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岳区的减租减息实施状况及其意义分析

　　摘 要： 晋察冀边区是被开辟的第一块敌后抗战根据地，北岳区的减息与减租共同构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土地斗争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共由土地革命时期废除封建债务剥削政策到削弱封建债务剥削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中共乡村借贷关系的革命进程迈入第二个阶段。 　　关键词： 晋察冀土地政策 北岳区 减租减息 意义 　　 　　1937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将土地证明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8月15日，抗战爆发第八天后，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的政策。［1］P201 　　1937年10月以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开辟，但直到1939年以前，除了晋察冀边区颁布了比较系统的减租减息条例外，其余根据地或出于宣传和自发斗争阶段，或尚未开始进行。 　　晋察冀边区是1937年10月由聂荣臻率部开辟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斗争随即展开，但“各地执行很不统一”，发生了很多纠纷。［2］P16 　　一、晋察冀土地政策的实施 　　在晋察冀解放区，在汉奸清算、减租减息时，很多村庄就已经开始没收地主土地，在“五四指示”下达后，这些地方提出了“消灭封建剥削”的号召。对地主的土地，名义上是清算，实际上是普遍没收。据太行区1947年3月对10个县的统计，地主的土地减少了80%以上，富农土地亦减少了50%左右。这次斗争声势极大，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面对地主控诉了自己的血泪史。经过斗争，不论是新区还是老区，地主阶级都受大了沉重的打击，富农利益也被大大削弱了。［3］P367 　　1937年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战地动员委员会提出“二五减息”、“一分行息”的主张，以改善民生，激发农民积极性。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减租减息条例。减租减息在边区各地先后开展起来。由于严酷的战争环境，日军不断的“扫荡”与蚕食，以及各地工作开展得有早有晚，群众基础不同等原因，减租减息开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北岳区的中心地区各县的减租减息政策“大部分地区都正确执行了，如二五减租、保障佃租，以及有关土地债务问题的清理等，到1940年曾经达到了高潮阶段”；［4］冀中区、大部分县份实行了，模范县定县做得最彻底，饶阳、肃宁、蠡县、任丘、安平、河间等县基本上执行了；［5］平北地区，也初步进行了减租减息；平西根据地的建设与群众运动的发展，较其他地区为晚，但其中心地区的昌宛、涞水、房涞涿等县1940年以前也都先后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6］唯有冀东区是在1943年才开始的。这些情况表明：从边区政府成立到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公布，边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实行了“二五”减租。地租一律照原租额减去25%，取消了一切正租以外的诸如杂租、小租等额外附加的超经济剥削。在债息关系方面，无论新债还是旧欠，皆以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一分为标准进行清理，由此，边区租率已减少了原租额的1/3。利息也降低了，至少降到原利率60%的程度。据北岳区1941年夏季的调查：边区一般的地租相当于总收获量的20%至25%。［7］P61广大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群众都得到了减租减息的实惠，据边区农救会1940年6月不完全统计：仅北岳区第一、二、三、五四个专区16个县，总计减息数已达320600余元，只二、五两个专区1480余倾土地减租减息即达12290余石量。至于租额，一般都在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根据清理旧债的原则，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边区广大农民同时掀起了清理旧债和“抽地换约”运动，即“未死亡抵押地，按年利一分订立新约，将土地抽回”。［8］战前被高利贷者巧取豪夺去的土地，部分地被农民抽了回来。到1940年6月，抽回的土地已有64500亩。单第五专区行唐县就抽回了28428亩土地。［8］ 　　二、北岳区的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 　　对北岳区农村土地关系和封建剥削情况记载最详实的，是来自1942年秋中共北岳区党委组织的一次农村调查，参加调查的有县以上干部近90人，历时半年多，调查了北岳区阜平、平山、完县、涞源、五台，崞县、代县、繁峙等28个县中的80个村庄。根据调查组提供的农村调查报告，抗战前，北岳区占农村总户数将近一半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土地为2.5至7.5亩，而占农村总户数2%的地主，每户平均土地却达到97.9亩。现将北岳区88个村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列表如下：［9］P96 　　 　　 　　 　　 　　 　　 　　 　　 　　 　　 　　地主富农不仅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好地（水地）、大牲畜大部分也集中在他们手里。地主富农在农村总户数中占9.29%，却拥有土地的38.4%，占有水地的45.7%，骡马的50%。贫雇农户数是地主富农的5倍，却只占土地的20%，占有水地的16%，占有骡马的8.6%。［10］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中的优势。由于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广大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富农租种土地，借高利贷，受其残酷的封建剥削。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三、北岳区土地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减租减息后农民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热忱空前提高，不少农民有了购买、典进或赎回土地的愿望与能力。在农村经济关系中，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有利于新民主主义发展方向的新变化。 　　首先，在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由抗战前土地日趋集中变为逐渐走向分散。从典当关系来看，抗战前，当出土地者多是中农和贫农，当入者主要是地主或富农，特别是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当出土地者多属于地主与富农，而当入土地者则主要为中农和贫农。“据1942年北岳区阜平县八个区的调查，1月至8月份内，当地共一千零八亩。佃户依法承当的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五五”。［11］P52-53又据北岳区的24个村庄的调查，以1937年至1942年在834.57亩的当出土地中，地主和富农共有599.04亩，即占全部当出土地的71.7%。雇（农）、贫（农）、中农当出235.53亩，占28.3%。在当入土地1019.87亩中，地主和富农当入者共计90.2亩，占不到总数的9%；而有929.67亩，即占91%的为中农及中农以下各阶层所当入。［11］P52-53 　　其次，从土地买卖关系来看，抗战以来卖地者多系地主和富农，特别是地主；买入土地者多为贫农、中农，甚至还有雇农和工人。据1942年阜平的调查：当年的头八个月内共计卖出土地620亩，佃农承买的有492亩，其他人买入的有128亩。原佃农承买的占总数的79.36%。［11］P52-53 　　据北岳巩固区1943年的24个村庄的调查材料，其土地的买卖关系如下表：［10］ 　　 　　 　　 　　 　　 　　 　　 　　 　　 　　从表中不难看出，中农、贫农、雇农、工人和小工商业者的土地占有绝对地增加了，尤其中农、贫农增加最多。中农买入的土地占各阶层买入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即54.14%；其次是贫农，占30.4%；雇农、工人及小工商业者购入的土地合计为8.69%。地主买入土地者只占1.6%。富农买进土地者也仅占5.17%。出卖土地的主要是地主，占36.13%；其次是富农，占29.06%；地主富农合计出卖的土地占总数的65.19%。中农以下各阶级，卖地合计占4.83%。中农以下各阶级买卖的特点，大部分是卖远地买近地，卖坏地买好地，或者是卖旱地换水地。小部分是因遭到水旱火灾，才转业或转地谋生而出卖土地的。 　　上述情况说明，抗战以前那种土地迅速向地主和富农手中集中的情况结束了，相反的是从地主和部分富农手中逐渐向广大缺少土地的贫农、中农及新发展起来的富农手中分散。 　　 　　 　　 　　 　　最后，从上表可看出，富农经济从抗战前到1941年为其下降时期，1941年以后又开始上升。富农人口在总人口中之比重，抗战前（1937年）占8.45%，1941年降到7.78%，1941年到1942年又恢复到7.88%。在土地占有上，抗战前（1937年）富农占有土地的21.93%。1941年降到19.15%，1942年则又回升到19.56%。富农经济的一度下降，除战争环境中敌人的掠夺破坏为其直接原因外，中国富农特有的封建剥削，在边区实施减租减息过程中被削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41年以后，富农的比重又有了回升，主要是新式富农的增加，这是富农经济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受到保护的结果。当时已有不少中农发展为富裕中农。之所以没有大量转变为富农经营者，基本原因是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此时，地主也已经转变为富农经营形式。［9］P187 　　据北岳巩固区1941年7月12个县32个村庄的调查：抗战前（1937年）中农原有1676户，现在则增加到2423户。由占原人口的31.57%，增加到44.47%。原来的中农则由39户上升为富农，7户转化为地主，有162户降为贫农，10户降为雇农。［7］P68又据同年6月平山县4个村庄的调查报告得知：中农由原来的261户增加到367户，增加了40.6%。原来的中农则有11户上升为富农，10户下降为贫农。［7］P68 　　四、减租减息后的意义分析 　　减租减息政策在边区普遍实行后，贫农的境况迅速好转。北岳巩固区1941年7月12个县32个村庄的调查：贫农在战前（1937年）原有2478户，到1941年就只有2155户了。即由全区人口的46。67%降到39.55%。而原来的贫农则有688户上升为中农（占原数的27.67%）；有12户上升为富农（占原数的0.48%）；有3户则转化为地主（占原数的0.12%）；转为商人者5户。只有25户下降为工人或雇农。［7］P68同年6月平山县4个村庄的调查：战前原有贫农317户，到1941年就只有212户了，减少了105户，占原有户数的33.1%。此105户中有99户上升为中农，占原数的31.2%；有6户上升为富农。［7］P68北岳区巩固区5个专区9个县25个村庄的调查也说明同样的问题，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4月间，贫农上升为中农的占原有户数的28%，上升为富农的占原有户数的0.48%。将近30%的贫农上升了。［12］ 　　194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对于土地问题，强调了地主与农民两个方面均需遵守的原则，以及对反共顽固派、伪军官的土地财产“不得宣布没收”等政策。在北方有影响的较大的根据地，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思，进一步调整了土地政策。 　　边区减租减息政策的普遍实施，使雇农的经济地位得到较大的改善，雇农的数量逐渐减少。1941年7月北岳巩固区12个县32个村庄的统计，抗战后4年雇农由254户减少到158户。［7］P69同年6月平山县4个村庄的调查：雇农则由65户减为34户。［7］P69 　　综上所述，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使边区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境遇有了显著的改善，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大大削弱了，富农经济经过减租减息后的下降，又出现了发现的趋势。中农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贫雇农的经济地位显著上升。这些新变化，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基本群众的优势，因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和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对敌斗争和战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9］P190 　　 　　参考文献： 　　［1］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2］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A］.减租减息条例的执行问题（1938年）［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3］吴敏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目前北岳区的减租运动（北岳区抗联会）［M］.1944. 　　［5］吕正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N］.解放，1940-7-1，（110）. 　　［6］丁原.平西的减租减息运动［N］.晋察冀日报，1944-2-24. 　　［7］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报告政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41. 　　［8］黄韦文.关于根据地减租减息的一些材料［N］.解放日报，1942-2-11. 　　［9］魏宏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10］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M］.战线出版社，1944. 　　［11］方草.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A］.中共土地政策在晋察冀边区之实施［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12］张苏.边区经济发展的状况与我们的经济政策［N］.1941-8-6. 　　［13］晋察冀日报，1942. 　　［14］解放日报，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