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毛泽东思想概论

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沙健孙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政策

［摘　　要］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反对的，主要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本文主要介绍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反对官僚资本的性质与意义。这些对正确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有参考价值。

[中图分类号] D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528（2004）05-0027-05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商行、公司、银行所雇用的中国经理。 而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样，中国资产阶级也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在充当外国资本家的雇员或代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理人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本，就是买办资本。1927的买办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后来被称作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所经营的主要是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另一部分是与外国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所经营的主要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认清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历史特点，是正确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正确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前提。

年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反革命统治。买办阶级与反动的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使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来。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由此，买办阶级成了控制全国政权的阶级”。国民党的这种官僚资本，是“买办资本发展的最高形态”；而官僚资产阶级，则是买办阶级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它的死亡阶段（参见黄逸峰等：《旧中国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反对的，主要就是这种官僚资本和这种官僚资产阶级。

什么是官僚资本呢？毛泽东在1947年时指出：这就是“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蒋宋孔陈四大家庭，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253页）

一、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需要，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直接豢养和扶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指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84页）

买办，也称“康白度”（葡萄牙文comprador的音译），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中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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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大抵是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般垄断然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在这里，官僚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过一般垄断而后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兼并民族资本，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中国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他们建立和加强法西斯军事独裁统治的过程（参见许涤新：《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红旗》1961年第3~4期）。

官僚资本有三个具体形态。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即指官僚自己举办的某种企业和经营；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即指由“公家”举办的一切企业，这些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官僚对于此类资本经营没有所有权，但有运用权；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即指那些多方面受着官僚支配控制的私人企业资本。这三个形态，“在某些场合是各别独立的，在某些场合是混合的”。无疑地，官僚“对公营资本作自利的运用，对私人资本作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也恐怕难得形成为官僚资本。所以，“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王亚南：《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

。考察究》，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367页）

一下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不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而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原是北洋军阀的两大金融支柱，国民党政府通过加入“官股”、改组有关机构，将其股权、人事权等控制了起来。随后，又成立了“国家的”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开始时称“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国民党政府还将原先附设在邮政局中的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并由中央银行拨款成立了中央信托局。这样，就形成了“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它不仅完全主宰了全国的金融业，而且直接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发行“法币”，是四大银行完成其金融垄断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发布“币制改革”的命令，规定以中、中、交三行发行的纸币为

，“法币”（1942年规定“法币”发行权专归中央银行）并实行“白银国有”的政策。仅一年的时间内，即发

行了不能兑现的纸币11.43亿元，并把民间的三亿元白银攫为己有。在长时期内，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一直是国民党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四大家族发展官僚资本的主要手段。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的恶性膨胀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人民手中持有的货币也就由此一天比一天贬值，而且币值下跌的速度又远远地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这样，人民手中的财富也就凭空地被掠走了。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仅使广大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洗劫，而且为四大家族进行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制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业等投机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比如，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外汇价格为1美元合20元法币，而重庆美钞每元的黑市价格，1943年12月为85.4元，1944年12月为542.2元，1945年6月为1 410元，8月为2 400元。官僚资本家们利用特权和种种关系，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再以黑市价格抛出，从中获得了巨额收益。他们就是用这类办法来发展官僚资本的。

发行内债，是四大家族扩充官僚资本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承购内债的，主要是四大银行。内债不是按票面价值发行，而是按五折、六折推销的（如购买100元公债，只需付50或60元），但还本付息时则按票面额十足计算，而且票面利息一般也在六厘至八厘之间。这样，承购内债，年利可达三分、四分以至五分，即一年可获利30%~50%。他们还利用这种债券在证券交易市场上兴风作浪，牟取暴利。本来，内债的发行，就是以捐税作担保的。因此，内债发行得越多，人民的捐税负担也就越重。这就是说，发行内债，实际上正是把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的财富转化为官僚资本集团私产的一种办法。

官僚资本集团在垄断金融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官僚资本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商业投机资本。外汇和对外贸易是由四大家族垄断的。如孔祥熙家族独资经营的祥记商行专门贩卖匹头、煤油、颜料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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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官僚资产阶级就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货；宋子文家族经营的华南米业公司享有洋米进口免税、垄断洋米运销的特权；蒋介石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则垄断着钨、锑、锡等战略物资的出口买卖。1937年，蒋介石政府又成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垄断了国内贸易。1941年，蒋介石政府实行专卖制度，规定将食盐、糖、酒精、茶叶、火柴、卷烟等日用必需品纳入专卖事业局的管辖之下，进行收购批发。他们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收购，又以垄断价格出售，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其结果，不仅使官僚使用资本，而且也使官僚所有资本，都大大地膨胀起来了。

四大家族不仅从事大规模的商业投机活动，而且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工业实行垄断性的掠夺。在这方面，他们主要利用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这类机构。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35年，它垄断了全国主要的重工业和矿业。由官僚资本控制支配的以“民营”或“官商合办”形式出现的工业企业，大多也不是直接投资建设，而是通过兼并民族工业而来的。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其任务是：扩大官营工业，并采用接管或加入股份办法，兼并民营工业。1935年，在资本总额中，官僚资本还只占12%，民族资本仍占88%；几年之后，到1942年，官僚资本已占69.58%，而民族资本仅占30.42%了。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占到整个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它拥有电力的67%，煤炭产业的33%，水泥产量的45%，纱锭设备的40%，织布机设备的60%，粮产量的90%，轮船吨位的45%，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的100%。

很明显，官僚资本不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官僚资本的发展在根本上不等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它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只是使中国变得民穷财尽，并且把广大的中国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之上。

正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所代表的是极端反动的生产关系，它是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极端反动的阶级，它是国民党反动政

二、中国共产党没收官僚资本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

官僚资本是在1927年国民党统治建立以后，以蒋、宋、孔、陈为首的新军阀、新官僚，依靠反动政权的力量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达到了最高峰。

国民党官僚资本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的认识和没收官僚资本政策的制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毛泽东曾经指出，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当时，官僚资本刚刚在形成的过程中，党还不可能认识到它同民族资本的区别，并提出相应的政策。直到1940年1月，“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同上，第140页）所以，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时，并没有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问题。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代表的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它“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为此，他重申了孙中山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指出独占性的或者规模过大的企业，应由国家经营，并把“要求取缔官僚资本”列入了党的具体纲领。全面内战爆发一年后，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时，1947年8月31日，西北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在关于在蒋管区作战的几个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没收战争罪犯、官僚资本贪官污吏、恶霸全部财产”的问题。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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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20页）。1947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宣布“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是“本军的基本政策”之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238页）。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同上，第1253页）。

在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下几方面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提出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并非因为它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采取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是完全合理的和十分必要的。

第二，必须对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的界定。

官僚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这样，没收官僚资本这项政策就已经有必要也有可能付诸实施了。而为了能够正确地执行这项政策，首先必须对官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界定，以便没收应该没收的真正的官僚资本，同时又不致不适当地扩大打击面，尤其不要把民族资本也当作官僚资本予以没收。为此，中共中央在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接管城市的经验的过程中，反复地对这个问题作出指示，日益明确地划清了有关的政策界限。1948年4月，中共中央在攻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

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

禁侵犯。”（同上，第1323、1324页）这个电报指明了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主要是国家垄断资本即由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县政府举办的工商业。1949年4月15日，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时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规定：“凡属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倚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由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凡官僚资本属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而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和财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14页）。这个文件，对应没收的官僚私人资本作出了初步的原则界定。同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综合上述两个文件的精神，明确宣布：所要没收的官僚资本，即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57~1458页）。

第三，应当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时采取适当的接管方式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4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提出接管工作的明确方针。原官僚资本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具有两重性。中共中央认为，现时资本主义的工厂、企业管理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长期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不仅为我们准备了科学技术，同时又为我们准备了一套管理制度；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不仅有适应高度剥削需要的一个方面，也还有适应高度技术需要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批判地接受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发扬其合理性和进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动性。因此，对这类经济组织的机构与制度与对反动政权的机构与制度，在处理的方针和方法上应有所不同。指示强调：对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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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114页）与此相联系，也就把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消灭了。

没收官僚资本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这部分经济就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列宁早就说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全集》第32卷，第2版，第218~219页）由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由于官僚资本是工业资本的主体，它占工业资本的2/3，占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因此，在没收官僚资本之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就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确立了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据统计，1949年，国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大型工业的总产值中已占41.3%，它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电、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的经济基础。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仅在政治上是强大有力的，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强大有力的了。

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也为新中国用和平的方法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说过：“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它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2、111页）

责任编辑：郑　　端　

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他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维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主义多次说过了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做。根据这个认识，指示要求各地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时“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职员愿意继续服务者，应由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3页）所以，没收官僚资本，采取的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同时，这种“自上而下按系统的接收”，又是与“自下而上工人、职员的审查和检举相配合”的。接收工作，自始至终注意依靠工人群众，团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结果，在实行从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根本转变的过程中，人心安定，企业得到有效的保护，生产和经营秩序迅速走向正轨。在此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废除了把头制度、搜身制度等不合理的旧制度，使这些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日益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这样，原来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就变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了。

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性质和意义

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官僚资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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