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的杜重远
□何亮亮
中国现代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1898-1944）有多重身份，但首先是实业家。他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践行实业救国，成绩斐然，令人敬佩，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多有启示。
清末的志士仁人，痛感于古老中国在实业方面与西方列强和新兴强国日本的差距，开始探讨和兴办中国的实业，官方背景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辛亥革命之后，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使更多的精英开始寻求实业救国之路。
1915年，17岁的杜重远在一本窑业杂志上看到记载日本人在大连所办的大华窑业会社的文字，引发了对日本窑业的兴趣。他发现日本瓷器价廉物美，在中国制造，运费成本降低，加之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大量返销给中国，严重威胁中国的瓷业。
瓷器乃是中国古老发明，然而在上世纪前期，中国瓷器却面临空前困境，杜重远指出：“我国几千年相传的国产，在销出数量表中一落千丈，本国市场充满了外货，被世界成为瓷器国（china）的中国，竟然一蹶不振，讲起来令人气煞。”
1916年，杜重远考取官费留学，就读东京工业学校，他上午听课，下午实习，课后去各大工厂参观考察。七年后，杜重远学成回国，筹办瓷业公司。
杜重远办实业，用的是“非常道”。他跟踪日本人在东北调查土壤区域，带着工人去挖掘，发现了三十多种粘土；又私下通过好友关系，在日本人的实验室偷偷化验，确定五种为可用的原料粘土；他在大连日本瓷器厂联络了28名艺术精良的工匠，一旦杜的瓷厂成立，他们就立即跳槽。1928年，杜重远筹款成功，除了上述爱国工匠，还招考了两百多名学生，在东北开办瓷器厂。1929年出品三百余万件瓷器，1930年六百余万件，到了1931年已达千万件，取代日货，每年挽回利权达到百万元以上。杜重远兴办实业成功时，不过三十出头，就成为中国著名实业家。
30年代初，杜重远多次考察瓷都景德镇。他认为瓷都没落的三大原因是：（1）工人保守，工会壁垒森严，导致当地工匠们既不愿交流，也不肯改良；（2）当地人不种树，柴火等原料非常贵，需从300里外运燃料，成本大大增加，缺乏商业竞争力；（3）行业土豪各自霸占原料，价格“昂无伦比”。江西的瓷业遭遇外来瓷的威胁多年，已经岌岌可危。
1934年冬，江西省政府在景德镇设立江西陶业管理局，熊式辉邀请杜重远任局长，请他设法改良景德镇旧瓷业。杜重远暂时放下了在上海办瓷厂的准备工作，不但担任局长，同时在九江创设一个新式瓷厂，采用公私合营模式，开设了“陶业人员养成所”，招收有为青年学习和工作，此后江西机器赣瓷，有了长足的进展，产量猛增，树立了口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南京，继而进逼九江。杜重远转赴大西南后方，在云南曲靖等地创办瓷厂，这些瓷厂至今仍在运作生产。
杜重远与船王卢作孚的交往，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实业家群体的一个写照。杜重远在报章撰文高度评价卢作孚。抗战爆发后，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船队将沿海公营民营企业的大批设备运往后方，后方的工业因此得到提升，为抗战前线不断提供各类物资。
值得一提的还有杜重远为武汉兴建长江大桥所作的努力。建设武汉大桥的计划，在1937年战前就已开始。由茅以升（钱塘江大桥总工程师）、杜重远（平汉铁路局长）、谭岳泉（建设厅长）、夏光宇（粤汉铁路局长）成立筹备委员会。只是由于抗战爆发，武汉成为日军攻击目标，这一计划才被迫中止，但杜重远先生在实业方面既精且广的开拓，由此可见一斑。
当年杜重远在东北是青年一代实业家的翘楚。年仅29岁，就被推选为奉天商会副会长，受到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器重。东北沦陷后，杜重远来到关内继续推行实业救国的事业，与宋子文、蒋经国、冯玉祥、于右任、陈立夫等民国政要交往甚密，一方面杜重远和政要们一起推动抗战，另一方面，政要们被杜重远所感动，对他的实业兴办活动，提供了很多帮助。抗战爆发后，包括杜重远在内的实业界人士筹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工合），以推动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这需要政府的支持，但财长孔祥熙不表态。杜重远向孔力陈“工合”对于抗战经济的重要性，并发动宋家一起展开工作，终于获得孔祥熙的首肯。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武汉成立，孔祥熙担任理事长，宋子文、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等均出任要职，杜重远是第一任副总干事。杜重远被外国史学家誉为“穿梭在抗战时期左中右三派势力中的一根红绳”，他从一个实业家成为爱国舆论领袖，国民参政员。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张学良、宋子文等一致推荐他为联合政府行政院第一次长，可见杜重远在当时政商两界的地位。
作为实业家的杜重远，在外敌当前、国家民族面临巨大危机的年代，矢志不渝兴办实业、壮大中国经济，体现了真正的爱国主义，也展现了过人的经营智慧与能力，在实业、政治、媒体等领域都有重大贡献。
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杜重远先生地下有知，定当十分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