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帝国主义的中国版本

　　 　　《难蜀父老》新解 　　 　　中国古代有一项著名文献，先前从未以现代的跨文明比较政治视野被看待过，那就是公元前129年问世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这项文献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基础，是在汉初往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或许可用“天下”概念表征的儒家核心理念，因而，它具有比文献本身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目的和特殊意义更久远广泛的蕴意。 　　《难蜀父老》的代表性要义在于，类同于如下所述的一类西方“经典”。粗略地说，这里的西方“经典”外交方式和理念，就是西方在其中世纪以外的、古典（古希腊罗马）和现代的外交方式和理念。后两者彼此间虽然相隔千年，但多有相似甚或相同之处，并显著大于它们各自与中世纪的相似相同。《难蜀父老》中的西方“经典”类同物，就是中国形态的“文明帝国主义”――以优越文明为名义的华夏帝国的扩展理由，连同一种中国版的“福音式”外交和为此所需的帝国资源之意识形态动员。 　　这里说的华夏帝国扩展，是指汉帝国将“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纳入其版图，那是先前从未处于华夏诸侯国或帝国的正式统治或政治控制之下的。这使中华国度有了比先前远为前推的广大西南部，并且“一劳永逸”地恒久包括之。西南夷为秦汉时代的一个统称，对紧邻其西南边疆的数目甚多和特性驳杂的大量非华夏族裔部落、部落联盟甚而较原始的国家的统称，它们“皆巴蜀西南外蛮夷”。 （《史记•西南夷列传》，下同） 是汉武帝――真正在地理上全面推进华夏帝国的“战争霸王”――在短短不到四年时间里结束了它们外在于华夏国家的局面，主要依靠由武力进击和威吓构成的急剧的大规模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用司马迁的概括来说，即“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 　　这成功的征服过程尽管为时甚短，却全无先前准备且历尽艰难。公元前135年， 武帝征伐藩属国闽越，其重大战略需要，突然并相当偶然地导致了对“西南夷”地区的探知和初始扩张。（详见《史记•东越列传》与《史记•西南夷列传》）可是，汉廷迅速放弃了这一努力，首先是因为地理困难颇为巨大，且始料未及。（“通西南夷道，戍转相�。数岁，道不通，士罢[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费无功。”）正是在武帝正式决定罢休以前不久，司马相如――或许是屈原往后直到初唐约800年里司马迁以外的中国头号文学天才――因文赋见宠而入蜀履行特别使命。（“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继而，他在这短暂成功的使命之外，做了实际上徒劳无用的扩张动员《难蜀父老》。这是一篇与当时的朝廷意向和一向的蜀地舆论相悖的呼吁文章，假想性地“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意在“以风天子”，并“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该文的主题，可以说是锐力创新对因循保守；力求西南扩张对维持西南现状，而创新和扩张的根本理由是帝国负有使“未化蛮夷”文明化的使命。被诘难者――司马相如笔下的“耆老大夫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犹如西方史上的一大类帝国本土内的“反帝国主义者”，确信对四夷的原则是仅需最低限度的约束，“勿绝而已”（或曰对“仁者不以德来[徕]”，对“�[强]者不以力并”），抱怨西南向的初始扩张徒然导致“士卒劳倦，万民不赡”，有弊无利。就此，司马相如首先以创新的必要和光荣驳斥之，说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造非常之功，贤君即位须“创业垂统，为万世规”，岂可“循诵习传，当世取说[悦]”。 　　紧接着，便是对华夏帝国无限扩张的“理论性”提倡，依据“天下”信条和文明使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怀生之物有不浸润於泽者，贤君耻之”；突入蛮夷之地的、道德上仁慈的扩张有其根本理由，那就是文明化，因为蛮夷“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以致其民自己“若枯旱之望雨”，渴望被征服，即被文明化，甚而困惑“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难道只留给自己而不布惠四夷？总之，西南向扩张在文明化、普遍福祉和经久和平的意义上完全对头，因为它“博恩广施”，使遥远、闭塞和蒙昧的西南夷“得耀乎光明”，且可“偃甲兵於此，而息诛伐於彼”。“遐迩一体，中外福，不亦康乎？” 　　司马相如不容讨价还价的结论，在于面对这据称无比伟大的事业或使命，“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虽然它在当时全无政策效应，但可以想象，到20年后武帝终于依据压倒性的武力征服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的时候，（详见《史记•西南夷列传》）他论说的那种“文明帝国主义”和“福音式”外交信念也多少参与了征服政策的形成和所需资源的动员。 　　 　　 中国版的优越权势“经典”外交 　　 　　前面说过，《难蜀父老》的代表性要义类同于有关的西方“经典”。在相对实力占据显著甚至压倒性优势的时代，与“经典”西方类似，就会有与这类实力对比状态相应或由其决定的对外理念和外交方式，就如它们也与相关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相应或由其决定一样。在此，可以再作两项例解。 　　第一项例解是战国后期的超级强国――如狼似虎的秦王国的“分而治之”。它不禁让人想起以其外交战略实践，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导入西方惯用语的马其顿霸权缔造人、“经典”权势政治能手和大帝国主义者腓力。腓力反复使用在武力威胁和武力使用配合下的外交，最终毁坏了希腊城邦国际体系，创立起甚为庞大的马其顿帝国，并且由此开启了以后更加急剧扩张的亚历山大帝国。在他身上，人们可以联想到周游诸国、巧舌诈言的“解纵连横”外交家张仪，还有其雇主秦惠王和秦武王。反过来，间或“合纵”但终被分而治之的六国的行为也恰似西方“经典”外交史上屡见不鲜的“搭车”而非制衡。（详见《史记??张仪列传》） 　　第二项例解当推中国版的“经典”权势政治家李斯，其主子秦王嬴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要的帝国主义者。与战国时代其他一流的“国策推销者”张仪和苏秦曾屡遭挫折不同，他乍来就迅速成功。他靠的是经其初始主子、另一位“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秦相吕不韦推荐，竭力向渴望丰功伟绩的新君嬴政推销，即强调摧毁六国的历史性战略性时机已经成熟，敦促立即决绝地成就之。李斯建言的根本理由在于秦国的压倒性力量优势：“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和庄襄王]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于是嬴政“听其计”，为速灭六国而无所不用其极，从全无伦理顾忌的贿赂和暗杀，到削弱别国的“分而治之”，再到翦除别国的武力摧毁。（“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详见《史记•李斯列传》）其帝国主义狂澜和速成结果恰如贾谊名句所言，“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世界史上难得有如此急剧的大鲸吞，可谓“不是罗马，胜似罗马”！ 　　 　　中国人是否那么“儒家”？ 　　 　　《难蜀父老》和在它之后被提出的两项例解显示，尽管不同情势下多有不同具体状况，因而，做出笼统或简单断言有犯错风险，但可以断定，传统中国在上述情势下的外交方式和理念并非绝然特殊，而是类同于西方“经典”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史上的有关图景。它们也提出了笔者按照另一语境，在一篇英语论文中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否那么‘儒家’――在其最佳含义上，是否独特地浸透了和谐的文化/道德精神，就像那么多传统的和当代的中国作者叫我们相信的那样？……不仅如此，当我们回顾千年往昔，以便最为宏观地自我探寻中国特性和比较世界各文明时，浮现出来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终极信念是否如此单纯、如此‘高尚’，以至在这个远不那么高尚的世界上搞糊涂了我们自己？”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