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名家何龄修:母亲的短促人生与我迟到的悔悟

▲一位母亲和千里之外的女儿韦用手以拼板图的方式组成一个心形。（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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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说“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没有资格说“我也不欠别人的”。只说我欠母亲的就太多了。

随着年龄长大，我逐渐领悟，她的目的也只是来看看我，看我是否健康，如果她看到的是一张红扑扑的脸，也就满意了。她的艰难，她的痛苦，只会自己默默忍受，不会告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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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邓恭三先生曾经有言：“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我也不欠别人的。”我现在超越古稀又过去好几年，正逐步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但邓师的态度我学不来。我只能说“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没有资格说“我也不欠别人的”。只说我欠母亲的就太多了。

我有三位母亲：生母、养母、继养母。本篇说的母亲是指养母萧秀媛，湖南湘乡人，1911年4月3日出生于景明寺。母亲有一兄（云舅云麒）、一弟（雪舅雪麒）、一姐（大姨妈谷嫚，嫚不是名字，湘乡人称呼姑姑、姨妈等的用字）、一妹（小姨妈细嫚）。我父亲仲篪公因为继承祖父厨艺比较出色，很受祖父喜爱。1923年，仲篪公16岁，祖父就为他定婚，与我母亲结合。那时母亲才13岁。

当时农村妇女很少读书受教育。母亲自感文盲在城里生活不方便，下决心努力学习，居然通写算。她为人善良、细心、有耐性。仲篪公青年时代酷嗜杯中物，经常与朋友聚饮，酗酒猜拳，酩酊大醉，呕吐狼藉。母亲为他仔细换洗，从无怨言。有一次有人登门报信，说仲篪公醉倒在大街上，人事不省。母亲赶忙请人帮助把他扶回；换洗干净，安顿躺下，自己坐在床边守护。父亲醒后，她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性的重话。对父亲说来，她是一位传统的贤良妻子。

过了六年，母亲没有生育的迹象。这是父亲时在醉乡的后果的集中反映。于是祖父忙于给父亲立嗣，这就注定了我成为嗣子的命运。我出生后，头一年由生母和养母分工共同抚养，生母哺乳，养母照料。养母年方二十出头，初为人母，我这蒙昧无知的婴儿，却唤起了她全部的温良、慈爱。她整天和我在一起，恨不得很快长大。

1940年春，我升入小学二年级上（通称为三册，一年级上称一册）。入学不到半个月，我突然病倒，两膝肿大，胫、股细瘦，疼痛难忍，终夜叫喊，很快就食欲不振，骨瘦如柴。中医称此病为鹤膝风，大约为西医的膝关节结核病，属膝关节结核菌感染所致，也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近似。母亲听我啼号不止，心如刀割，整日整夜抱着我走动，以求减轻甚至分担我的疼痛。

我虽然痛楚，但并不昏迷，有时睁开两眼，看到母亲涕泪满面。至今想起，这说明她心中的痛楚，比我双膝的痛楚，要超出十百倍。自患病以后，一直延请中医诊治。当时，湘乡西医刚刚设置，公立的县卫生院创办还不到一年，还没有威信，不像现在动辄注射普鲁卡因（打封闭），可以缓解一些时间痛苦，只能没日没夜煎熬，好像在地狱中遭受无穷无尽的磨难。治疗数月，医师换了好多位，毫无改善的迹象。后来，医师们竟不愿再来问诊处方。母亲悲痛万分，自叹自恨命薄，过继一个儿子都要得病，保不住。

我的鹤膝风在两万余人的县城里有了点小名气。许多人知道同林馆有个孩子得了怪病，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治不好，快走了。这就招致关注，终于引出大智慧人，出现“救命王菩萨”。我祖父的一位朋友许翰源老先生来我家叙谈，问起我的病情，祖父神色黯然，绝望地说：“没救了！”许老先生说把单方给我看看。

祖父拿出一厚摞中药处方。许老先生一边过目一边说：“开错了！全开错了！这些方子再不能吃了。让我接手治治看，行不行？”祖父当机立断，孤注一掷，马上表态说：“好哇！什么行不行？我到哪里去找救他的人？你肯出手救他，就有希望了。”许老先生成竹在胸，濡毫拂纸，用漂亮的行书写了一张只有六味药的处方，交给我祖父说：“抓十剂，吃完十剂，十天后我再来。”祖父立刻叫人去照方抓药。

此方果然不同凡响，第一剂药服下，疼痛开始减轻，以后越服越显效，如汤泼雪，药到病除。十剂药吃完，双膝肿消痛止，症状基本上消失。这是我人生第一大劫，祖父的执着求医，母亲的精心护理，许翰源老先生的圣明医学，共同作用，把我从鬼门关前硬拽了回来，给我再造残生，让我重新学步，复履人世。单说母亲的辛劳，仅服药（包括药酒）一事，一天二次（中药）、三次（药酒）煎、服，前后一年左右，何等琐细，何等漫长，而从不失时。母亲是全身心投入的。想到母亲病重，我没有一分钟侍奉药饵，实在无地自容，不堪回首。

1942年春，我可以复学了。生活似乎又走上了阳关大道。但实际上家庭内部矛盾激化，暗潮汹涌，毁灭了我母亲的一生，也埋葬了我的金色童年。

祸起于我的继祖母曾氏。她是我祖父汉泉公第三次婚姻的配偶。一天，曾氏继祖母的姐姐金姨奶从湖北来我家探视并小住。我家因为尊亲远来，热情款待。这位尊亲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很正常。她的酒瘾较大，每顿饭都喝酒，这却少见。晚饭时有人到柜上支钱，给金姨奶打酒。我母亲正在柜上，颇以为奇，付钱后顺口问了一句：“不是午饭才打过酒吗？”不料此话被曾氏听得，认为嫌弃她姐，不愿以酒相待，积怒积恨，蓄谋报复，力求一逞，以快心意。谁也没有料到，一句普通问话，竟成为引爆家庭矛盾的火线，产生毁灭性的严重后果。

自怀恶念后，曾氏开始在我祖父、我养父前挑拨，甚至造谣说我母亲行为不检点，与我父亲的朋友龚少元关系不清不楚，致使我父母亲感情迅速恶化，争吵不和，激起我祖父对这个儿媳也发生很大恶感。只在背后煽小扇子她还嫌不够，还搞起公开表演加以配合，造成更大的事端。据说，有一天早上，曾氏就坐在床上大哭大闹，并剪下一束头发，交给祖父，嘴里说“我要和她拼命”，接着就跑到我母亲房里，把我母亲揪住，推搡厮闹，不得开交。我母亲遭此突然袭击，手足不知所措，鉴于曾氏是长辈，不能还手，可怜竟白白挨打。

这时我的生母李淑媛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妯娌横遭污蔑，虽不能直斥长辈之非，仍仗义执言，对我养父恳切相告：“老二，像秀媛这样贤慧、勤快的女子很难得。她侍候你的种种辛劳、勤谨，想来你不会忘记。不要闹离婚，什么事也没有，和和美美过日子，不要相信那些没根没叶的话。久后你会知道我说的不错，不是害你。离了婚你将来会后悔的，那时就迟了。”父亲像是中了邪一样，这些一字千金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说服他回头，而且使他感到愤懑不平，认为嫂嫂贬低他，连我母亲那样平常的女子都娶不来。

我母亲虽然温顺、善良，但是并不懦弱。她见父亲没有回头之意，认为婚姻无可挽救，就同意离婚。她做出决定后，亲自送我上学，在路上她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她要出趟远门，好久回不来，要我照顾好自己，有事找伯娘（我生母）。过了些日子，我就听说她到法院递状，控告父亲。至此我已经意识到父母关系的破裂，求学阶段我会跟着父亲，要跟母亲团聚，需要我能自立挣钱养活母亲的时候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我对未来没有母亲的生活感到惊骇，难以想象。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瞬就是1942年秋，我按部就班升入三年级上（五册）。国语老师刘民珍先生正上课，我发现久别的母亲来了，贴着窗户往里看我。这是她与父亲离婚后首次来看我。瞪大眼睛望着我，就像一种精密医学仪器对我进行透视。我向母亲指了指刘民珍先生。母亲微微点头，表示理解。母亲似乎没有要与我交谈的意思，所以不到下课，她就走了。

随着年龄长大，我逐渐领悟，她的目的也只是来看看我，看我是否健康，如果她看到的是一张红扑扑的脸，也就满意了。按照她的性格，她纵然不教我更听父亲的话，也不会教我背弃父亲。她的艰难，她的痛苦，只会自己默默忍受，不会告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听。她怎么不想跟我交谈呢？但她更会尽量让我平静地读书用功，不会让我的脑海里掀起波澜。她赶在下课前离开，是压抑着自己与我谈话的愿望走的。

此后一年左右，我没有见到母亲。据姐姐说，她去了祁阳，住她姐谷嫚家。这期间父亲再婚，贺氏进门。祖父叫我向她磕头，表示将照顾我生活的责任移交给她了。我对她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这是上辈人的事，我没有权利置喙。

1943年秋或1944年春，有一天我竟然又见到母亲。我正急急忙忙上学，走进四校所在的吉升门弄子不远，迎面来了我的母亲。我看她步履如常，并无病态，还想看看其他方面有什么病状，没有来得及喊她。我们正要停下脚步。我看见她嘴角嗫嚅一下，马上走开了。多年以后我意识到，她想掩饰病体，不愿暴露症状，突然警觉不能张口说话，犹疑一下，断然离去。我因为要上课了，初小即将结业，不应迟到或旷课，也不去追母亲，就去了学校。后来，我听说她得的是鸭公痨。这是我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

这就是历史。从母亲离家到此时约两年，到她后来逝世也不足三年，我与母亲见面两次，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这是历史的实际。我的不可原谅也在这里，因为这是母亲遭受最严重的伤害以后。她受的伤害有三个方面：一，无根据的谣言，诬蔑她的人格；二，离婚破坏她的家庭，使她失去亲人；三，脱离何家，丧失工作岗位，丧失生活来源。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伤害，都是严重的，甚至致命的。

三管齐下，如泰山压顶，能把人压得粉碎。想想她当初毅然采取决裂步骤，定经过反复思考，只因她更重视清白名声和生存尊严，才情非得已，走这一着棋。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家庭妇女谈不上任何经济独立。她童年进何家门，此时也才三十出头，在不到二十年里她不可能学技术，准备自立门户，只不过依据传统侍候和协助丈夫立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她此时个人生活的前途，完全是灰暗迷茫的一片，只有我健康地活着是其中唯一的亮点。因此，只有我热情对待、百计安慰她，才能医治她遭受的重创，抚慰她完全破碎的心，帮助她树立起生存的自信，激发起与命运搏斗的勇气。也只有这样，我们母子才有团聚的希望。我一点没有懂得这些道理，没有理解母亲的艰难、痛苦、危殆。

我的冷漠，我的怯懦，只能使她绝望。母亲在如日中天的年龄逝世，不能不是我的罪过。我还认为，她的鸭公痨与我的鹤膝风有关系，是她护理我而受的连累，是结核杆菌通过密切接触发生传染的结果。我辜负了她的慈爱，她在我病重时的辛劳、泪水和对我的挽救。几十年来，我逐渐认识这些问题，为时已经太晚了。

此后不久，日寇沦陷湘乡。我随父亲逃到继养母贺氏在羊婆洞的娘家。后又跟着生父馥秋公到了石子塘。正是在石子塘，有一晚上我忽然得一异梦，梦见母亲领着我在一条长长的山路上奔走。母亲的模样如同往昔，精神很好，健步如飞。走到一处山冈上，略显开阔，一座三杈架草棚赫然在目。

母亲手指三杈架草棚告诉我说：“我就住这里。”我吃惊地说：“你怎么住这样地方？”她没有解释那个“怎么”，只连说：“就是，就是。”我一下就惊醒了。这梦好奇怪，我睁着两眼想，怎么会有此梦？我不得其解。但我要郑重说明，这是我千真万确的经历。学术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心，不允许凭空虚捏以渲染怪异，制造流言蜚语以搞乱思想。我还是解释不了这个梦。在我的潜意识里涌出一种想法，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死了，而且是被草草埋葬在一座山上。

抗战胜利，我们都陆续回城。渐渐传来比较确切的消息：母亲确实已在祁阳辞世。大约是1944年冬，她在祁阳时间不长，病情发展很快很严重，终告不治，饮恨而亡，具体时间和葬埋地点不详。抗战期间，殡葬草草竣事，在意料中。一切都如梦境所示，她最终住在“三杈架草棚”中。这是她的悲惨人生的延续。命运之于我可怜的母亲，可说是至为苛刻、至为残酷。

有一年我回湘乡探亲，父亲听说我有母亲的相片，向我索要。当我听到他说“能不能给我一张”这句话时，感到一种意外的震撼。我知道父亲的第二次婚姻是彻底失败的。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给他自己和我们母子都造成极大的不幸。他像我生母预料的一样后悔了。我理解父亲的悲苦，他为青年时代的轻率、错误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给了他一张母亲的照片，他马上装进挂在墙上的玻璃相框里。这张小照片，实际上是一张折磨他心灵的照片，象征着悲惨、往事不堪回首。我为此增添了对他的敬意。

1962年6月，我回乡探亲，意外地在府馆巷口新迁的家中见到了云舅。可惜他因要赶路，饭后就走了，没有机会细谈，了解母亲的情况。云舅应是主动登门的，说明他和我父亲这两位过去的郎舅的重归于好，这也是我父亲内心忏悔的结果。云舅来过我家多少次我不清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听说他没有享高年。云舅的儿子、我表弟萧求林也来亲近前姑父， 与我也见过面。这种种情况反证出我父母亲之间本不存在积怒和仇恨，没有解不开的结，如果没有人从中调唆、挑拨，他们不会走到不可挽回的一步。这增加了我对母亲之死所抱的悲痛。

母亲埋在祁阳，孤单、寂寞。她一个人孤零零、静悄悄地躺在祁阳的某个荒山乱冈之上，虽属同省，却是异乡。每一念及此点，我就联想起《聊斋志异》的《婴宁》篇说的：“老母岑寂山阿”，“九泉辄为悼恨”。这十二个字多么像是为我母亲写的啊。我年青时没有像古代孝子那样去寻找她的遗骸，如今更不可能，倘若她真的泉下有知，对我这个儿子能不“辄为悼恨”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所研究员，1933年生于湖南湘乡，近著有《清初复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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