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一_二_三_论老子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道与一、二、三

———论老子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张新平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５６）

摘要：老子对“道”进行了三级区分：有、无的区分是初级区分，这种区分探讨的是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和本源；一、二的区分是次级区分，它要求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一个问题，从而得出肯定与否定的结论；二、三的区分是三级区分，它探讨的是二者之间的边缘与边界。初级的区分是本源的区分，次级的区分是哲学的区分，深层次的区分是美学的区分。

关键词：老子；道；一；二；三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８）０６－００９８－０３

“道”是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老子对“道”进行了三级区分：有、无的区分是初级区分，这种区分探讨的是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和本源；一、二的区分是次级区分，它要求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一个问题，从而得出肯定与否定的结论；二、三的区分是三级区分，它探讨的是二者之间的边缘与边界。三级的区分是一种循环，这种循环既包括直线也包括曲线，是一种迂回与进入的方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我国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演进，作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本文试图在新的处境下探讨道与一、二、三的关系及其在观视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

于无，它通过有形敞开自己，又因形而遮蔽自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是不断变动的，只是我们感觉的对象，而不是知识的对象；知识的对象是另一类东西，那是永恒不变的理念，它们不是感觉的对象，而是知识的对象。具体事物与理念的区别：具体事物是特殊的、变动的，是不能下定义的；理念是没有变化的、永恒不灭的，是知识的对象，是可以下定义的。所以，柏拉图哲学的核心就是认为有两个对立的世界。亚理斯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他认为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我们要认识它，首先是直接的感觉，即认识的感性阶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经过抽象分析，得出一些简单的、一般的规定性来。这样经过抽象分析得到的简单的规定性，就是事物的一般性、普遍性、共性。普遍性从具体的对象中抽象出来，这种“分离”只有在思想中才是允许的，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中，却是不存在。这种“分离”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老子对“道”的初级区分是有、无，“道”从具体中来，如果“道”与具体无关，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把“道”视为具体，又常常使人把偏见当成了正义，使“道”丧失了它的创造性。这便是“道”的二相性。“道”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浑一性，它在有无的化一中显现为模糊性。用康德的观点来说，“道”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不是一个分析判断。这是赫拉克利特想走而没有走完的道路。

老子的“无”强调的是自然法则，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到

一、道在有、无之间

人类早期的思想是从探讨万物的本源开始的。什么是本源？万物从它那里产生出来最后又回到它那里去的那个东西，就叫作事物的本源。在中国古典思想中，“道”即是对本源的探索。“道”在中国古文字中的意思是：“行之所趋，面之所向。“行之所趋””说明“道”就在脚下，在行进的过程之中。“面之所向”说明“道”是一种指示，它在具体的处境中，开启着人行进的方向。“道”意味着人行进的道路与方向。“道”在老子那里意味着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依据与本源。一方面，“道”是有，“道”与人、地、天一样，是一种存在；另一方面，“道”源于无，它是事物生成与开始的地方。“道”不是说出来的（“道可道，非常道。”），而是自身显现出来的。“道”如何显现？“道”显现在无道的时候。当事情出了问题，走不通，人们就会问“道”“道”，才会显现出来。“道”的存在由无入于有，又由有入

作者简介：张新平（１９６３—），男，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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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秦汉，“无”这个道家最基本的概念已经不是“放任自流”，而是顺应客观法则积极地进行行动，在社会动荡结束之后，它体现为一种休养生息的政策及经济措施，“从而道家的宇

［１］（ｐ３８）宙观在这里便有了某种现实的政治经济作为基础。”

腊雄辩术鼓励人们设定战争术语以构成话语的对峙，然而，正如面对面的战争会导致彼此之间的大规模性摧毁一样，这种面对面的辩论同样存在致命的弱点。

中国的阴阳学说与西方的辩证法从源头上的区分是“看”与“说”的区分。“看”是在场的，“说”是不在场。“看”有看西方现代社会，此在世界已被此在所规定，人们把显现的后果当成了显现本身，且把显现者看成是对存在唯一的和权威的解释，人类的始源经验被失落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就是要探讨本源。何谓海德格尔所谓的本源？海德格尔说：“本源一词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

所是并且如其所是。”［２］（ｐ１）

海德格尔是西方传统的继承者，他

认为人应该有一种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即建立在博爱基础上的同一性，用中国儒家的思想来说就是世界大同。

本源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总结，也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始。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感性、现实，只从感性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实践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关系上，就是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又对未来社会充满设想，这二者统一于实践，实践能改变世界。本源只能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揭示其奥秘。

二、一生二

老子所说的“一”，是未曾分化的完全，它是不可定义的。这“一”不能“名”，并且先于任何个体化的实在，而一切存在都源于它。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老子的“道”是“有”的预先性，“有”不断地生成，生成的过程会不断地产生阻塞，“道”会不断地克服这些阻塞。“道”是开始，也是个体化的具体实现。“有”与是生成的上游与下游，它像圆上的点，点既是开始，也是终结。老子所说的“一”，指一个整体，“一”就是在其中，“在其中”就是不分离。“分离”就是不在其中。

“一”与“二”的区分是次级区分。“二”是对有的区分，不是对有从何而来的区分。在这一点上，《易经》与《道德经》存在明显的不同。《易经》以乾元与坤元作为宇宙万物之本，乾元即阳，坤元即阴。阴、阳二元以太极统之，于是成为一元。世界由阴、阳二极构成，客观事物非阴阳莫属。《易经》认为“乾刚坤柔”“，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方有万物的运动变化，生生不息。所以《易经》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阴一阳常常使人将阴、阳当作不同的个体。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这里的阴阳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正如手心与手背。中国的阴阳学说综合了《道德经》与《易经》的思想，在“一”与“二”的循环中看问题，阴也罢，阳也罢，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常常表现为同一词语的反复，而这种反复并非是一种逻辑的弊病，它是一种迂回的调节方式。“二”是不离“一”的。

现在，人们常常将阴阳学说叫作辩证法，而西方的辩证法与中国的阴阳学说是有所不同的。西方的辩证法源于西方有知识的人之间对看不见的事物的不同看法，一般地说是一种对话的艺术，严格地说是一种论辩推理，它用推理的方法审查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从而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希

不见的那一维，而“说”能到达那一维。“看”与“说”的关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种双重阐释的关系。双重关系存在一个权力的问题。

“一生二”的区分是哲学的区分，哲学的区分本是为了把事情看清楚，这种区分是讲理，讲理就是不胡搅蛮缠，它需要划定边界，建立游戏规则。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及现代思想中的结构主义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这种区分。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需要规则与制度，只有这样，做事情才能从混沌走向澄明。

辩证法本来是想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种比较可信的结论，但是一旦它从逻辑推理转换成现实的斗争，就从区分推理变成了一场战争。战争也是讲道理。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在“不得已”的时候还是要用战争。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兵”的不同看法，应视其处境而定。在已经实现了政权根本改变的社会，问题的中心不是战争而是建设，建设需要规则与制度。“二”对“一”的区分本是要把握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但人们往往过分地注重了区分而忽略了事情本身，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

规则与制度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障碍，对于这种不合道理的制度，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解构，解构不是将所有的结构撕成碎片，而是为了找到新的澄明，这种转型是为了找到一种恰当的新结构。这是老子在中要解决的问题。

三、二生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是个有意味的数字，构成了许多词语。如：三才、三纲、三秋等。“三”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既是社会生活现象和人生经验的概括，又包含着一种哲学的方法。很多人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三”解释为“多”，这种解释非常含混，且不符合老子思想的原义。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经》主二分，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两点论。扬雄的《太玄》认为老子的思想主三分，他认为一玄分三方，三方分九州，无非是一以三起。《易经》的二分，曰阴、阳；太玄的三分曰奇、偶、和。二元的游戏简单明了，但常常表现为刀与斧的游戏。“三”大于“二”，因为多出了一元，这就使得面对面的二元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种重新定位表现为一种迂回的方式，使刀与斧的游戏转化为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事物的生存发展总是由一极向另一极转化的，在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居于二者之间的事物，是二者越界与共生的地带，它可以称之为边缘。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这里的“有”即“有缘”。对于对立的双方来说，“缘”并非自己的中心，但对于辩证的统一体来说，“缘”意味着中心与和谐。二者之间有交集也有空集。交集意味着有缘，空集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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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

无缘。无缘并非是敌对势力，它意味着擦肩而过但并不相识。人生有许多的擦肩而过，没有爱，也无所谓恨。无缘不是对他者的盲视，而是对陌生的尊重。和谐是有缘与无缘的对立统一。黑格尔曾说：“和谐是从质上见出差异面的一种关系，而且是这些差异面的一种整体，它是在事物的本质中找到它的根

据的。”［３］（ｐ１８０）这段话在阐释和谐时有它的合理性，但黑格尔与

其他许多西方古典哲学家一样，认为本质先于存在，他们常常错误地将一种外在的抽象本质压倒了人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颠倒了这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特点是告诉人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不能到人的实践活动以外去寻找，而应立足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的过程，就是使人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老子所说的“三”指的是人的具体的创造性活动。当然，这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其进行剥离后得出的结论。

“三生万物”意味着人们从有缘中找到物物相生的依据，它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化与生，意味着人的自觉自识。人们常常说一个词叫作“化缘”“，化”意味着一种运动，一种旋转，一种创造。“化”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它让物回归物，人回归人。当代人常常错误地将二元关系理解为一方主动、一方被动，而二元关系的真正意义在于人应主动懂得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应立足于自己本身去爱，而不是寄希望于别人来爱。只有这样，做事情才不会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而是一种主动的行动。当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外国人饭后分开付账时，心里多少会有一些排斥，但仔细一想，这又有什么不合理呢？吃饭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应该自己解决。现在大家一起吃饭，见到或者提出ＡＡ制，

心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人只有懂得区分，才能真正走向亲密，这是一种自觉自识。中国人常说“先小人后君子”，这种先立规矩后做事情的方法便是二与三的游戏。恩格斯说：“除了‘非此即彼’，也应在适当的方面承认‘亦此

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

［４］（ｐ５３５）

在彼此之间的空白处寻找与建立一种关系，让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陌生与偏执，这是一种探险，更是一种创造。中国人常说“山不转路转”，这种意味着寻找一种迂回与进入的途径，意味着对有缘与无缘的自觉自识。

如果我们对老子所说的“三”看得还不是十分清楚的话，那么从五行学说中我们能看出“三”的要义。李泽厚认为：“战国时，大概是阴阳家首先把五行与阴阳结合统一起来。这种混合或统一是基于二者都从某根本功能和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中来解说、论证宇宙人生。重要的是，阴阳与五行的相结合，使五行的结构组织有了两种内在的普遍动力，从而使五行结构具有了确定的自我运动与自我调节的功能。即是说，五行之所以能有‘相生’‘相胜’地具体运转，是由于阴阳作为两种彼此依存、互补而消长的功能或矛盾力量，在不断推动的缘故。阴阳推动着这个图式运转变换，使这一图式不流为固定不变、难以解释的僵硬表格。”［１］（ｐ５６）

五行说的核心是相生相克，正如诗从三言到五言，容量扩大了，但本质未变。这种相生相克在民间演绎为石头———剪刀———布的游戏。这种游戏交织着对自然本身性能的了解和人事实践经验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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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内容，用现代的话来说，也就是区分与亲密的关系。“二生三”的区分是一种美学的区分，它是一种诗性的智慧。哲学的区分是抽象的，是一种理性智慧；美学的区分是感性具体与理性具体的统一。

一个和尚挑水吃（担当），两个和尚抬水吃（公平），三个和尚没水吃（相克）。“没水吃”道出了“三”的荒诞与奥秘。老子对人生作了思想的规定，其目的是为了让人活得明白，人生在“三”之中，“一”、“二”都从“三”中来，它们照亮着“三”，同时又受到“三”的检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二”“、三”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相互渗透的，道是道，是理，是缘。西方传统思想中的“道”是一个至高无上、绝对化了的神，尽管启蒙运动否定了这个绝对，但他们又用理性填补了这个绝对。理性成为一种标尺，但这种尺度也是有限的，人们往往只注重了“一”与“二”而忽略了。辩证法作为一种方法有其合理性，但这种方法只是一种次级的区分，而不是一种深层次的区分。叔本华说：“人类虽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

成，但也有好些事情，不应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些。”［５］

（ｐ９０）

“三”是一种深层次的区分，它是行进中的迂回，是一种回

归，因为它回到了有、无。“三”也意味着一种进入，它在划清彼此之间的边界与边缘的同时，使“二”成其为“二”，因此也成全了“二”。“三”意味着彼此之间的化与无化，意味着人的自觉自识，意味着爱的能力与智慧。老子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这是中国传统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思想的地方。当代西方思想开始由“二”向“三”转型，卡西尔是这样总结西方现代理性的转型的：“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的总和。现在，人们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的产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

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

［６］（ｐ３３４）

西方思想已经完成了它的现代理性，它需要诗性的拯救，诗性的拯救的根本意义在于理性智慧与诗性智慧的融合，这便是“道”与“理”的融合。也有人称之为“以爱成全法”。融合是一个化生的过程、觉识的过程，在化与无化中建立一种和谐。有人将“二”与“三”的游戏比作刺猬与狐狸。做刺猬还是做狐狸？这取决于“一”中道的有无。对刺猬与狐狸的褒贬应视“一”而论，该做刺猬时做刺猬，该做狐狸时做狐狸，这样才能做到心平气和。

参考文献：

［１］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海德格尔．林中路［Ｍ］．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３］黑格尔．美学：第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４］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

［５］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６］卡西尔．启蒙哲学［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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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新

“三”‘天赋观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