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颜"写作的古典回归现象
“新红颜”写作的古典回归现象
【摘要】网络的发展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在诗歌领域则表现为“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潮流对诗坛的冲击,这一潮流也被李少君命名为“新红颜写作”。“新红颜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与回归”。这种倾向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一贯地怀旧心理再现,另一方面是中华女性特有的含蓄的表现,并以这种古典含蓄对以往诗歌中女性意识的过于凸显进行冲淡。
【关键词】“新红颜”;古典;回归
新世纪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冲击了传统的写作与阅读形式,随着博客的产生,一批女性诗人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壮大,李少君以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的中国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殊性将其命名为“新红颜写作”,“新”一方面指创作主体为自由独立之现代女性,另一方面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新;“红颜”体现的则是写作主体的女性身份以及具有传统
[1]美学色彩的文化传承性。这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最鲜明的特点在于古典回归倾向的出
现以及蔓延趋势。现阶段,古典回归这一倾向具体表现为从古典诗词、古代事件以及写古典题材的现代作品中取材,以营造梦幻的复古色彩。这些诗作中古典与现代的极契合的相融,并不是突兀的,一方面,它是古往今来固有的怀旧心理的体现;另一方面,198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的过于凸显与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相悖,对传统的回归是女性诗歌发展的必然。
一、怀旧的心理倾向
中华民族的怀旧倾向尤其突出,大到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法先人”意识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主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思想形成的以祭祀为主的传统礼仪在中国的延续,小到古代诗人的怀乡题材的盛行、对汉唐的憧憬与效仿,中华民族的发展总是基于对以往的回顾,可以说,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向后看的民族。
自1990年代“怀旧热”兴起后,这种情绪在消费时代就不曾停歇,并极大影响了文艺产业,从“张爱玲热”,到王安忆《长恨歌》、苏童《妻妾成群》等书的发表,及至现代影视作品如《情深深雨蒙蒙》、《步步惊心》的播放,“民国热”、“清穿热”等一浪接一浪,在这一背景下,“新红颜”代表诗人金铃子的《曲有误》就令人联想到“三国热”,而施施然的民国系列作品也与“民国热”息息相关了。以她的代表作《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为例:
“我常常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当当作响的电车,从默片里开出来/灰色长衫和月白旗袍礼让着上下//不远处的钟楼,是夕阳中的诗人。一群/洁白的鸽子,把闪亮的诗行写在彩虹的脸上//两条有风骨的弧线,向身着灰装的/不老建筑的文艺复兴里延伸。那里有我们/窗明几净的家,和一双晶莹的儿女„„//就像插上了时间的翅膀,我常常就这样/走在民国的街道上,步履轻盈而优雅。四月天的/花香很近,没有愤世嫉俗,只有儿女情长” “电车”、“旗袍”、“钟楼”都是民国的代表性物品,“鸽子”是西方的圣洁的代名词,诗人借助于民国的中西交融的社会背景,提取民国的象征物,并用“鸽子”、“彩虹”为这些添上纯洁美好的色彩,再加上优雅的女子、晶莹的儿女,勾画出一幅民国的精致风情画,让读者产生观看民国爱情剧的错觉。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她的《回拨八十年》、《流水冲不走的民国》等作品。旗袍、美人、爱情,显然现代影视热对“新红颜”写作影响颇深。 除此之外,国学尤其是古典诗词的热潮对“新红颜”写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如冷盈袖的诗:“寺庙里的钟声一直在响,一下又一下/像烟,淡淡的,却是经年不散。你一直在数/直到厌倦那没有开始的日子。柳暗却无法花明”(《知道吗?》)寺院的钟声让人联想到“夜
半钟声到客船”,淡淡的烟让人联想到“淡烟流水画屏幽”,最后一句明显取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蕴。与此类似的还有金铃子的《越人歌》、冷盈袖的《今夕何夕》、《长相思》等。“新红颜”写作中对古典意象的提取与出新是古典回归的显著特色。
除了对古典诗词、事件的运用,“新红颜”诗人的古典回归还体现为对古典题材的再抒写。古代诗歌题材不过是“咏史怀古”、“怀才不遇”、“思亲怀乡”、“写景抒情”等,由于身份的限制,“新红颜”诗人在对古典题材再抒写时,主要集中于“思乡”与“写景”。单纯的来看这两样题材,说它们是古典的回归,实在太过牵强,但将之放置在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这确实是一种新鲜的东西,特别是诗中的思想取向,古典的影响明显。如冷盈袖的《静坐》:“风就这样一直往下凉/天就这样一直往下蓝/我就这样一直往秋天深处坐/阳光就这样清清亮亮地长到叶片上”,这首诗描绘了秋日静坐的情景,凉的风、蓝的天与清亮的叶子营造出静谧的氛围,构成诗人的记忆,体现的是一种远离喧嚣的渴望。
自“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方向就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徘徊,80年代的女性诗歌更是大肆从西方汲取营养进行身体写作,但过犹不及导致了女性诗歌的僵局,“新红颜”诗歌的对古典的复归无疑是为女性诗歌的发展指出了另一个发展方向。怀旧,从心理学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美化故乡、夸大过去的人和事的优点而忽略其不足的心理历程,并表现出想象胜于实际的特征,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心理产生于一种称作“退行”的心理防御机制,人之所以怀旧,是因为冲突,这种冲突可以是内心的(如自己的本能与道德、良心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外界的(如自我和现实的冲突)。怀旧通过退行到过去或者家乡替代性地满足了人的本能欲求。它所造成的时空错觉,正好能以一种象征的方式带给人安全和爱。[2]施施然的旗袍、美人、与爱情,冷盈袖的可以给她以宁静的小镇,显然是怀旧心理的结果,是现代社会里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产物,过度的怀旧是不可取的,但一定的怀旧对于中国的诗歌来说也是一种出路,如杜威·佛克马说:“怀旧是朝后看的镜子,但是从不可挽回的过去中发现的东西或许有助于思考未来。”
二、古典含蓄对女性意识的冲淡
从广义上说,凡是以女性的生理与心理世界为方圆,表现出女性特有的视角与风貌的诗皆可视为女性诗歌。虽然女性诗歌的定义从广义上来说只是对写作者的身份进行限定,但“女性”二字的存在决定了诗歌中女性意识的必然存在,这种意识在诗歌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性别意识,包括生理与心理;二是对抗意识,即对男权社会的对抗。
1980年代女性诗歌兴起以后,以舒婷为代表的女性诗人重在女性命运抒写,表现对女性的怜悯以及与男性地位对等的诉求,如舒婷的《致橡树》:“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以伊蕾为代表的女性诗人着重于对女性隐秘生理与心理进行描写,尤其是通过对身体欲望的书写反抗男权社会,表现出逃离的欲望,如“当你走时,我的痛苦/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用爱杀死你,这是谁的禁忌?”(《独白》)
从舒婷到伊蕾,反映的是女权意识的增强,但到“新红颜”诗歌,这种意识已经淡化了,陈卫这样评价“新红颜”诗歌:“与舒婷年代的诗人相比,她们很少自觉关心女性的历史命运;与伊蕾、唐亚平等诗人相比,她们中的多数羞于对抗或调侃男权文化;与巫昂、尹丽川等相比,她们更为内敛含蓄;与郑小琼等诗人相比,她们有日常性情,却缺少底层女性的苦难体验。”[3]
这种现象首先源于诗人的身份。“新红颜”诗人大都属于草根阶层,她们身上带有鲜明的传统色彩,也因此她们对社会历史没有太大的责任感,没有为全人类女性呼喊的诉求,也就没有将身体展现在公众视野之下的必要。其次源于诗人的创作目的。“新红颜”诗歌是发表在博客上的诗歌,这种诗歌的产生一般源于情感表达的需要,施施然在谈论创作时说:“我开始写诗,只是有话要说,有感受要表达,寻找一种精神的向度,还有一些自我记录,自我
满足,或也可说是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一种精神追求。”[4]所以“新红颜”诗歌一诞生,就只是个人的,而不是女性的。再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的回归。
古典的一个侧重点在“古”,“新红颜”女性诗歌对传统文化与古典诗意的守护与回归决定她们的诗歌将处于一种旧有的男权社会的背景之下。这种背景之下的女性诗歌,表现出一种身份的依附,如施施然《把我嵌进你的诗行里吧》:“从此,我就成了你的颜如玉/或者葬花词。任你/骨节遒劲的手指, 描摹一生”,再如金铃子的《曲有误》中说:“你左眼皮往上一扬的姿势, 腰挂宝剑 云收雨住 我会悄悄的瞟上一眼”。书中自有颜如玉,“颜如玉”这个词表现的是男性对女性的观赏,美人的存在本就是为了配英雄,这种被观赏的角色一直是男权社会女性生存状态的表现,而“新红颜”诗歌的一个重要元素即是“美人”,无论是施施然诗歌中身着旗袍的丽人,还是冷盈袖诗中挽着香髻的女子,她们都是美的,对这份美丽的在意无疑是男权社会中,女性作家依附心理的潜在表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美是审美的追求,古典美的追求要求含蓄蕴藉,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对身体的书写是不合适的。
虽然古典带给女性身份地位的束缚,但在这种情境下,反叛意识却能更好凸显,施施然《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中写道:“不要以为,我只会像崔莺莺焚香许愿/我身上流淌的,其实是林道静的血液/红色棉布格裙就是凡士林布学生装的承袭/一起承袭的还有她的精神,比如此时/在香气缭绕里,预谋一场两千年后的私奔”。“私奔”相对于男权社会明显是一种反叛,但其中却反映了女性诗歌的缺陷,永恒的爱情主题。“新红颜”诗歌尤其是带有古典意味的诗歌,无论歌颂还是反叛,爱情都占了多数,这就造成一种现象:女性只能通过反叛爱情来反叛男性,但这是先天机制造成,无可更改。
长期以来,女性一直处于被看的地位,所以以伊蕾、翟永明通过对性与欲望的书写将女性意识发扬到极致,表现出对男权的讽刺,而施施然等“新红颜”诗人对传统的继承为女性披上了含蓄的外衣,从而冲淡了这种极为强烈的女性意识,这是历史的回溯,但在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国民的思想的保守以及女性先天生理、心理机制的特性种种限制条件下,这种被含蓄古典冲淡的女性意识也许才是更契合时代的。
三、结语
诗歌是文学的一种,是诗人敏感心灵的展示,所以它最能反映社会,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新诗虽然长期在古典与西方之间徘徊,但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长久的,“新红颜”诗歌的古典回归正体现出这种悠久的民族心理。同时,“新红颜”诗歌又是女性的,所以它是女性意识的延续,但古典的审美追求又限制着这种意识,所以女性的反叛意识在“新红颜”的古典回归中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含蓄平和。
参考文献:
[1] 李少君,张德明. 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J].文艺争鸣,2010年11期
[2] 周平. 解读怀旧文化[J].理论月刊,2007年08期
[3] 陈卫. 从喻体到本体:新世纪女性诗歌创作的一个侧面[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4] 代雨映,施施然. “发现”和“思想的行走”——与施施然诗歌对话录[J].山花,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