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出售国有资产的启示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霍基（Joe Hockey）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将总价值约1300亿澳元（约合1174.9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出售给私人投资者，澳政府将和有意进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合作，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大量资产交易。

澳大利亚政府此次推行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计划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每况愈下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澳大利亚1月的失业率由5.8%上升至6.0%，甚至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纪录，达到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澳大利亚今年的经济增速只有2.6%，微高于2013年时预测的2.5%。伴随着增长乏力的是高企的财政赤字。澳大利亚政府最新公布的一份财经展望报告预计，2013-2014财年的财政赤字将为470亿澳元（约合420亿美元），总债务预计将增至6670亿澳元（约合5969亿美元）。

据报道，拟售的资产从医疗保险到电力能源不等，所得资金一部分用于填补年度预算空缺，其余将被投入到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以刺激经济增长，缓解不断上升的就业压力。

澳大利亚财长霍基还称，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私有化国有资产可以为其他同样面临财政赤字的国家提供榜样，并用私有化所得来刺激经济增长。

这的确是解决财政困难和刺激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好办法，值得所有国家效仿。

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效率低下。所谓产权清晰，不是说资产不能共同拥有。不是说一张桌子，桌面是你的，桌腿是我的，横杆是他的，这样产权才是清晰的。资产在物质形态上可以共同拥有。但在价值形态上，一定要做清楚的划分，多少钱归你，多少钱归我，多少钱归他，用股份来说，你占了多少股份，我占了多少，他又占了多少，必须清楚。国有资产恰恰在价值形态上没有清楚划分到个人。国有企业产权不清，严格来讲是所有者缺位的企业。

虽说现代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两权分离，但是研究表明，所有者控制乃是公司治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幸福》杂志500家大公司中，5家最大股东利益集团平均而言共拥有全部上市股份的1/4多，像这样的所有权地位是足可以影响专业管理者进行工作的方式的。

由于所有者缺位，国有企业里活动的都是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弗里德曼说：“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国有企业注定是低效率的，并且存在浪费。

这也意味着没有行政垄断的保护，国有企业是活不了的。除了既得利益者，恐怕没有人反对应该打破行政垄断的了。但是也少有人思考，国有企业和打破行政垄断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要怎样做才能真正打破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固有的属性决定了它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国有企业，就不能不搞行政保护，行政垄断就不可能真正打破。

不是说没有国有企业，就一定没有行政垄断，但是有国有企业，则一定意味着存在行政垄断。这一点，无论中外都不例外。这就是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委员会（ACCC）一直在敦促政府“加快出售国有企业以提高生产效率”的缘故。这也是该委员会主席罗德·西姆斯称“政府对竞争法进行的审查和修改将比商界预期的更大也更彻底”的缘故。

这也不是说国有企业就没有好的利润表现。国有企业也可能有很好的利润，但其利润本质上是垄断利润。这一点也可以从经验中得到验证，不然在竞争领域就应该有好的国有企业。

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是财富积累的源泉，然而忽略了财富积累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想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何现代意义的增长发生在近代，而人类经济几千年来是没有真正意义的增长呢？当然可以找出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理由。但是这样来看问题大约也不会错：现代生产是借助机器设备等资本品开展的迂回生产。没有财富积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是不可能有资本积累和迂回生产发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增长也是财富积累的结果。国有企业因为其低效率，注定不利于财富的生产和积累，这将制约经济增长，不利于吸纳就业。

并非不能有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而是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能做的，要尽量让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去做。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要做的是那些私人资本和私有企业不愿意做的领域。例如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风险高，而对经济又具有支撑作用，国有资本就要进入。在中国西部，如果没有国有资产进入，基础设施可能就很难快速发展。

国有资产也未必都要以办企业的形式去经营，而是可以更多地考虑资产经营的形式。

澳大利亚出售国有资产以增强经济活力，促进就业的做法表明，如何充分利用好国有资产，是一个中外有共性的重大课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打破一个误区，认为国有企业是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人民安康幸福，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国有企业由于其固有的低效率特征，既不利于增加就业，也不利于增加老百姓收入，还不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怎么可能成为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呢？如果说国有企业是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的话，那前苏联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岂不是最牢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