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横秦岭2010年第4期
小引 今年5月下旬到西安参加第二届中国诗歌节。安排在5月下旬,大概与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有关。这种大型的诗歌节,请的人多,各方面的代表也多,重在营造气氛,用当下时髦的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当西安做这件事的时候,更多的是往回看,盛唐气象中诗歌是最体面的名片。 西安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城市,我人生最重要的青春时代,是在陕西度过的,延安插队,陕南秦岭工厂工作,先后八年时光。在此期间,我开始诗歌写作活动。最早与文坛接触就是在西安东木头市的一座小院――《陕西文艺》编辑部当过工农兵业余编辑。离开陕西已经三十多年了,其间也回过西安,每次都有大变化,这次参加诗歌节,更感到西安大兴土木的气派,歌榭舞台,盛世华章,令人眼花缭乱,几乎完全抹去了我记忆中古城西安的影子。 忙了一天,回到饭店休息已是深夜,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谁?电话的那头说:“我是章明,我们看到报上你的照片和记者的访谈,知道您回西安了,今天我们找了你一天!”章明是在陕南一家工厂里与我同住一室将近三年的人,他的电话把我带回到三十多年前的时光。电话中他告诉我,曾在秦岭大山里一起度过青春岁月的人,现在都各在一方,他正在筹划搞一本回忆录,让当年的朋友们留下自己的记忆。 章明所说的那个工厂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单位。总后勤部当时还有个“军马局”,“军马局”在秦岭山区建了这所工厂“2837工程”。名字挺唬人,其实就是座化肥厂。工人由两部分主力组成,一部分是复转军人,另一部分是知识青年,知识青年的主体又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子女,军医大中教授和高级知识分子成堆。在那个非常时期,这些年轻人被视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资格参军上大学,于是集中到这大山里创业建厂。这是一段让人永生难忘的经历。所以,才有大家写一本回忆录的想法。 接到章明的电话,我一夜难眠。随后又在电脑里读到章明发过来的许多当年工友的回忆文章,有的还提到了我,比如有一篇文章里写道:“……单位第一次死人,领导十分重视,埋人的那天,几位厂头头到场送行,丁光亚副厂长、政治处主任刘官元等人轮流亲自抬棺,团委书记叶延滨也在送葬的人群中,一行人扛着棺木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艰难地翻过好几道石堰,把人埋葬在高高的山顶……当天傍晚,叶延滨来卫生所,说是眼睛有点难受,可能是上山埋人被风沙吹迷了眼,王鸿云大夫检查后说没有什么,遂开了瓶氯霉素眼药水点滴眼睛。一夜无事。第二天一大清早,还未到上班时间,章明就来砸门,‘不得了啦!你们快去看看吧!’我急忙去了楼上他们的宿舍,好家伙!叶延滨的一只眼睛,记得是左眼,已经肿成了个山里常见的大核桃。原来昨天迈上最后一道石坎时,棺材前头一下翘了起来,重量端直斜压向后面扛棺的人,叶延滨就处在右后位置,他尽全力用肩膀顶住倾斜的棺材,左脸颊紧贴盖棺材盖,据他自己说左眼睛明显感觉到了一股棺材缝隙中飘溢出来冰冷气体的吹拂……”这个细节我已记不起了,但这些细节引领我重新回到那个秦岭山中的工厂,记起一些不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事,这些事与人,常常以特别的温暖,让我感到生活的美好与青春的可贵。我将与秦岭深处这所工厂有关的一些记忆片断,整理成为这篇散文。散文题目叫《云横秦岭》,因为那里曾是我的家,那些工友和基层干部曾是我的兄弟姐妹般的亲人,尽管那个时代并不太平,尽管那些我笔下的人也并非完美无瑕…… 荣会计 这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一个业务上司。我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半以后,总后勤部到延安招工人。一听总后勤部,都报了名,忘记了看仔细后面跟上一串补语“军马局延安军马场”。在军马场的基层连队当了半年农工,我就调到场部供应科做了仓库保管员。供应科的最高行政首长姓周,四川人,个子矮矮,待人和气,脸上总是挂着笑。这笑给我很深的印象。三十年前中国是物资最短缺的时期,僧多粥少,供应科就是个热点,也是个出气孔。周科长的笑容可掬,让他在这个总叫人抱怨的位子无人可以替代。供应科的业务首长,是一个中年会计,姓荣,都叫他荣会计。 荣会计是场长从山丹军马局要过来的,上上下下都叫他荣会计。荣会计自己说:“我这‘荣会计’三字,从参加工作就这么叫,一辈子跟着我,不像这个‘主任’那个‘部长’,三天两头换称呼,所以,我的名气也就大了。”我知道荣会计是后勤学院高材生,大概亲属中有背景复杂者,毕业后没有穿上军装。他一生气,在填写表格时,给自己“出身”一栏写上“淘汰军人”。正逢“反右”高潮,没给他戴帽子,还算客气地把他从北京发配到西北去养马。 荣会计虽没有职务,但在供应科是无冕之王。小事他不管,大事他说了算。周科长是个笑嘻嘻的科长,荣会计看上去也是个乐呵呵的乐天派,在“文革”时期,人与人都互相很提防,我在供应科的这段日子,倒像身在世外桃源。现在想来,也有道理,荣会计是永远当不成官的人,凭本事吃饭,也就敢说敢做。周科长放手让荣会计在供应科一言九鼎,也不危及自身前程,也就开明敬贤到底。开初我不明白,荣会计哪能有这等威信。后来才知道,荣会计又被领导层叫做“荣决算”。一年下来,场部首长先开会,决定今年是报亏还是报喜,形成决议后,场长就会找荣会计了。领导说今年要盈利一百万,荣会计就决算出个一百万。领导说亏了一百万,荣会计就给决算出一百万的窟窿。我成了荣会计的朋友以后,有次酒后就问他:“这决算的窍门在哪?”“嗨,计划经济就是上面有人计划,下面有人对着上面的要求报计划。年年增产,年年大丰收,年年有人没饭吃。上面唬下面,下面骗上面。我也是看着咱们场的领导们老实,才帮他们。你想想,当官的混到军马场来当‘马倌’,也就够窝囊了。我帮他们一把,让他们安心点,你和我这样的人日子也好过。完不成上头的要求,只会年年换领导,新领导一上任必然要搞三把火,整来整去,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这些话今天说来不算个啥,当时可是听得我心惊肉跳。 荣会计的老婆是山东人,身材高大,模样也俊,爱热闹,于是我们供应科的年轻人是他家的常客。“啊,‘闻香队’又扫荡荣府来了,你们比当年的鬼子还厉害。”其实,是她炖了一锅羊肉,让荣会计把我们拉去的。他们夫妻关系好,在马场出了名。马场工作条件艰苦,许多牧工酒量大得惊人,喝醉以后,就打老婆撒野,竟然成了一种风气。马场领导想了许多办法,收效都不大。荣会计知道后,笑着对场长说:“这个好办,听我的,打一次老婆扣五块钱!”百般无奈的场领导实行了荣会计“打一次老婆罚五块钱”的政策,真是立竿见影,一是打人的少了,二是个别还挨打的也不告状了,场长的耳根清净许多。在我记忆中这是马场在“文革”期间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唯一例子。那时候一个好牧工每月也只能挣四十多块钱,马场自酿的包谷酒每斤五毛钱,打一次老婆要少喝十斤酒,这个账,男人会算,女人心里也清楚。 荣会计看起来乐呵呵的,什么事也不放在心上,但烟抽得厉害,四十多岁就得了肺气肿。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调回四川工作,他也在那一年去世了,死于肺心病。我一想到他,就会想起“淘汰军人”四个字竟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想起他“荣决算”和“五元罚款”的故事,他是我敬重的有才华的长者和同事,一想到他我就觉得“生不逢时”和“生逢盛世”真是个人不能自决的命数。 秦副政委 我能与荣会计、周科长一起在场部坐办公室。机会来自我从马上掉下来。刚到马场,我在连队当班长。种了三月地,从拉粮的马车上掉下来,摔坏了肩,不能干农活了。正好这时,场部机关年底清仓查库,将我抽了上去。同时抽上去的还有十几个新工人,都是曾在延安插队的知青。清仓清了半个月,就到了12月。供应科长老周,把我们十几个临时工集中到一起,开了个表扬会,然后留下一道作业,每个人替供应科写一篇年终总结。我在学校里是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文革”中,又办过一年红卫兵小报,写总结的那一套还摸点门。一篇总结交上去,我被留在了供应科,当上了仓库管理员。这在马场就算“干部”了,叫以工代干。除了当保管员,我就是供应科的文书了,总结啊,“大批判”稿啊,在场部小有名声。不久,军马场撤消了,我调到秦岭深处名为2837工程处的化肥厂,不再在财务科干了,分到政治处当了干事,兼为头头当秘书。
在政治处的另外几个干事,保卫、干部、宣传、青年,除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当干部干事外,其他的是从工人中提起来的“代干”,在我以前,有两位也当过头头的秘书。 分管政治处的秦副政委,早先也是在上级机关当秘书出身,几个头头里,给他拟的讲话稿最难。出了题目他也不说如何写,写出以后,他才边看边出意见,不改个三五遍,他的意见是讲不完的。 我做了秘书,便认真研究前任秘书以及上下左右的秘书们做文章的门道。觉出有三大类。头一类是“文牍派”,凡事都从老祖宗说起,每句话都要有出处,结构总是三段论:马克思、列宁然后毛主席;国际、国内然后本单位;优点、缺点然后是注意点;困难、成绩然后是光明而遥远的前景。这类秘书文章,单线思维再加各种引文,他的作用就是用连接词和标点把各种引文串成一篇文章。好处是,不会出错误,句句是真理或句句有根据。缺点是,在人们复习了中外领袖及名人的忠告后不知文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第二类是“实用派”,观点听领导出,例子由秘书加。领导爱《三国演义》,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孔明的锦囊妙计;领导爱批《水浒》,他从裤兜里掏出金圣叹式的批点;领导爱说《红楼梦》,他就是半个红学家。这类秘书的长处是领导喜欢,短处就是花拳绣腿哪招都不硬。第三类是“歌德缺德派”,凡事都是本届领导最英明。从上届的脚下挖坑,挖出来的泥垫在本届的脚下。一旦本届走了人,又将这土垫在新的本届脚下。这类秘书的口碑不行,在任的领导们却爱用,而且还会出现“铁交椅秘书送流水官”。 这些秘书的招数我都用不上,也不完全是我用不上,而是当秘书出身的秦副政委早知道这些路数,不吃这套。我慢慢地发现,副政委爱改讲话题,多是随意性极大的想到就说,这就不好对付了。后来我琢磨出了办法,接受任务后,不要急着动笔,先放上两天,然后诚恳地找领导请示。在请示过程中要弄清头头的想法,在此时,一旦发现头头还没有想法的时候,及时地以请教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反复向头头说明,装进头头的脑瓜里。这样,当我的稿子送到头头的办公桌上时,头头的意图在文章中得到表达,头头没有意图时,也会用我向他汇报的意图来审查我的稿件。从此以后,我的稿子秦副政委几乎不动。“小叶领会领导的意图很到家嘛!是个笔杆子。”这是我于1974年到1976年间在秦岭腹地的一个政治处当秘书的经历。 如今我早就不干秘书工作了。现在当秘书也肯定不像那个非常时期中秘书的做法。当然,随时从首长们的报告中,也会遇到面熟的“文牍派”、“实用派”和“歌德缺德派”的影子。有时,在某些领导的报告和署名文章中,也会感到另一位的口气和笔法,想笑:这里又藏着个能领会头头意图的笔杆子! 刘主任 刘主任是我第一个政治首长级的领导,那是我从军马场调到总后勤部2837工程处的最初日子。我从马场调到秦岭山里的2837工程处,没有继续在财务科工作,而是调到政治部,也是因为一场意外。我在马场供应科,当上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干了半年,军马场因故撤销移交地方。办移交过程中,发生了连队工人聚众抢场部拖拉机的事件。拖拉机新运来不久,还没有用过,按协议这类没有使用过的设备不交给地方,将由部队运走,这是事件的原因。正好我在负责管理这批拖拉机,我便成为主角。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本能地阻挡聚众哄抢者,挨了一通拳打脚踢。事件发生后,我糊里糊涂成了保护“国家财产”的好青年,受惊吓不久又受惊喜,“火线”入了党,破格从马场调到2837工程处的政治处当干事。在这一系列命运中彩之后,刘主任成了我的上司。 刘主任长得胖胖的,虽然只是个副团职,却早早准备下了将军肚。他文化不高,却当上了政治处主任,“小叶呀,我是个大老粗,但我爱文化人,你是个高中生,算秀才了,虽然现在你还是个‘以工代干’,好好干,将来提成干部也很快嘛!”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以工代干”是个什么东西。这句话是说,你本身是个工人让你做干部的事情,但别忘了你不在干部花名册里。老百姓说法“混进干部队伍的工人阶级”。大概刘主任也是这路出身,所以在他手下没有受歧视的感觉。刘主任说:“别听‘政治处’三个字就晕乎了!政治处干什么?记住了――”他张开胖乎乎的巴掌,扳着指头说:“文件简报,标语口号;逢年过节,吹拉弹唱;迎来送往,打球照相;布置会场,送茶签到;首长讲话,带头鼓掌!”刚好数完十个指头,简明扼要,易记上口,便于操作,大概这算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简洁明快的岗位责任规程。刘主任两只胖乎乎的大手一合,结束了见面的头一次谈话。这是首次在政治机关坐在办公桌之前和领导谈话,所以记得清楚。 记得清楚的还有刘主任的这双大手。到政治处工作久了,知道这双手的重要。背后干事们都在传说,刘主任也是从山丹老马场调来的,原先就是个普通干事,有个重要首长讲话时,带头鼓掌,掌声嘹亮,于是得到提拔。我半信半疑,他的岗位责任以带头鼓掌压轴,想来也许有刘主任的道理。至今还记得刘主任的这双大手,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老婆竟然是一双小脚。第一次到他家,见到这个女人,还以为是他乡下来的亲戚,刘主任笑呵呵地说:“这是我那口子!”我吃了一惊,反差太大了。刘主任长得牛高马大,这女人又干又瘦,论高矮差不多只到他腋窝,论重量肯定不足他的一半,特别是一双旧式女人的小脚,使我一下子不知如何与她打招呼。这女人比刘主任年纪大,是老家父母订下的亲事。一个乡下的小脚女人,刘主任就这么带着她走南闯北,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一双大手与一双小脚,这对夫妻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个形象。刘主任夫妇十分恩爱,他老婆身体不好,刘主任如果没有上班,政治处的同事就会说,“老婆子准是病了,得叫刘主任伺候,刘主任真是个好人!” 有个小脚的恩爱老伴,刘主任以道德模范的形象支撑着他在政治处的地位。政治处里那些事,谁都能做。做得好与做得差,也全凭嘴皮子,没有个准星。能带着小脚的糟糠妻在仕途上混前程,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于是在“政治挂帅”的年月,他也就以模范身教统领我们这十来个人的政治处。除了小脚,他让我记得的事迹还有一件――看电影抗地震。 看电影抗震。起因是1976年四川松潘大地震发生时,波及我们工厂。当时,工厂正在露天放电影,虽然动静不小,但是工厂本来就在铁路边上,每天火车都会让大地在我们屁股下震动几十次,这回真正的地震来了,大家也就当成火车路过。人心安定,电影照放。直到住在楼上早睡的换班工人,穿着裤头发疯似的从宿舍里跑出来,才知道这一回不是火车闹事。有了这个经验,一连几天,全厂职工在露天看通宵电影,从《地道战》到《沙家浜》轮番地放,大家睡了看,看了睡,直睡到刘主任成了抗震的先进典型。 刘主任当典型不久,就调出了工厂。厂领导换人,老领导带着刘主任到“新的战斗岗位”去了。直到现在,一听见哪里喇叭有《沙家浜》的动静,我就会觉得大地在脚板下又晃动了起来…… 康干事 康干事是政治处第一个和我同居一室的同事,刚报到,主任就说,你去和康干事住一屋吧。 正是初冬时节,山里的工厂还在筹建,条件极差,大部分工人住在油毡搭的工棚里,四面透风。康干事和我一样,都是从工人中抽出来做“以工代干”的政治处干事,我管青年和宣传,康干事分工保卫,他比我早几个月到政治处,临时住在广播站里。我找到工厂的广播站,敲门。“谁?啊,来了……”听到穿拖鞋在水泥地上擦出的声音,门开了。一股热腾腾像澡堂的水雾扑面而来,我的眼镜一下子什么也看不到了。他一把将我拉进房里,我取下眼镜,四周环顾一圈,发现这水雾是从一只搪瓷洗脸盆里冒出来。两片钢锯接在电线上,做成一个简易的加热器,将水煮沸,冒出热乎乎的蒸汽。“你就是小叶,怎么样,我刚想出来的主意,暖和吧!”真够暖和,现在叫做“蒸桑拿”,也叫“蒸汽浴”。康干事与我就在这热腾腾的蒸汽中认识了。也许就是这一房子的蒸汽,让我记住了到2837工厂的第一天。记得这一天的原因还有,在热气腾腾的见面之后,我们有一个冰凉的夜晚,那些热气都在冬夜里变成潮湿而寒冷的被褥。我出于礼貌,他出于脸面,我们一夜都假装睡得香甜。
很快,我发现康干事常有自己的小聪明,他用这些小聪明在糊涂办案,却并不是冒傻气。 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件事。一个女工告他的班长“强奸”,女工是知识青年,班长是复员军人。知识青年是城里人,复员军人是乡下人。本厂工人就是这两大群体。两人的事涉及全厂,于是康干事取证时,把我叫去做记录。康干事只听原告的,从早上说到下午,我记了十多张纸,芝麻绿豆的小事都听那女工说。说完了,让那女工签字按手印。等到女工在最后一张记录纸上按上指纹,康干事一边收这记录一边说:“别闹了,不想和别人好了,也用不着害别人呀。回去吧。”那女工张口结舌瞪着康干事,康干事说:“我让你明白,这强奸有多次,那头一次为什么不告?”等到那女工走了,我问康干事:“你有把握吗?”“没把握,如果她不服,会再找来的。”之后,那女工再也没找,此事就糊涂结案了。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二件事。工人居住的棚户区发生了火灾,十几户工人自己搭建的工棚烧成一片灰烬。单身工人进厂都住集体宿舍,搭建棚户者,都是有家室和新结婚的,自己给自己弄个窝,不容易。火是半夜烧起来的,也不知道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时,有人举报,是刚结婚的一对青工那间临时工棚先起的火。去看现场的人回来报告,说在灰烬里发现一只电炉。事情看来有眉目了。此时康干事却不抬头,只说了一句:“现在各家都不准人回去,你们也都翻一下,还有没有电炉。”不到一个钟头,到各家看现场的人回来报告,“家家都有电炉!”于是一场看似有肇事者的火灾,又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我问康干事:“为什么不查那对刚结婚的?”康干事说:“十有八九,不会是他俩出的事,这是一。就算万一是他俩,这十几户住工棚的,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俩,其他人没什么财产,他俩全是新的,已经够倒霉了,还在他们雪上加霜?”想一想,也只能这样糊涂了事。 第三件事,是件大事,工厂还有个矿区,矿区出现了凶案。两个谈恋爱的青工,女的不愿再与下井的男朋友谈恋爱了,要分手。男的下班后,半夜里跑到女工宿舍找女方。宿舍里还有另一个女工,知道他俩这种关系,也不回避,蒙头睡觉。那小伙子把开矿的炸药捆在腰上,喝得醉醺醺地找女方谈,谈到最后,就是半夜里一声爆炸声,掀翻了屋顶,两个人早变成纷飞的血肉,挂在树枝上,喷在墙壁上,落在山坡上,几乎没有成形的部位。还是康干事处理此事。双方家长来了,把那个蒙头大睡,全身没受一丝伤的唯一证人带到双方家长面前。“他们俩那天谈话你在现场吗?”“在,因为常这样,所以我没管,自己先睡了。”“他们说什么?”“不知道。”“怎么爆炸的?”“不知道。”“炸药怎么在房里?”“不知道。”在一连串的不知道之后,康干事和家长关门协商出三点解决办法,一、两个人算意外事故,厂里按工伤给双方发抚恤金。二、双方家长不再追究此事。三、两人的遗体无法分辨,合葬安埋。一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凶案变成工伤,而且加害者与被害者合葬同穴,不是太荒唐吗?我禁不住问康干事。康干事说:“不糊涂怎么办?男的犯了错,弄出个凶杀犯,又不能再枪毙他一次,受罪的是他的家人,成了坏分子家属。女的是凶杀致死,拿不到抚恤金,还给亲属添一个桃色新闻,抬不起头啊。最难的是弄明白是凶案了,这两人不能一起埋吧?要把这些成块成渣的遗体分开来,难于上青天啊……”一件也许永远弄不清的案子,就让康干事快刀斩乱麻地糊涂结案了。没有人上诉,没有人喊冤,尽管这明明白白是有冤,有未了的孽债! 事件过去多年了,康干事与他的故事都在“文革”的20世纪70年代初,想起这位“二把刀”保卫干事,就能感知那个时代的法制环境。想起他的这些故事,就发现人世间的聪明,有些是不能用条例来比量,最比量不出的恰恰是“难得糊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