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神分析的中国化

关于精神分析的中国化

摘要：精神分析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将其引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会激起怎样的回应呢？本文试从中华民族文化背景，中国传统心理治疗方式及目前国内心理学临床实践，并结合精神分析从引入中国开始到现在的历史过程，探讨精神分析在中国传播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精神分析；中国国情；精神分析的中国化

在世界心理学体系中，精神分析作为主要流派之一，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同时，精神分析作为现代一个别具特色的心理学流派，是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实践和著述生涯中创立的，这是一套独特的方法和理论，自由联想，梦的解析，过失的机制，自我的心里防御机制，超我的形成等等，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内心世界的看法，也导致了人们观察自身的方法的深刻革命；而且，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要远远超出心理学的领域，可以说，举凡20世纪的文学，哲学，史学，宗教等，无不打下了精神分析的烙印。 那么，在将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今天，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对精神分析这一人类文明的精神成果完全照搬呢？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自身的发展和领域的拓宽本身已证明完全照搬的不可能性，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的分裂（以阿德勒、荣格为代表），其本身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如弗洛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修正，力图把整个社会纳入精神分析的视野而创立的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和后来哈特曼、艾里克森为代表自我心理学等，也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任何心理学都是以本土文化圈的心理文化来理解、解释和干预人的心理生活的，正如西方心理学包括其学派和理论均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他们以西方人为研究对象，采用适用于西方人的方法和技术，特别是以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和种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制约着心理学全部研究对象及其理论构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个民族都感到只有自己的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只有自己的文化才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那么，是否又意味着对精神分析的绝对排斥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心理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心理治疗如传统中医一样，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医典中就记载有600多个心理治疗的案例。中国传统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理论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体是内外统一的整体。因而十分重视大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心理健康的影响。2）“形神相即”的身心观，从形（躯体）神（精神）密不可分的观点出发，认为治疗疾病不仅要治其身，更要治其心。3）“医国——医人——医病”的治疗模式：“上医医国（指社会因素），中医医人（指心理因素），下医医病（指躯体因素）”。在上述观点的指导下，中国传统的心理治疗有着许多具体的方法，如：1）开导劝慰法。核心是“告”（告诉），“语（讲清）”,“导（引导）”，“开（指出）”，用精深的道理劝导，与现在支持性心理治疗极其相似。尽管它们并不十分完善。2）以情胜情法。即运用一种情志纠正相应所能克服的另一种情志，比如五行中“怒胜思，悲治怒，喜治悲”等。3）习见习闻法。核心是通过反复习惯的方式，使受惊敏感的患者恢复常态的心理治疗（现代的系统脱敏法）。每种方法各有千秋，不一而足，精神分析这一纯粹源至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还能在如此众多的中华瑰宝中拥有一席之地吗？

自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逐步引入中国，据查证，精神分析学说于本世纪20年代已传入中国，后来可能因战争原因，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它。解放初期，心理学在我国虽然一度有所发展，但在“文革”中却被当作是“唯心主义”遭到批判，精神分析更是在劫难逃。改

革开放以来，大量关于心理治疗的外国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出版，80年代初精神分析学说还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热潮。当时很少有人真正懂得精神分析，但却有很多人在自己未曾深入学习的情况下撰写文章，对精神分析口诛笔伐，严加批判。以致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心理医生没有机会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在80年代初，中国心理医生最先接受并使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行为疗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一些国外的精神分析学家到中国讲学，特别是1988年首届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办，以及现在的德中心理治疗学院在中国举办的“德中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的开展，才使一部分中国心理医生得以有机会跟随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学习精神分析疗法，受到精神分析的训练。钟友彬先生所著的《中国的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堪称中国的第一部精神分析的著作。继之，又有很多专家，学者专注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国际IPA的成立，霍大同（中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家）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成立等等，使得在目前常用的心理疗法（行为，认知，精神分析和森田疗法等）中，精神分析位居第四位。以下具体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精神分析这一源自西方的心理治疗方法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引进国外的东西，首先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心理活动方面，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差异主要是存在于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心理活动的内容方面，但在心理活动的形式和基本规律方面几乎是没有差异的。所以精神病学被引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也是普遍适用的；精神分析的症状学解释是完全成立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西方是共同的，比如强迫性洗手的仪式化背后是手淫所引起的焦虑；躯体的麻痹感与性的压抑有关；性的因素在中国人的人格与症状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进入分析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它们大多与性创伤或两性关系方面的挫折有关，这与弗洛伊德理论的思想核心是一致的；在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明显存在着子女指向异性父母的性爱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被惩罚的道德焦虑，这与弗洛伊德俄底浦斯情结的基本思路是匹配的；青春期或成年期的问题是对童年期创伤的重复，早期经验对于人格和症状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过去是现在的原因”，印证了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立场。

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从临床经验和中国各种文献中的确也发现了不少超出传统精神分析框架的新的材料。

在中国，由于我们目前还未找到一个类似俄底浦斯王那样的广为人知的神话，所以俄底浦斯情结是否也是中国人的核心情结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霍大同先生将其称为代情结，以有别于弗洛伊德说的性情结。代情结并不否认性的重要性，基本思路仍然是研究由“代”与“性”的冲突而构成的三角关系，与俄底浦斯情结一致。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个体而言，是处在一个庞大的代际关系的网络中的，这种代的约束极大地压抑了性的自由。中国的文化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产物的传统的大家庭结构较之于西方的家庭结构是独特的，在这样的家庭中，祖母、祖父或者外祖母、外祖父在人格形成中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父、母亲；此外，在传统的多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与独生子女这一全新家庭形式（主要在八十年代以后）中长大的个体在人格类型上有明显的差异；母亲作用的突出地位：从古代文献和我们的临床材料均可发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母亲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父亲的介入似乎相当晚。在这里，似乎有悖于规则由父亲给予的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解释。

关于无意识理论，东方文化中已有关于无意识的理论，尤其是佛教（也包括道教）对无意识有相当系统的论述。儒、释、道是中国文化中的三大传统，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内省，强调自我发现和自我领悟。希望通过精神分析认识和把握自身，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传统上中国人将大量的能量投向内心，关注自己的梦、情感与症状性的苦恼，同时也喜欢以一种语言的方式（诗歌等）来表达内心的感受，这与通过言说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有相通之处。

如果把精神分析放在更广阔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审视会发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到的天人关系、心物关系、心气关系、人生境界等，其实也大都是在描述着身心层面的感受。传统农耕社会人们生活简单，嗜欲稀少，心态相对平稳和谐，易于觉察到自然和生命一体律动的内在脉搏，对于中医及儒道描述的细身心层面理论有切己体验，自然容易认同。经过东方百年的屈辱史后，西方物方人通过精神分析超越了机械理性经验束缚，在个人心灵感受中体会到东方文明具有的深刻底蕴，转而向东方寻找自我的心灵之根；已经被西化的中国人同样也可以利用精神分析做到这一点。（我们目前进行的精神分析实践已经对此有了初步证明。）而且，作为祖先文明的天然享有者，我们更是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优势，理应比西方人走得更远，挖得更深。

随着精神分析的引入并与中华传统文明成果相结合，随着国人深层心灵经验日益丰富，被近代欧洲强大技术文明所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物质力量洗礼后，其真正的精华将被全面发掘出来。与以前“拿来主义”不同，这次我们是与西方人携起手来，共同寻找人类的无意识。

对于精神分析这门已经走过百年历史的、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学科而言，进入中国这一异文化的国度，都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发展的机遇。因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为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提供更多的材料与思考，但同时也为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维度。要让精神分析在中国所特有的无意识土壤上生根、开花，当务之急，还在于广泛开展对精神分析发法的研究和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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