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与沉静的激情_对陶渊明_归园田居_五首的还原阐释_范子烨

诗意地栖居与沉静的激情

——对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的还原阐释

范子烨

内容提要　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通过细密的作品分析和文字辨析，笔者对《归园田居》的

文本异文进行了甄别。在此基础上，对此组诗进行了全新的阐释：首先揭示了陶渊明隐逸生

活的经济基础，通过与谢灵运的对比，阐释了陶氏田园诗与谢氏山水诗的成因以及陶、谢

审美追求、诗学倾向乃至人格风范的巨大差异；其次开掘了此组诗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

字狱“种豆诗案”的关系，深入分析了诗人的历史反思以及诗中蕴含的关心人的命运的宏伟

旨趣，指出传统的以平淡冲和概论陶诗，以隐逸诗人概论陶渊明本人，乃是绝大的学术偏颇，

最后得出结论：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

关键词　 归园田居》　文本异文　经济基础　种豆诗案　自然平淡《

“人充满劳绩，然而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Hlderlin ，Friedrich ，1770—1843）的这两句诗，经过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阐释而广泛传播，影响所及，多有学者以此评论陶渊明（365？—427）。确实，辞官归隐之后的陶渊明“充满劳绩”，也实现了“诗意地栖居”，由此被萧梁时代的杰出诗学理论家钟嵘（467？—519？）尊为“古他的诗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淳朴和高尚、洁净与美丽，由他的诗我们看到了土地的今隐逸诗人之宗”：

尊严，流水的清澄与飞鸟的自由，我们领略了伟大、崇高、沉静的心灵气象。在这些方面，他的《归园田居》五首正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经典名篇。确实，每当我们品读这组诗的时候，我们总会感到有一股温和温暖，和缓和谐，轻盈轻柔的微风从一个光明世界的窗口吹来，一种深刻之单纯与单纯之深刻的审美况味将我们层层包裹，我们常常感受到一种深隐的雄强的难以名状的弥沦万物的伟力，而被诗人深深地吸引。毋庸讳言，在传统的解读中，《归园田居》五首一般被认为是超迈俗纲的杰作，具体说来，就是充分地“表现出与他人经验的非相关性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非介入性”，然而，面对这组诗传世文本的众多异文，当我们经过科学的论证对它们进行甄别而得到最后的结果时，我们在诗中居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学与文化信息，领略了更为清美怡人的田园风味，体验了更为深长的历史与现实的沉思——不仅其经典性有增无减，而且相对于既往的解读传统而言，这组诗甚至露出了几分新鲜的陌生的面孔而令人惊叹不已。

①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6页。

②　如张世英《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兼析陶渊明的诗》，《文史哲》1991年第2期，等等。

③　陈延杰《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④　李建军《两代作家的通信》，《光明日报》2010年7月2日第7版《文荟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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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宅十余亩”与“方泽十余亩”：关于《归园田居》诗文本异文的甄别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以下简称为“宋本陶集”）卷二《归园田居》五首：少无适俗愿，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

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泽）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

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

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涧水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

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全诗围绕着“返自然”的主题逐次展开。第一首是组诗的总纲。以下四首诗则分写“自然”之生活表现：第二、第三首诗写躬耕的生活，或交友邻人，对话桑麻，或种豆南山，戴月荷锄；第二首“野外”二句与第一首“开荒”二句相呼应，第二首“白日”二句与第一首“户庭”二句相呼应，第二首“时复”二句与第一首“暧暧”二句相呼应；第三首“种豆”二句，接第一首“开荒”二句而来，第三首末句“但使”回应第一首首句“少无”。第四首和第五首写族人的游览和亲朋的欢宴：第四首“久去”一句，回应第一首“方泽”一句，“徘徊”二句和“井灶”一句，回应第一首“暧暧”二句，“桑竹”一句，回应第一首“鸡鸣”一句。第四首诗写诗人与子侄辈游览山泽，发现昔人居住的村落遗迹，顿生幻灭之感，意谓自己的村居生活虽然美好，却不能长存世间；第五首接续了第四首的思绪，写诗人由“幻化”、“空无”之感滋生怅恨之情，诗人带着这样的情绪回到家中，与亲朋好友秉烛夜游，畅饮至晓。对这组诗的各个部分而言，“每个部分本身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充分显示了天才与规则的和谐统一。而根据宋本陶集附入的宋人校语，这组诗的异文总计二十九处，以上的陶诗文本是我们进行甄别后得到的结果（甄别的依据除了以上关于这组诗艺术整体性的论析之外，还有见于注释中的文字分析，对那些无关宏旨的异文，我们不作辨析，文本选择一律遵从宋本陶集中该组诗之正文）。但是，一处重要的异文出现在第一首“方宅十余亩”一句，宋本陶集并未记录下来。所谓“方宅”，方者，大也。但这句诗，唐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卷六五引晋陶潜《杂诗》却写作“方泽十余亩”，查《艺文类聚》各

①　《中华再造善本•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印。

②　“愿”，宋本陶集原作“韵”，“韵”字下有宋人校语曰：“一作愿。”“韵”乃六朝之常语，皆含褒义，而“愿”则是中性词。故“少无适俗”可与“愿”搭配，却与“韵”大相扞格，不能成语。说详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76—77页。

③　“一去十三年”，宋本作“一去三十年”，其错误为世所共知。见元刘履（生卒年不详）《选诗补注》卷五，《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页。

④　“园”字下有宋人校语曰：“一作檐。”“后檐”与“堂前”不相匹配，故当作“后园”。

⑤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刘若端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⑥　宋本《太平御览》卷一八一引《陶潜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中华书局1960年影宋本，第1册，第882页）与宋本陶集相同，可见“俗韵”、“方宅”之文本出现在南宋时代。

⑦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88册，第448页。本书征引古籍文献之不注明版本者皆为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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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均是如此，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卷一八一引《陶潜集》又与之相同。我们假设“方宅十余亩”是唐人所熟知的陶诗文本，那么，《艺文类聚》的编纂者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方宅”改为“方泽”么？显然，这种异文绝不是空穴来风。然而，究竟何者为是？我们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看关于古今田亩的折算问题，史学界的研究结论是：“两汉的亩积小于魏晋南北朝。……魏晋折今0.759市亩。而现在的1亩等于666.67平方米。因此，我们对陶家“方宅”占地面积推算的结果是：

10亩（魏晋）=7.59市亩（今日）　　7.59×666.67平方米=5060.0253平方米

陶诗说的是“十余亩”，所以其“方宅”的实际面积要大于这个计算结果。同时，我们还可以作如下假设性的推算：

8、9间“草屋”×20平方米=160或180平方米

“堂前”有一个120平方米的庭院（“桃李罗堂前”）

“草屋”后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后园”（“榆柳荫后园”）

即使以上三项夸大的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将它们加在一起，所得总面积大致为500平方米，至多相当于陶公“方宅”总面积的十分之一！这种宅地面积和住宅面积在比例上的严重失调，未免使人感到困惑。

其次，“方宅”在陶诗中之用例唯此一处，不仅如此，在先唐以及唐代乃至北宋时代的传世文献中亦无他例可援，这种情况就更使人费解。我们且观察紧随以上两句诗之后的另外八句诗：

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可以发现这是四组严整的对偶句。在此语境中，“方”、“草”二句亦当为严整的对偶句：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但“方宅”是一个大概念，“草屋”是一个小概念，前者是涵盖后者的，它们既然在逻辑上不能并列，也自然就不能构成对偶关系。因此，我们对“方宅”这种文本就不得不有所怀疑了。

第三，与“方泽”有关的描写多见于陶诗。例如：“洋洋平泽，乃漱乃濯。”（《陶渊明集》卷一《时运》（《陶渊明集》卷二《游斜川》）所谓“平泽”和“迥泽”都是指“方“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

泽”。可以肯定，陶家的居处近水。《陶渊明集》卷三《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曰：“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门前可以停船，说明陶家居住的“草屋”就位于“方泽”之前。“一宅无遗宇”，是说整栋住宅都被烧得干干净净，连一间房子都没剩下，这句诗也并不足以证明“方宅”是陶诗的原文。而《陶渊明集》卷五《归去来兮辞》“临清流而赋诗”的描写则是上引《时运》诗的翻版。又如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一句，实则暗用汉末隐士焦先的故事，如《三国志》卷一一裴松之注引晋皇甫谧（215—282）《高士传》称焦先：“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汉末，自陕居大阳，无父母兄弟妻子。见汉室衰，乃自绝不言。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于河4444444之湄，独止其中。”陶公处于晋宋易代之际，正与焦先处于汉魏鼎革之际相类，而二人之结庐于河边泽畔，44

也极为相似，故陶公用此隐士之典故乃是以焦先自况。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诗人所谓“十余亩”“方泽”与“八九间”“草屋”近在咫尺。《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久去”一句，正是回应第一首“方泽”一句。又如《陶渊明集》卷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所谓“山泽居”正是指“草屋八九间”而言。实际上，陶渊明家门前的“方泽”作为水

①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农业耕作方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曾武秀《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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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通彭蠡湖（今鄱阳湖），而后可转入长江。所以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描写自己想象中的还乡历程：“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而诗人关于“归舟”的描写也都与其居所的这种地理环境有关，如《陶渊明集》卷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诗：“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余。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诗人所谓“旧居”也就是“山泽居”。这种生活环境使陶渊明最终染上了疟疾，并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方泽”、“草屋”两句诗暗用的典故也足以证明陶诗的正确文本。《文选》卷一五张衡《归田赋》：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

清。……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

陶诗“方泽”的出典即在此赋“尔乃龙吟方泽”一句。该赋题下，唐李善（？—689）注曰：“《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而《归田赋》的题目，正与《归园田居》诗题相近。《陶渊明集》卷二《九日闲居》诗的情况与此颇为类似：“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案《全三国文》卷七曹丕（187—226）《九日与钟繇书》：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

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这首陶诗的诗题，即本于曹丕此文之文题；陶诗“斯人乐久生”，本于曹文“以为宜于长久”；陶诗“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本于曹文“岁往月来”，“日月并应。俗嘉其名”；陶诗“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本于曹文“辅体延年”；至于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乃是对曹文“乾坤之纯和”与“芬芳之淑气”的具体表现。陶渊明对张衡的作品是非常熟悉并受其影响的。如《陶渊明集》卷五《闲情赋序》称“初张衡作《定情赋》”云云，他已经明确谈到了张氏此赋对他的影响。又如《陶渊明集》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古直注：“张平子《归田赋》：‘苟纵心于物外，焉知荣辱之所如。’” 可见《归田赋》确为陶公取典的一个源泉。而“草屋”之典则本于西晋作家束皙（263—302）《贫家赋》的“有漏狭之草屋”，而《归园田居》其五“虚室绝尘想”一句，也与《贫家赋》“不蔽覆而受尘”有关。张衡的《归田赋》是汉代抒情小赋的代表作之一，代表了汉代赋风的新变，语言优美而清丽；束皙的赋作通俗质朴，极少雕绘，善于表现诗人的乡居情调与田园生活。这种创作倾向无疑会引起陶渊明的共鸣。这三位作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其平生的志业与人生的践履亦有差异，但是，隐逸的情怀与脱俗的高趣，却是其共同的追求。由此，张衡的归田与束皙的贫居就自然地进入陶渊明的文学与文化视野。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断定“方泽十余亩”是陶诗的原文，而“方宅”则是同音致讹产生的异文，因为“泽”、“宅”二字的发音，无论是上古音、中古音，还是近古音，都是相同的。“亩”与“宅”二字本来是可以搭配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的说法，而束皙《近游赋》也有“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的表述。因此，“方泽十余亩”这句

①　《文选》卷五七南朝宋颜延之（384—456）《陶征士诔》有“疢维痁疾”之语，痁疾就是疟疾。

②　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三，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版，第69页。

③　严可均（1726—1843）《全晋文》卷八七，《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④　详见李珍华、周长辑《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8页。

⑤　杨伯峻《孟子译注》上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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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就非常令人回味。在这里，诗人十分巧妙地化用了《诗·魏风·十亩之间》的诗意：“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此诗二章，章三句。在此诗题下，有汉毛亨所作小序云 ：“《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唐孔颖达（574—648）曰：“经二章皆言十亩，一夫之分不能百亩，是谓削小无所居，谓土田狭隘，不足耕垦以居生，非谓无居宅也。”而在第一章后，宋朱熹（1130—1200）解释说：“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故其词如此。”孔氏、朱氏之说，陶公自然无缘知晓，但在遵从毛传的前提下，陶公对此诗的理解实与此二人相同，而由此我们正可见出陶诗化用《十亩之间》的本意：一方面是说自己居处狭小的苦况，另一方面是说自己归隐田园的政治背景在于天下无道。在这里，诗人使用的“泽”字与“宅”字相关合相映衬，形成了一种调侃、谐谑、幽默、轻松的情调。

二　田园诗的选择：从《归园田居》诗看陶渊明隐逸生活的经济基础

陶公住宅前的这片“方泽”实际就是湖田。《全唐诗》卷五三五许浑（791？—858？）《题崔处士山居》诗曰：“坐穷今古掩书堂，一顷湖田一半荒。”这位崔处士山居的门前也是一片湖田，可能与陶公的家居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方泽”也可能是陶家水田的水源。《陶渊明集》卷三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一首，“西田”可能就是“方泽”西边的水田。浔阳陶氏的湖田与六朝时代江南地区的开发有密切关系。《三国志》卷六四《濮阳兴传》“永安三年，：都尉严密建丹阳湖田，作浦里塘。诏百官会议，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惟兴以为可成。遂会诸兵民就作，功佣之费不可胜数，士卒死亡，或自贼杀，百姓大怨之。”南方富于山水，人民众多，而土地稀少，湖田的开发正是为了满足粮食生产的需要。《文选》卷二二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诗曰：“周御穷辙迹，夏载历山川。蓄轸岂明懋，善游皆圣仙。帝晖膺顺动，清跸巡广廛。楼观眺丰颖，金驾映松山。……”而据本诗李善注引《丹阳郡图经》，可知颜延之诗中所写的北湖湖田是由晋朝时的药园乐游苑改造而成的。这首诗是刘宋元嘉时期（424—453）的一篇应诏之作，诗中描写了北湖田丰收的景象，歌颂了宋文帝刘义隆（407—453）出巡田陌、与民同乐的“帝晖”。《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附孔灵符传》：“弟灵符……世祖大明初……入为丹阳尹。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三县界，垦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上违议，从其徙民，并成良业。……”由于山阴县境内狭小，人多地少，孔灵符（？—465）才上表朝廷请求将没有资产的家庭迁徙到余姚等三县，朝廷批准后，人们在那里开垦湖田，最后取得成功，陶家湖田产生的过程可能与此相似。浔阳陶氏湖田的开发应当很早就开始了，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陶侃（259—334）那一代。《晋书》卷六六《陶侃传》称他“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陶氏从鄱阳迁居浔阳之时，可能就是开垦、创建湖田之始。这与陶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有密切关系。诗人说“开荒南野际”，所谓“南野”应当是以江州城为参照的。南朝梁萧统（501—531）《陶渊明传》提到周续之“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城北”自然是与城南相对的，所以《陶渊明集》卷二《示周掾祖谢》诗说“相去不寻常”。在接近城郭附近的

①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上册，清阮元（1764—1849）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8页。②　朱熹集注《诗集传》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③　陶诗经常化用《诗三百》的语言。《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关于陶渊明与《诗经》的关系，可参看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7页。

④　此事又见《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

⑤　严可均《全梁文》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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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垦田，无疑要有许多便利。晋宋时代，从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三吴地区到江汉平原，从太湖平原到洞庭湖平原，乃至鄱阳湖平原，都是我国重要的湖田垦区。韩国磐指出：“南朝私人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大体可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屯封山泽，一种是设置田园。两者之间，并无一定不移的界限，山泽的屯封经营，栽种竹木花果，饲养禽鸟鱼虾，可以发展成为肥美的农田别墅；而田园的内容，也往往包括山湖胜境，种养着山果塘鱼。”事实的确如此。如谢混（？—412）“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 张茂度（373—441）“内足于财，自绝人事，经始本县之华山以为居止，优游野泽，如此者七年”，王敬弘（366—447）“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这些人物都属于晋宋时代的世家大族。他们封山占泽，禁止平民樵采渔猎，已经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损害了国家利益。《宋书》卷五七《蔡廓传附蔡兴宗传》所谓“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著名诗人谢灵运（385—433）。《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

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执不与。灵运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宁岯崲湖为田，又固执。

谢灵运的个体山水田园经济与当时的国家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他后来被朝廷处死，恐怕也不是单单由某一件事情酿成的惨剧。因为从宋武帝刘裕（363—422）立国之初到宋文帝元嘉时期，朝廷都一直严格禁止封山占泽，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当时的许多世族子弟置这些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疯狂地兼并土地，超标占据山湖，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谢灵运正是其中的典型。

陶渊明的经济状况与谢灵运是无法相比的。《日知录》卷一二“俸禄”条云：“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而陶渊明在担任彭泽县令的时候只有三顷公田，远低于东晋官僚的最低标准。《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据此，韩国磐指出：“……西晋时官吏按品级占田，多者五十顷，少者十顷，这些田地当系以公田拨给，拨给以

后，也就成为官吏世代占有。……这种公田在东晋南朝时都有，晋末陶潜为彭泽令，‘公田悉令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彭泽令的三顷公田，就是县令的禄田；所种庄家，由县令决定。陶潜去职时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足见彭泽令的俸禄就是这三顷公田上收成的粮食。”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世族社会中，浔阳陶氏以及陶渊明本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物质待遇也非常不好。陶家的佃客也很少。萧统《陶渊明传》载：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聊欲弦歌，

①　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探》，第125—147页。

②　《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70—71页。

③　《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91页。

④　《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第1510页。

⑤　《宋书》卷六六《王敬弘传》，第1732页。

⑥　《宋书》卷五四《孔灵符传》，第1533页。

⑦　事见《宋书》卷二《武帝本纪中》和《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附羊希传》。

⑧　黄汝成（1799—1837）《日知录集释》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50页。

⑨　《南朝经济试探》，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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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五期

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送一力给其子”的“力”和下文提到的“门生”以及《归去来兮辞》“僮仆欢迎”的“僮仆”，都是依附于陶氏家族的佃客。对待这些下层人民，陶公不仅非常友善，而且拥有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他写给儿子的信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而作为虔诚的佛教信徒，谢灵运居然亲手杀害了一个“力人”，并“弃尸洪流”，因此受到朝廷的处分。由此可见陶谢人格、性情的不同。清钟秀（生卒年不详）说“靖节先生品格高迈，而性情则平易近人，盖无往不与人以可亲，人亦无不乐亲之者”，这就是陶渊明的为人风范。

陶渊明的田居生活是以浔阳陶氏家族为依托的。《归园田居》五首其四“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的诗句正反映了这一点。所谓“子侄”，作为概括性称谓语词，是指儿子和侄子，是魏晋以来知识精英的一种新的说法，而偕同子侄辈漫游山泽，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而如果考察陶渊明的家族生活，我们对“暧暧远人村”一句诗当给予充分的关注。李飞指出：“所谓‘远人村’，当是陶令从自家庭院眺望到的异族村落，至于是否溪族，或是别种，已不大容易考证出来。”用“异族村落”解释陶诗中“远人村”，这无疑受到了陈寅恪错误观点的影响。但是，他还指出这句陶诗暗用了《论语·季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典故。这一发现是相当重要的。《周礼·春官·大司乐》：“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上文提到陈寅恪引《晋书·陶侃传》关于陶侃“至洛阳，数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的记载，实际上，陶渊明所谓“远人村”就是对这段历史记载的赓续，《论语季氏》之言是其“古·

典”，而曾祖父陶侃的故事则是其“今典”。与此相类似的如《陶渊明集》卷四《杂诗》十二首其五：“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古直注：

：“大禹圣者，《淮南子》：“圣人不贵尺之璧，而贵存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晋书·陶侃传》

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在这里，《淮南子》之言为“古典”，而陶侃之言则为“今典”。因此，所谓“远人村”实际上诗人说的就是自己居住的村子，也就是浔阳陶氏聚族而居的地方。从《归园田居》其一的描写来看，从“少无”到“守拙”等八句是自述归隐田园的缘由，随后四句是对村居环境的描写，重点表现自内观察而捕捉到的近景，而“暧暧”等四句所表现的则是置身于村外眺望此村居所见到的远景和所听到的声音；“户庭”二句是主人公日常生活的特写；最后二句是对全诗的总结，传达了诗人的真实感受。诗人如同一位摄影艺术大师，他的镜头忽远忽近，忽近忽远，辗转腾挪，潇洒自然。画面与声音，画面与哲理，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宁静、和谐、美丽、亲切、自然的境界。于是，世俗的偏见，世界的嘈杂，官场的羁绊，在这里都被消解、融化了——干干净净，纤毫无遗。

在同族人一起开垦的土地上，陶渊明辛勤地劳作着，因而创写了大量的田园诗；谢灵运虽然拥有更多更好的土地，但他本人并不从事农耕劳动，而是优游于属于他自己的和试图据为己有的山水之间，因而谢灵运创写了大量的山水诗。不同的情感体验来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又是由个人乃至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这在陶、谢身上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当然，在晋宋时代，既有田园诗，又有山水诗的作家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湛方生（公元376—396年间在世）。他以一人之力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启了先声，他的出现，预示着华夏诗史的新时代的到来。尽管我们对方生的平生仕履和生活情况所知甚少，但他的卓越成就确实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妨进

①　《宋书》卷四二《王弘传》，第1312页。

②　钟秀《陶靖节纪事诗品》，转引自《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44页。

③　参见韩树峰《中古时期的“侄”与“兄子”、“弟子”》，《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④　李飞《陶诗“远人村”新解》，《文史知识》2009年第3期。

⑤　汉郑玄（127—200）注，唐贾公彦（生卒年不详）疏《周礼注疏》卷二二，《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88页。⑥　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二，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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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与沉静的激情

一步追问：难道陶渊明就不能创作一首标准的经典的山水诗么？回答是：不能。因为他是有意地在为诗歌的国度开疆拓土，有意地与模山范水的流行文学相抗争，有意地塑造其自我的独具匠心的艺术风范——他不愿与谢灵运一类山水诗人争一日之长。所以，我们在陶集中看不到山水诗，就如同在陶集中听不到从佛寺里传出的钟声一样，这完全是由他个人的文学选择和文化观念决定的。明江盈科（1553—1605）说：“陶渊明超然尘外，独辟一家；盖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叶嘉莹也称陶渊明为“时代风气以外的诗人”，可见陶渊明确实以他的田园诗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从而走向永恒的未来。

三　“种豆南山下”：从《归园田居》诗看陶渊明的历史反思

《归园田居》诗是对隐居生活的颂歌，其艺术风格也是恬谧、平淡的。宋释居简（生卒年不详）《北卷一《碧幢赋》说“语其冲澹，则南山种豆”，这种意见几乎构成了关于陶诗一种评论传统。按照这一传统，则陶公之种豆南山，与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之种豆于瓦尔登湖畔就没有任何区别。但是，陶渊明并非现实和历史的局外人，也并非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和超然的观光客，因为他在远离尘嚣的同时，还始终把自己镶嵌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和既往的历史之内。他的这种文化特质在《归园田居》其三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首诗的话语方式是非常自然、平和的，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象。我们且看前人的评注。元吴师道（1283—1344）《礼部集》卷一七《题家藏渊眀集后》：《归园田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古鸡鸣行》：“鸡鸣高树颠，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语。第三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杨恽《书》意。所谓“杨恽《书》”是指汉代著名诗人和学者杨恽（？—前154）的《报孙会宗书》（详见下文）。“晨兴理荒秽”，古直注引《汉书杨恽传》“田·

彼南山”云云，又《陶渊明集》卷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诗曰：“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古直注复引此传曰：“身率妻子戮力耕桑。”这些注释都揭示了《归园田居》其三与杨恽的关系，并为当代的陶诗笺释者一致遵从。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发生在汉代的“种豆诗案”是给予充分关注的。

“种豆诗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字狱。《汉书》卷六六《杨恽传》：

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杨）忠弟恽，，

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擢为左曹。

又《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在此之前，《史记》一直是朝廷的禁书，一般人是无缘寓目的。杨恽以揭发霍氏谋反起家，被封为平通侯，迁中郎将，后因与太仆戴长乐失和，被戴氏检举：“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汉宣帝就把杨恽下狱，后予释放，免为庶人。此后，杨恽家居治产，以财自慰。安定郡太守孙会宗是杨恽的好友，写信给杨恽，劝他应当闭门思过，不应宾客满堂，饮酒作乐，杨恽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报孙会宗书》：

①　陶公有许多诗句都富有山水的意味，清雅、疏朗而美丽，例如：“涧水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集》卷三《饮酒》二十首其五）“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陶渊明集》卷三《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②　《雪涛诗评》，《说郛续》卷三四，《说郛三种》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9页。

③　参见《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第六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④　见《瓦尔登湖》，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8—119页。

⑤　这封书信今见《汉书》卷六六《杨恽传》和《文选》卷四一。

⑥　《汉书》卷六六《杨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册，第2889页。

⑦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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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五期

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终非其任，卒与祸

会。……伏惟圣主之恩不可胜量。君子游道，乐以忘忧；小人全躯，说以忘罪。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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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恽幸有余禄，方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此贾竖之事，污辱之处，恽亲行之。

后逢日食，有人上书诬告说：“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与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大逆无道，腰斩。”其妻赵小凤被流放到酒泉，侄子被免为庶人。他的许多挚友都因受“种豆诗案”的牵连而被罢官。尽管后人对杨恽有不同的评价，如宋姜夔（1155？—1221？）《永遇乐·次韵辛克清先生》词曰：“我与先生，夙期已久，人间无此。不学杨郎，南山种豆，十一征微利。”元王恽（1227—1304）《秋涧集》卷六八《上张左丞启》：“北阙上书，愧乏马周之志；南山种豆，每怀杨恽之风。”但人们对这场文字狱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对杨恽的不幸遭遇也是非常同情的。宋罗大经（1196—1252）《鹤林玉露》卷之四乙编“诗祸”条云：“杨子幼以‘南山种豆’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宋洪迈（1123—1202）《容斋四笔》卷一三“汉人坐语言获罪”条：“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张晏释以为言朝廷荒乱，百官谄谀，可谓穿凿，而廷尉当以大逆无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元袁桷（1266—1327）《清容居士集》卷四○《金陵郑生应炎道士疏》：“北阙上书，著咏受嗔于唐主；南山种豆，贻言增祸于汉朝。”《报孙会宗书》“君丧送终之喻”的确是这场文字狱的真正起因。

陶渊明对“种豆诗案”是非常了解的。《史记》和《汉书》都是他熟读的史籍。如《陶渊明集》卷九《四八目》第35条：“右二疏。东海人。……见《汉书》。”《陶渊明集》卷六《读史述》九章序云：“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因此，陶渊明在诗中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以及《汉书杨恽传》的某些语言，·

就不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且是精心的艺术设计，具有非常深隐深刻的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归[***********][1**********]44

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的“南山”本身即具有双关的意义：它既指终南山（位于长安之南），也兼指庐山（位于江州之南）。如对“种豆”、“草盛”二句，古直就有这样的注释：

曹子建《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阴。”

曹植（192—232）诗中的“南山”自然不是庐山，而是终南山——这是自《诗三百》以来在诗人的笔下经常出现的一个文学意象。实际上，以北方中原地区的山川乃至城邑来比拟南国的山川、城邑乃是六朝时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陶渊明的高绝之处在于深藏不露，在于了无痕迹。他以“南山”[***********]444444①　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106页。

②　《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页。

③　《全晋文》卷三七庾亮（389—340）《翟征君赞》：“景命不延，卒于寻阳之南山。”《文选》卷三○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这两句诗是《饮酒》二十首其五中的名句。对此，王瑶注曰：“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象征。”（见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1页）案《诗•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见朱熹《诗集传》卷九，第104—105页）

④　关于这一点，陈怡良在其论文《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意涵省察及多面向诠释——兼对“南山”一词新解》中已经有所讨论，该文曾在“2009年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江西九江学院与日本中国六朝学会合办，中国江西庐山，2009年8月25—27日）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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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与沉静的激情

为纽带为核心，巧妙而轻松地实现了自然意象和历史场景的转换与更迭，其自然、浑成，举重若轻的[***********][***********]4444大家诗笔真令人拍案叫绝，瞠目仰视。在诗人看来，长安的南山是君王专制的象征，而江州的南山则[***********][***********]4444是文化自由的象征，前者是凶险的凶恶的残酷的甚至危机四伏的，而后者则是美丽的和平的恬谧的充[***********][***********]444444满诗情画意的。我们读《陶渊明集》卷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444444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

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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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濯息檐下，升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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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田家”句，古直引宋汤汉（1202—1272）注：“杨恽《书》：‘田家作苦。’”据此，诗人所谓“异患”，也就是政治灾患的委婉代语，而“躬耕非所叹”是说自己归隐田园，甘之如饴，不像杨恽那样多有抱怨，诗人没有“田家作苦”、“籴贱贩贵”之类的悲叹。所以，这首诗既抒写了诗人收获早稻的喜悦，也表达了超脱政治藩篱的轻松，乃是诗人追求躬耕陇亩的自由生活的诗性表白。诗人以历史反衬现实，更加凸显了隐居生活的可贵，也婉转地传达了他的政治态度。不仅如此。我们试比较《归园田居》其五和杨恽《报孙会宗书》的片段：

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其诗曰：“……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4444

诗人的叙述与描写无疑都是人生的欢乐乐章，都表现了蔑弃富贵、把握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情怀。尽管如此，他们最终的人生命运却迥然不同：一个成了惨遭荼毒、死于非命的千古冤魂，一个成为幸福安宁、炳焕千秋的诗国巨子。由此可见，“种豆”二字确是我们发掘《归园田居》之真意的关键。所以，尽管德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史雷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有“给诗加批注，就像做烤肉解剖学的演讲”的说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前人对《归园田居》诗的评注是相当精彩的。而对于诗人这种精微的高妙的用典艺术，我们同样可以用史雷格尔《断片》中的观点加以说明：

要人们看不懂或者看错的最好的手段，就是采用原来意义的字眼，尤其是采用从古代语言中

借取来的字眼。

在每一首好诗里，一切都应当是预先考虑好的，同时一切都应当是出自本能的。由于这样，它才成为理想的。

由于陶渊明巧妙地借用、化用杨恽《报孙会宗书》的语言，多数读者的目光也就大都停留在田园生活的表象上，但是，在这种表象的深处却蕴藏着一道滔天的历史洪波，一场惨烈的人生悲剧，一捧辛酸的文人血泪，这才是诗人的真意之所在。艺术上的瞒天过海，举重若轻，浑涵无迹，使我们在窥见其艺术堂奥之时不得不惊叹于伟大诗人的天才。在《归园田居》五首中，诗人暗中以历史上的人物比较现实中的自我，悲剧与幸福，惨痛与愉悦，短暂与永恒，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潜隐、深沉、巨大的情感波澜使得

“陶作品“纵横浩荡，汪茫溢满”，“元气磅礴”，“奄有汉魏；包孕众胜”。明唐顺之（1507—1560）说：

彭泽未尝较声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 其本色高。”如果说《归园田居》确实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的话，那么，这组诗就绝对不可能是“信手写出”的。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曰：“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析之以练字练章，字字奇奥，分合隐现，

①　《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三，第79页。

②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断片》，方苑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1页。

③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断片》，第57页。

④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断片》，第59页。

⑤　清方东树（1772—1851）《昭昧詹言》卷四，转引自《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第53页。

⑥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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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二○一一年第五期

险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而现代学者古直也指出：“陶公之诗，久为世重，自宋以后，家有其集矣，顾率目为平澹一流。夫公诗百三十篇，似平澹者，独有田园诸什，然一索其实，则清刚之音，仍复流于弦外；若夫《饮酒》、《述酒》、《荆轲》、《三良》、《杂诗》、《贫士》、《拟古》、《读〈山海经〉》七八十首，声情激越，盖嗣宗、越石所不能尚，而乃以平澹概之，岂知公者哉？”换言之，平淡仅仅是陶公田园诗的表象，“险峭多端”和“清刚之音”，才是其深隐的本质特征，这种艺术特征使其与《咏荆轲》等“声情激越”的诗作一脉贯通。以上我们对《归园田居》诗的论析足以表明，在陶渊明笔下的那“不设色的田园世界”里，也激扬着人生命运的交响曲。作为“中国诗歌中最早将自我的形躯之身白描在日常生活化背景上的诗人”，在追求生活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和精神独立的同时，他对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世界也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因此，传统的以平淡冲和概论陶诗，以隐逸诗人概论陶公本人，乃是绝大的学术偏颇。由此可见，《归园田居》诗确实非同凡响。事实上，遵照奥古斯特·史雷格尔“诗人们始终是自我欣赏者”的说法，或许在一部琳琅满目的陶集中，《归园田居》五首也是陶公本人比较偏爱的作品，因为诗中所熔铸的智慧与劳动可能要多于其他单篇作品。“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伟大诗人创作的甘苦又何尝不是如此？清朱庭珍（1840—1903）《筱园诗话》云：“陶诗独绝千古，在自然二字……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谛，实非功夫。”陶诗的自然、平淡之美，正来自诗人的“功夫”，由“功夫”而创造自然、平淡之美，这就是陶诗的“妙谛”。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和哲学家。……任何诗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在陶集中，只有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好，却没有哪一首诗比另一首诗更坏，因为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流溢着天才的灵智之波，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千锤百炼、百炼千锤的艺术结晶，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定的艺术任务——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表现自由的生活，回忆荏苒的岁月。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陶渊明创造了永恒的不朽的辉煌。陶渊明的一生自觉地追求、蕴蓄着一种沉静的激情，一种纯粹的自然。他在回忆与反思中立足于现实，他追寻往昔的心境，审视当下的情怀，淡远而幽深，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升华使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凝结为一体，成为黑暗的专制主义社会中的一线光明，照亮了东方古国的沉沉黑夜，也照亮了人类通往平等、自由的康庄大道。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专著《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作者简介］

中的陶渊明》等。

①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第152页。

②　古直《古氏丛书叙录》“《陶靖节诗笺》四卷”，见《国学家古直》，古小彬、古向明主编，香港新闻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③　袁行霈在《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与陶诗的自然美》一文中指出：“陶诗完美地统一了朴素与豪华、平淡与瑰奇这些对立的审美范畴，达到了自然化的境地，陶诗独特的艺术成就即在于此。”（见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此说堪称卓见。

④⑤　萧驰《论陶渊明借田园开创的诗歌新美典》，《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⑥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断片》，第55页。

⑦　明许学夷（1563—1633）《诗源辩体》云：“靖节诗乃是见理之言，盖出于自然，而非以智力得之。”（转引自《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156页）然而，倘若不用智力，陶靖节岂能有《归园田居》这样的好诗？

⑧　转引自《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55页。

⑨　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柳鸣九译，《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5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