却又生于乱世的忠贞志士，命中注定他将为没落的帝国高唱最后挽歌的结局。 　　天启二年(1622年)，黄道周登进士第，历任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南明时官居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自请率兵赴江西抗清，兵败婺源，被执南京，62岁在南京殉国。这个来自闽南沿海荒瘠之地的大明忠臣，咸涩的海风造就了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在他供职朝堂期间，以刚正强谏，被降调二次，罚俸一次，削籍一次，廷杖八十次，坐牢一年半。有意思的是，他的声名和威望，却在屡屡挫败的仕途中隆盛起来。这是晚明历史的一道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皇帝一次次强加给自己的臣子以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另一方面是不屈的臣子一次次的抗争。 　　当黄道周那带着闽南腔调的官话一次次在沉闷的朝堂上响起，历史记下了这样的信息：一种不屈的民族精神撑起了将倾的晚明大厦。 　　家国将倾，远离帝阙的故乡，常常是人们的精神归宿。 　　崇祯元年(1633年)，已被削职为民在家闲居的黄道周，迎来了自己的好友徐霞客。我们无法想象三百年前一代儒学大师和大地理学家在闽南山间携手同游的情形，但是，灵通岩的秀木灵泉，一定记住了两个旷世奇人的朗朗笑声。实际上，黄道周在朝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治学与传道授业中度过的。 　　九龙江边的邺山讲堂，因为他的到来，曾经出现千舟云集的盛况。 　　白云悠悠的紫阳书院，儒学大师引领他的弟子们与先贤做过意味悠长的对话。明诚书院的那一方大型石质“天地盘”，至今还在向人们预示着天地人间的奥秘。这是一个道德理想的献身者，贫穷、贬斥、坐牢、放逐，都不能阻挠他探索真理的脚步。他大声疾呼：“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他身上，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古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在他的人格力量的感召下，许多寻找理想的人汇集到他的座下，他的弟子遍及闽、浙、赣、苏、皖，他的学术思想对明清之际乃至清代有着重要影响。 　　生在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年代，作为一个满怀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黄道周一开始便把自己摆放到了明王朝巨大的祭坛上，用自己坚贞不屈的生命，去做傲然独立的民族精神的牺牲。 　　在南明小朝廷枯灯将灭的时候，黄道周带领自己的弟子坦然走向结局，奔走、呐喊、抗争、请战、兵败、就戮，每一个过程都聚集着巨大的力量将生命演绎到极致。最后，结局来临了，随着南京城头一声悲怆炮响，中国历史多出一个完人。 　　“纲常千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这是黄道周留给漳州亲人的绝笔。正是“纲常”、“节义”这中国儒家文化的两块基石，使黄道周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肩负起了拼却性命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这是历史上最为震憾人心的景观：大明王朝在漫天霜雪中行将飘零的时候，华夏大地上出现了那个时代最为光彩夺目的英雄群像：史可法、黄宗羲、顾炎武、刘宗周、黄道周……一群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化巨子，共同为明王朝的寂灭，做最后的抗争。 　　斯人已去，碧水长流，那被深深地刻录在我们民族精神史册中的不屈的灵魂，如今安眠在漳浦北山一片青翠之中，令无数仰望者，倍感生命之重。 　　 　　历史名城后的文章太守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条基本定律：举凡文化昌明的历史名城，她的后面，一定隐约着一些文章太守的身影，他们与城市在某个历史性遇合时以特定身份奠下的精神根基，既便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风霜，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泽。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暮春四月，依然是莺飞草长时节，漳州城迎来了建州以来的第138位行政长官。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信步走进漳州州衙。在他的身后，一座文化昌明的城市在城南白云山的一声轻叹中隐隐在望。 　　这时候，距武则天垂拱二年建州，已有504年，漳州经历了历史性的发展阶段，人口由建州时的5千户增至10余万户，农工商并举，海外贸易初显兴盛势头，城市到了需要给自己重新进行文化定位的时候。 　　这一年，朱熹60岁，术业精深，名满天下。 　　作为教育家，朱熹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笃意学校，力倡儒学”是他施政纲要中最精彩的一笔。州衙前百十步即文庙，也是州学所在。新任知州在这里设“宾贤馆”，延请本地宿儒，招揽士子，知州本人则在每旬逢二和逢六分别下州学和龙溪县学授课。知州视学时，僚属敬陪左右，作士子表率。在那段流金的岁月里，州学一定拥挤着慕名而来的学子，清风翻动书页的声音和学子拖长尾音的吟哦，想必是朱子留给州学的最完美的印记。 　　许多年以后，这个朱子授课的地方，已成了寂寞所在。流云在天上飞，麻雀在地上走，宽大舒缓的屋脊，有时让人想起圣哲厚重的背影。 　　宋绍熙元年，从朱熹内心深处发出的充满理性的声音，一定是历史留给漳州城的最恢宏的记忆。他所引领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潮流，使一群人格健全的本地士子，离开拈花赋诗、对酒联句的生活，而成为道德文章名重于时的学者。陈淳、黄硕、王遇、杨汝南……一批经过大师的手点拨过的文化人，因为成了朱熹理学思想的坚定的传播者，而幸运地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在一个崇尚文化的朝代，一个引领思想潮流的官员主政，所能开启的必然一座城市的眼界。研究这个城市历史的人说：朱熹治漳，给城市种下了不凡的精神根基。 　　也许是早年民族融合的印记在冥冥之中影响着城市的性格。漳人的好讼、迷信与勤奋、坚忍的品格形影相随。朱熹治漳之前，讼师与官吏勾结，寺庙大肆敛财；细民迷于嬉戏。朱熹以为这是“俗未知礼”造成的。 　　于是，《谕俗文》、《晓谕居丧持服律事》、《晓谕词讼教》、《朱子家礼》一连串的告示迅速从州衙的大堂发布出来。那些告示也许是在紫阳茶的袅袅香气中写就的吧，充满了长者的劝诫和理学大师的信念，很快成了士民的行为规范。那段保留至今供人凭吊的州衙残墙，想必见证了这一段历史。知州大人是以怎样雷厉风行的作派推动这一千年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的，个中细节已经无从知晓。《漳州府志》的记载是：“官曹励志节而不敢纵欲，宦族循法度而不敢干私，胥徒易虚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猖狂”。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现象是：城市的文明进步，往往就是这样，被一群身形单薄、声音斯文、却贯注着巨大的人格力量的文化大师牵引着。漳州正是在这种历史机遇下，最终走上成为“海滨邹鲁”的道路。 　　在漳州这段时间，也是朱熹学术活动一个重要时期。城南白云山，临九龙江，万古青翠，气象开阔。政务之余，朱子常携童子数十人，上得山来，讲经、作注，听松关鸟语，看晚浦归舟。于是，就在那云气氤氲之时，漳州的山水牵引着圣哲的思想，圣哲的思想牵引着城市的历史。集朱熹四十年心血结晶的《四书集注》，这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云山深处缭绕的雾气和州衙大堂酝酿出来的深谋远虑，想必做了朱熹理学的最佳脚注。《漳州府志》记录这事倒也简洁，只说“朱子曾往白云山讲《诚意篇》。” 　　今天的白云山依然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去处，当人们沿着大师的足迹寻访那段消逝的岁月时，不由遥想，是怎样高旷的人生境界，使大师在山中挥笔写下了“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样的句子。 　　宋绍熙二年四月，大约是一个雨后初雾的日子，朱熹结束300天的知州生涯返回故乡建阳，在他的身后，一座历史名城的变迁才刚刚开始。 　　朱子治漳这300多天，对中国文化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段，从白云深处奉献出来的《四书集注》，成了元、明、清三代钦定的科举权威教材，牵引无数士子的心灵，并决定这些人日后的命运。 　　对于漳州来说，她成就了一次晋升为“礼仪之邦”“海滨邹鲁”等级的机会。朱子教化，漳人“遵若金科玉律，遗教越数百载”，此后这一区域文风鼎盛，影响深远。对白云山来说，这千年一遇的机会，使它以一座无名小山，与一位千古圣哲相知相随。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脉书香，伴随着深厚的精神理念，在千年时空里流荡。 　　【责任编辑 泓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