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刃:中国历史上真的没有农民起义吗?

发布时间:2014-01-24 13:55 作者:楚刃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669次

忽然翻到《共识网》2011年5月21日龚英辅先生的文章，即《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农民起义》，反倒是夜不能寐，实在想不通：中国历史上真的没有农民起义吗？既然是要“在大变革中求得共识”，那就不揣冒昧，谈点浅见，以求教于诸位先生。

首先，什么叫农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说：农民是“长时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久的《辞海》缩印本也认为，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现代的百度网回答的更直接：“农民”不就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吗？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农民两大主要阶级之外，当然还有士、农、工、商以至军人、家奴、娼妓等等分法，但那都是从阶层角度、从职业角度来分，很难把归入阶级的范畴。不能把大的阶级划分，与临时性的阶层变化、职业变换混为一谈。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阶级是地主和农民阶级，皇帝是最大的地主，你不能说他是皇帝阶级；手工作坊者也是务工，但很难归入工人阶级。农民的特点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并且是是以农为生的种田人。不能说他们出去卖了点土产品，当了几年兵，教了几年书，就不是农民阶级了。如果那样的话，当今中国的农民工，既是农民，又在务工；有工务工，无工务农；到底是农民呢，还是工人呢，那就看以什么职业为主了。如果这个论点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王仙芝、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具体职业，而且不断变换，但大体都是归入农民这样一个阶级的。

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一般都是农民中稍有文化的人发动的。成天务农，大字不识的农民，像《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只能逆来顺受而不会起义。因为只有既受不了残酷的封建压迫，又有点文化知识，有点反抗意识的农民，才有可能发动或领导农民起义。著名的水浒梁山，大都是“逼上梁山”的官吏、军人、贼寇，只有“阮氏”兄弟等才是真正的劳动者，而且是以打鱼为生。但是他们都听晁盖、宋江这些庄主、书吏的，你能说梁山不是农民起义吗？在当代，毛泽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农民革命论：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动力，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这个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领导人先后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明、毛泽东等等。这些人谁是长期种地为生的人？除了毛泽东早年还在农民中待过，其余的大都是早早生活在城市中的。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当前我国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还很严重，当前腐败主要还是封建特权思想，所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不过是诱因罢了。

其次，不能简单理解农民诉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都是以农民的诉求来发动的，唐末黄巢提出的“天补均平”、　宋代钟相、杨么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宣传的“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宣传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等，那一条不是当时农民的诉求？应当说，历代中国农民起义，不但顺应当时农民的诉求，而其也确实满足了农民一些诉求。如果长时期忽悠农民的诉求，那起就会很快露馅和失败的。大业十三年（617年），瓦岗军攻下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开仓恣民所到，老弱襁负，道路相属”。朱元璋最憎恶贪污，每当他想起那袋该发给自己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把贪官扒皮抽筋。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朱元璋杀死的贪官有几万人。

但是，农民又是小生产者，有自私、保守的一面，特别是混迹其中的野心家，老想着“打倒皇帝做皇帝”。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就是这种心理的暴露。当然这已经不是农民的诉求，而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另一面，即自私、保守一面的体现。郭沫若先生当年曾写过《甲申三百年祭》，写到起义军“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结果满清强敌与汉奸吴三桂内外勾结，彻底颠覆了农民起义刚刚建立的政权。毛泽东很重视这篇文章，当时在延安就把它列为整风文献。1949年3月23日在前往北平时，毛主席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也是我们要接受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坚决地反对当前高压不退的腐败现象的原因。

最后，有人说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历史都是书写者根据其理解和想法去编写的历史。现在说到“农民起义”，是当代书写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写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这个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要做一定的分析。中国历史上有绵延不断的修史传统，左丘明盲而作《左传》、司马迁愤而著《史记》，都是贯穿了他们的理解的。司马迁写《史记》，就说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怎么能不包含他的理解呢？比如把刘邦写成地痞，把项羽写成英雄，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史学又是一门大学问，提倡治史应俱备才、学、识、德，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唐代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清代学者章学诚又提出“史德”之说，认为“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史德是对历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就是“著书者之心术也”，所以历史也不是能随心所欲任意乱写的。

现实中也有人对治史不负责任，但毕竟不是史学的主流。有人说胡适先生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人说胡适先生没有说过这个话。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其实，胡适先生在这里是说哲学的，不是说历史的。胡适是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认真，最提倡说话要有证据。但在现实中确有一些人对治史不负责任，笔者亲自看到一部文革前已经出版的史学著作，文革中全书改写并加上毛泽东语录重新出版，这就不光是个人认识，而且是受政治影响了。这应当是史学研究的个例或瑕疵，万不可就此认为历史可以任意乱写，说什么“所谓”农民起义“是一个伪命题。”。

2014年1月24日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向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