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澳门海外贸易的盛衰(之一)

作者：黄鸿钊

江海学刊 2000年02期

　　1498年葡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沟通了东西方贸易之路。20年后，葡人又把贸易航线扩展到中国南海地区。从1517年至1553年间，葡人曾分别在粤闽浙沿海的屯门、浪白、上川、月港、浯屿、走马溪、双屿港等地居留贸易，但这些都只是短暂居留而已。由于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最终都被赶走了。

　　1553年，葡人贿赂广东海道副使，获准进入澳门贸易，其后又交地租纳商税，遂得以在澳门长期居留下去。于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澳门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贸易特区。与此同时，澳门在葡萄牙人的经营下，成为举世知名的国际贸易港口。

　　明清时期，大致是指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澳门港的海外贸易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复兴，到再衰落，并彻底萧条的曲折过程。期间起伏跌宕、变化复杂。近年学者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丝绸之路亦即贸易之路，本因古代中国出口精美绝伦的特色产品丝绸而得名。明清时期澳门的海外贸易，进口货物主要有香料和香木；出口货物比较丰富多样，除了丝绸之外，尚有瓷器和茶叶等。但丝绸的出口仍占首位，因此从中国人方面来看，亦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本文将主要对这段时间澳门海外贸易盛衰演变的诸方面问题，作一论述。

　　澳门：葡人的远东贸易基地

　　1577年以前，葡人的对华贸易，主要在澳门进行。中国商人到澳门去，与外国商人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货物的进出口关税均由中国商人负担（注：矢野仁一：《论明代澳门的贸易及其繁荣》，《史林》，第3卷第4期，大正7年（1918年）出版，第2页。）。从1578年起，葡萄牙才获准像朝贡国一样进入广州贸易，当然这也是行贿的结果。据统计，从1578年起，葡人为能在广州进行贸易，用于贿赂广东官员的费用每年达4000两白银之多。广州贸易每年两次：一次是在1月， 展销从印度运来的货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 葡人在广州的行动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必须晚间呆在他们的船上，白天允许他们在城内的街上进行贸易。然而这是在许多的守卫和戒备之下进行的”（注：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4页。）。 葡人进出广州贸易时还需缴纳货税，不过，它受到中国政府的特别优待：一艘满载200 吨货物的商船，第一次进入广州只要交纳吨税银1800两。以后再来只要交纳三分之一，即600 两。 而其他国家同一吨位的商船， 第一次交纳吨税银5400两；第二次到来时，其商税照旧不变。葡萄牙护航的军舰不用交吨税，而其他国家的军舰要交这种税。葡萄牙商船在中国沿海发生事故，中国搭救之后无偿地送回澳门，而其他国家商船则往往要向中国政府交纳一定的营救费（注：卡斯特洛：《回忆录》，第41～44页，转引自德·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3页。又参见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第103页。）。

　　当时海上贸易是用帆船进行的。16世纪时，由葡式大帆船组成的商船队曾在海上喧赫一时。1592年一艘名为“双智”号的巨型帆船从印度返国途中，在亚速尔群岛被美国人掠去。据估计，这艘大帆船载重量达1600吨之多。一般的帆船吨位也在300～500吨之间。

　　16世纪初，由于中国政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允许朝贡国家在中国进行一些贸易之外，并不主动发展对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居留澳门的葡萄牙人依靠他们所占领的一系列殖民据点，垄断了东西方贸易。他们开辟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航线，澳门是其中的重要基地之一。葡萄牙人的大帆船队每年从里斯本起航，先到果阿；再从果阿出发，经柯钦到马六甲、小巽他群岛（帝汶），而到澳门；再从澳门至长崎；最后船队集中澳门，启程回国。

　　葡萄牙当时尚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又是一个小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除葡萄酒之外，没有别的可供出口的商品。但欧洲和远东的贸易为葡萄牙王室垄断。一支皇家船队每年从里斯本启航，通常满载羊毛织品、大红的布料、水晶和玻璃制品、英国造的时钟、弗兰德尔造的产品，还有葡国制的葡萄酒等。船队用这些货物在各个停靠港口换取其它产品。由果阿去柯钦，以便购买香料和宝石；从那里驶向马六甲，购买各种香料；再从巽他群岛购买檀香木；然后到了澳门将货物卖掉，买进丝绸；再将这些货物连同其它剩余的货物，一起运到日本卖掉，换取黄金白银，一般可获利2～3倍。船队在澳门停留数月后，从澳门带着黄金、丝绸、麝香、珍珠、象牙、木雕艺术品、漆器和瓷器等运回欧洲（注：贝里罗·达·西尔瓦：《葡萄牙史》第4卷第4章；德·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3页。）。葡国王是东西方贸易的最大受益者，他给有功大臣最大实惠是，准许他们用一二艘大帆船运来东方商品，卖给里斯本商人，以获巨利。这种转运贸易，与中世纪以来的东西方贸易本质上仍无多大区别。它不是基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向东方开辟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主要是为了从东方取得香料、黄金以及其他特产。总之，葡萄牙人来到东方，主要目的是“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注：《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5页。）

　　16世纪90年代以后，荷兰和英国也先后闯入东方，并陆续抢去了葡萄牙人的一系列殖民据点，取得了东西方贸易的控制权。此后，葡人经营的转运贸易便不再以欧洲作为主要出口目标，而是在亚非地区之间往来进行转运贸易。澳葡购买波斯和阿拉伯各国的马匹和饲料，运到古吉拉特和科罗曼多等国去换取印度的棉纺织品；再用印度的棉纺织品到香料群岛去换取香料；或者到东非去换取黄金、象牙，再把这些商品分销到亚非各国去。他们也用欧洲运到果阿的白银和其他物产到澳门去换取生丝、绸缎和瓷器，运往长崎、马尼拉去换取白银，再用换来的白银购买中国的特产转贩亚洲其他地区（注：李奇、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卷，第191～193页。）。

　　澳门作为海外贸易的基地，同中国内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时与澳葡发生贸易关系的除广东商人之外，还有福建、浙江、江苏和安徽（徽州）的商人。广东有两个对外贸易市场，一个是广州，由中国政府直接掌握，只有朝贡国才能参加；另一个是澳门，中国政府对它的控制比较松。葡萄牙不是朝贡国，在葡人居留澳门的最初20年间，只能就地与来澳的中国商人进行贸易，而不能到广州去。同时明朝政府限制中国商人运销澳门的货物种类和数量，但葡人获利仍很可观，澳门日见繁荣。据御史庞尚鹏1564年奏疏说，葡萄牙人“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注：庞尚鹏：《区画蚝镜保安海隅疏》，《百可亭摘稿》道光20年刻印卷1。）

　　可见，澳门在短期间内迅速繁荣，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同时，如上所述，澳葡对中国官员使用了贿赂的手段，从而在1578年获准进入广州参加春夏二季的贸易集市。“因为他们在中国住了很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这使他们能得到的货品，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也有机会按照自己的特殊需要定制货物，规定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以适应日本、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因而比其他欧洲国家商人获利更多；为了逃避纳税，“葡萄牙人有一个时期（万历年间）完全不敢在（广州）这些市集上露面，只是把他们的商品委托给可靠的人带到那边去卖”（注：《关于中国贸易的简要报告》，见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6页。）。同样，葡人购买中国商品，也由华人‘揽头’领银，按葡人的需求供货。明末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写道：“澳人多富，……每舶载白金钜万，闽人为之揽头者分领之，散于百工，作为服食器用该淫巧以易瑰货，岁得饶益。”（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 《地语·澳门》。）

　　这里所说的“揽头”，就其活动性质来说，大体上相当于后来的“买办”。清两广总督百龄在一次奏疏中谈到：“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言语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由澳门同知给发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因监督远驻省城，耳目难周，该买办等惟利是图，恐不免勾通外内商贩，私买夷货，并代表人偷售违禁货物，并恐有无照奸民，从中影射滋弊。”（注：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1《驭夷二》。）可见所谓买办，就是协助洋人采办货物、勾结洋人走私的不法商人。乾隆初年出版《澳门记略》指出，“买办”多半由福建商人充任（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官守篇》。）。明万历年间郭尚宾的奏疏也认为，买办是一些“闽广亡命之徒”、他们“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帮助葡人从事对华贸易（注：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

　　澳葡输往广州的货物，“有欧洲的毛织物，印度的琥珀、珊瑚、象牙、白檀、银块、银货等物品，其中尤以胡椒一项，为数最钜。”（注：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102页。 ）从广州购买的货物有金子、庸香、丝棉、锦缎、朱砂、铜、水银、白铝、棉花、粉砂、塔夫绸、优质锦缎、小麦、面粉、稻子、猪肉、禽、咸鱼、白糖、樟脑、桔皮、大黄、甘草、木料等（注：博克萨：《澳门来的大船》，第184页。）。其中比较大宗的贸易有丝织品、黄金、香料、工艺品和陶器。据17世纪末历史学家苏萨谈到澳门贸易时说：“这里是中华帝国最繁荣的港口。仅葡萄牙人每年就从这里运走五万三千箱丝织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三千二百个，七担麝香、珍珠、砂糖、陶器。”（注：苏萨：《葡萄牙的亚洲》第2卷，第454页。参见百濑弘：《明代的中国对外贸易》，《东亚》第8卷第7期。）

　　澳门与果阿、长崎的贸易

　　印度的果阿是葡萄牙的东方殖民总部，和东方贸易总枢纽，澳门则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贸易基地。澳葡与果阿殖民当局之间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一种从属关系。但澳门本身不过是个转运港口。因此两地之间的贸易，实质上是中国和远东地区与果阿和南洋地区的贸易。

　　澳门至果阿的航线，途经马六甲、暹罗、帝汶、锡兰、缅甸等地区。澳门商船队通常于4月或5月满载毛织品、衣料、印度花布、棉花和棉织品、水晶和玻璃器皿、时钟、葡萄酒等离开果阿，中途停泊马六甲。用船上的货物交换香料、檀香、沉香之类的货物，以及暹罗的鲨鱼皮和鹿皮。然后驶向澳门。6月至8月间到达澳门，又以澳门为基地，赴广州和日本往返贸易（注：博克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第15页。）。

　　澳门从果阿进口货物运销广州，又从广州进口货物运销果阿。葡萄牙大帆船船体过大，不能溯江直至广州，只能停在澳门，用小艇沿珠江或西江把货物运来装船。从果阿运来的象牙、天鹅绒、皮货、葡萄酒，橄榄、刺山柑等货物，在澳门卖不出好价钱，获利甚微。葡商的着眼点主要是从购买中国货物出口中赢利。为此，他们带来白银，作为购货的资本。1585年至1591年间，从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达20万两之多（注：博克萨：《澳门来的大船》，第7、169、181、182页。）。葡萄牙大帆船从澳门运往果阿的中国货物有：粗白丝、黑金、铜、麝香、水银、朱砂、白糖、木材、手镯等。

　　澳葡在广东贸易中纳税甚微，但从澳门到果阿的贸易线上则关卡重重，即使不在当地贸易，也要纳过境税。马六甲按货运量征收7.5 %的货税；锡兰则按每条船征收白银2000～3000两停泊税。此外。澳葡商船出入果阿港口，还须各付8.5 %的进口税和出口税（注：博克萨：《澳门来的大船》，第7、169、181、182页。）。

　　在葡萄牙人的东方贸易中，澳门与日本长崎的贸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通常称为果阿～澳门～长崎三角贸易。

　　澳门与日本的贸易始于1555年。到了1569年，长崎成为澳葡在日本的贸易基地（注：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第104页。）。 日本与中国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但从明朝中叶起，倭寇活动日益猖獗，威胁着我国沿海人民的安全。于是中国政府宣布厉行海禁，从此中断与日本之间的正常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居留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乘机充当了中日贸易中介人的角色。葡商通过澳门取得大量中国货物，运销日本。日本各地的大名纷纷争出高价抢购中国货，使葡商大获其利。

　　葡萄牙商人运销长崎的货物主要是中国的丝织品和生丝，以及欧洲和印度的古玩、艺术品、武器、香料、葡萄酒、棉花等。用这些货物换取日本的黄金和白银（注：德·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2页；又见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第104页。）。当时， 日本的金银外流量很大，即使是澳门贸易趋向衰落的1636年，长崎输入澳门的白银仍有2350箱，即235万两。这还只是贸易繁荣时期输出数的二分之一左右。 通常日本每年的白银出口数达450万两，黄金则为每年300 大桶， 价值300万英镑（注：百獭弘：《明代的中国对外贸易》，《东亚》第8卷第7期；又见矢野仁一：《论明代澳门的贸易及其繁荣》，《史林》第3卷第4期。德·杰塞斯：《历史上的澳门》，第52页。）。 澳葡用日本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运销果阿和欧洲，而黄金则运至印度和欧洲出售，因为那里的金价比中国高得多。

　　澳葡低价购买中国货物，在长崎高价出售，获利常达一倍以上，引起日本人的不满。1604年，日本政府决定实行进口丝织品统购，即“蚕丝分配行会”制度，日本人称之为“丝割符仲间”（注：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324页。“割符”日语意为分割和分配， 就是将进口的蚕丝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丝商。）。澳葡运到长崎的丝织品统一由日本商人头领确定价格购买，然后批发给商人出售。这样避免了日本商人在互相竞争中任意提高丝价。日商所订的价格，通常视丝的进口数量，以及市场需求情况而常有浮动。葡商如不同意日方所订价格，可将货物运回澳门。这种丝织品统购办法对葡人任意抬高物价、牟取暴利，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

　　同菲律宾马尼拉的贸易也是澳门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马尼拉成为西属菲律宾对外贸易中心。它是西班牙人用墨西哥银元购买中国丝的交易场所。澳葡力图垄断马尼拉的中国丝市场，百般阻挠西班牙商人直接同中国贸易。1580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继承了葡萄牙王位，遂使两国处于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马尼拉总督希望与中国直接通商，派出耶稣会教士前来广东游说。澳葡闻讯，立即施展手段，收买了这些教士，反过来说服广东官员拒绝同西班牙贸易。同时，菲力浦二世为了使新臣民不反对其统治，也对葡萄牙的海外商人采取某些保护性措施，准许葡萄牙商人单独对印度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允许葡萄牙商人与西班牙、秘鲁以及马尼拉自由通商；明确规定向马尼拉输入的中国产品，必须经由澳门，并用葡人船只装运，以此来保护澳门在远东贸易中的垄断地位。1595年，菲力浦二世在给葡属果阿总督的信中，十分强调这一点（注：矢野仁一：《论明代澳门的贸易及其繁荣》，《史林》第3卷第4期。）。因而澳葡得以在一段时间内垄断了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

　　澳门至马尼拉的航程很短，商船当年6～7月出发，次年1 月便能返航。当时往来于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商船情况表列如下：

　　澳门到马尼拉船数表（1580～1642）

　　年代 船数(艘) 年代 船数(艘)

　　1580 2 1632 4

　　1588 2 1633 3

　　1604 5 1635 4

　　1605 2 1636 1

　　1606 1 1637 3

　　1620 5 1638 4

　　1627 6 1639 3

　　1628 2 1640 3

　　1629 2 1641 2

　　1630 6 1642 1

　　1631 3

　　（资料来源：全汉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 第430页）

　　澳葡对马尼拉的贸易量大，利润率高。每年从澳门运销马尼拉的货物价值150万西元，折合白银100万两左右（注：博克萨：《澳门来的大船》，第 135页。）。货物以丝织品为大宗，兼有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据萨拉查主教的记述，澳门“华商载来之货物除上举粮食之外，大部分为丝织品（花缎、黑色及有花样之锦缎，金银线织成之锦缎及其他制品），以及大批白色及黑色棉衣。”（注：陈荆和：《十六世纪菲律宾华侨》，第67页。）从澳门运到马尼拉的生丝，一小部分在当地出售，绝大部分转运美洲的西属殖民地销售。首先运至墨西哥，在当地经过加工织造成各种丝织品之后，又运至秘鲁出售。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从这转手贸易中获得高达10倍以上的利润（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第468页。）。 其中一部分为葡人所得， 一部分则落入西班牙人之手。

　　从马尼拉运往澳门的主要是白银，此外还有黄金、蜡、棉花、染料等等。葡人用白银购买中国内地货物，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据记载，从马尼拉输入澳门而转入中国内地的白银数量如下：（注：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第444页。）年 代 白银折值（单位：万西元）1586以前 301586 501596 80～1001602 2001604 2501633 200总计 810～830

　　葡萄牙在商业霸权的鼎盛时期，其贸易势力在印尼群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

　　东来以后，葡萄牙便进入香料群岛和爪哇岛，居留德那第、安汶、万丹、帝汶和望加锡等作为基地，控制了香料贸易。但其后由于西班牙和荷兰的竞争，以及当地人的反抗，葡人在香料群岛逐渐失势，只剩下帝汶和望加锡两个基地。帝汶岛位于小巽他群岛最东面，盛产檀香；望加锡位于苏拉威西岛西南部，是澳门至帝汶岛之间的货物集散地。被称为第二个马六甲。在这个港口居住的葡萄牙人多达500人，每年有10 ～22艘葡萄牙单桅帆船自澳门、马六甲和科罗曼德尔海岸来到望加锡停泊，销售中国丝绸、瓷器和印度棉织品，购买帝汶的檀香木、香料群岛的丁香和婆罗洲的钻石。他们每年的贸易额达西班牙银币59万元（注：博克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第177页。）。 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成为澳门对外贸易的固定航线之一。每年秋冬间，澳葡商船趁东北季风启程前往望加锡；次年春夏间，又乘西南季风返回澳门。这条航线贸易额虽然不很大，但带给澳门葡商的利润仍是优厚的。据估计，仅檀香木一项，在1590年的利润为100%，1630年为150～200 %（注：博克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第197页。）。

　　暹罗也是与澳门有贸易关系的地区。1511年葡人占领马六甲后，葡萄牙马六甲总督亚伯奎便派人前往暹罗活动。1518年亚伯奎派出的使者与暹罗国王拉玛铁菩提二世签订条约，规定暹罗允许葡萄牙人居住、经商和自由传播天主教；葡萄牙人则同意向暹罗提供武器弹药，并允许暹罗在马六甲设立贸易据点。这样从16世纪开始，便有大批葡萄牙人陆续进入暹罗，在阿瑜陀耶城郊形成了一个葡萄牙人移民区。北大年、六坤等地有葡人开设的商馆。暹罗军队中也有葡萄牙雇佣军人。1569～1584年，暹罗成为缅甸的附属国。1584～1592年，暹罗进行多次反缅起义。葡萄牙人积极参与斗争，在协助暹罗抵抗缅甸侵略、恢复独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葡人在暹罗的商业地位得到了巩固，设在北大年和阿育他亚城的商馆一派兴旺景象。同时在东北季候风期间，由于中国海航行困难，常有澳门商船停泊在暹罗各个港口避风。直到17世纪30年代，葡萄牙人在暹罗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才被荷兰所取代。

　　越南位于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并邻近中国南大门。16世纪初，葡萄牙商船开始在越南会安港（Faifo，属广南）停泊。1557 年居留澳门后，其商船经常乘季候风到达越南港口进行贸易。16世纪末，澳葡商人已经同越南南方的交趾支那和北方的东京，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关系。当时南方由阮氏王朝统治，北方为郑氏王朝统治。葡萄牙人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建立了商馆。会安是当时越南南方著名的国际贸易港，中国人、日本人和葡人经常到这里贸易。尤其是葡人在贸易的同时，还向阮氏政权提供武器，帮助建立机械铸造场。1615年，葡人在富春（顺化）建造了“铸造坊”，即机械厂。葡人在会安可以买到交趾支那的产品，生丝、丝织品、乌檀木、软质木、糖、麝香、肉桂、胡椒和大米等，运往中国和日本销售。1620年越南南北双方发生战争后，澳门葡人在越南的商业地位更加巩固。1622年，葡人向阮氏政权承诺，每年都派贸易使团前往会安， 而交趾支那国王则同意禁止荷兰人前来贸易（注：苏扎：〈1511—1751年澳门的葡萄牙社会与葡越关系〉载〈贾梅士学会学报〉澳门1981年，第15卷，第1～2期，第88页。）。与此同时，澳门葡人同郑氏政权控制的东京地区也有贸易往来。因为这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互惠贸易。从1626年到1661年间，每年都有澳葡商船前往东京贸易。基本上保持每年1艘，但其中有二年为3艘，一年为2艘。据记载，1636 年，有3艘澳葡商船到达东京，输入白银、黄金、锦缎、 天鹅绒和棉布等商品；运走了965皮考斯（picols）的东京生丝，占其年总产量的1／3 。1641年，澳葡商船输入货物价值达白银5万两。1646年的船货价值为3万两。1651年为2万2千两。1656年的船货价值为3万两，等等。 输入的除了上述商品之外，还有瓷器和铁盘。总的来说，其贸易规模，要比澳门～日本贸易，或澳门～马尼拉贸易小得多。但它仍然使澳门葡人获得了相当的利润，并且获得了可以同其它地区相交换的商品。例如暹罗的檀香木、象牙、鹿皮、铅、彩绸，越南的东京生丝等，都是葡人运销日本等国的重要货物。

　　以上情况说明，葡人居澳以后，有明一代，澳门对外贸易欣欣向荣。其货运量之大、商品种类之多，利润之高，都是非常惊人的。随着澳门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入境居留的移民愈来愈多，引起土地价格高涨。在贸易中大获其利的葡萄牙富商，生活骄奢淫逸。据记载，1610年有200名葡萄牙商人乘澳门的大船到日本长崎。 他们在那里居留七八个月，花去了二三十万两银子。同时代的荷兰商人往往用羡慕而又妒忌的口吻指出，澳门的繁荣是葡人致富的根本原因（注：博克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第26页。）。

　　澳门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和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澳门贸易的经营者葡萄牙，当时正处在海外扩张的鼎盛时代，它开辟了由欧洲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新航路，强占了一系列殖民据点，作为海上贸易基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上霸权，垄断了东西方贸易。这些都为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

　　其次，明朝政府对在澳门从事贸易活动的葡萄牙人，采取宽容和优待的方针。允许葡人居留澳门贸易，并在地租和商税方面给予许多优惠，使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经营的贸易基地。尽管明朝政府之开放澳门，并不是出于自觉地推动海外贸易发展，但其客观后果却为澳门繁荣兴旺创造了十分重要的前提。

　　再次，明朝政府厉行海禁，不许沿海人民从事海外贸易。从1522年（嘉靖元年）起，更罢闽浙二市舶司，封闭泉州港和宁波港，只剩下广州市舶司。而广州口岸的贸易又以朝贡贸易为主，这就造成澳门葡萄牙商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发达，中国货在当时世界市场上十分畅销，丝织品更是举世无双，货源充足，这就为葡萄牙人发展贸易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的，澳门的存在也满足了中国社会对世界商品的需求，从而使澳门出现了贸易繁荣的黄金时代。

　　此外，澳门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是个天然的优良港口，这也是澳门港兴起和繁荣的客观地理条件。

　　澳门贸易由盛转衰

　　澳门的对外贸易繁荣兴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后，逐渐走向衰落。这种情况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的。

　　首先是澳葡商人与广东的贸易遭到了挫折。1631年，广东政府宣布禁止葡人进入广州，改令中国商人运货到澳门，同葡人进行贸易。在此之前，葡人在华贸易享有特殊优惠待遇，不但获准居留和经营澳门贸易港，还获准每年两次进入广州贸易。这样对他们的好处很大，“这使他们所得到的货物，质量比别人好，品种比别人多；他们也有机会按照他们的特殊需要定制货物，规定出丝绸的宽度、长度、花样、重量，以适合日本、东印度和葡萄牙市场的需要。”（注：《荷兰贸易史》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5 页。）但是澳葡并不以此为满足，反而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地在广州海关瞒税逃税，还不断在沿海地区进行走私活动。每当走私船货被中国水师截获之时，葡人仍恃强抗拒，声称中国无权缉捕走私船货。由于类此事件接踵不断，并鉴于葡人在澳门筑城墙，建炮台，“蔑视澳官”，“抗杀官兵”，“匿养倭奴为爪牙”（注：《明神宗实录》卷509、527。）等等违法事件，使澳门成为中国领土内的“国中之国”，构成了对省城广州严重的潜在威胁。为此，广东政府才被迫采取这种措施。1637年，澳葡派团赴广州请求广东政府收回成命，又被断然拒绝。广东巡抚熊文灿再次上奏明廷，重申禁止葡人进入广州贸易的主张：

　　澳门昔为边徼之地，今则俨同敌国，炮垒森严，民情骠悍。于今之计，莫如询澳夷所需米、酒若干，餍其所欲，然应禁其再入广州贸易。（注：转引自张廷茂：《16～18世纪澳门海上贸易研究》，第29页。）

　　明廷根据广东官员的奏章，于1640年7月29日颁布谕旨， 正式宣布不许葡人至广州贸易。

　　清兵入关以后，对外贸易仍沿明制。1647年8月， 广东总督佟养甲曾上疏请求恢复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的旧例。他说：

　　佛郎机国人，寓居濠镜澳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蕃舶通市。（注：《皇朝文献通考》卷298，《四裔考·佛郎机》。）

　　佟养甲当时为了繁荣广东经济，有恢复葡商入省贸易的意思。但户部讨论他的意见时，认为若让葡人重入广州，恐会“激起变乱”。因此没有批准他的请求，重申：“应仍照前明崇祯十三年禁其人入省会之例，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注：梁廷楠：《粤海关志》卷26，《夷商一》。）。户部在这里所说的“激起变乱”，是指1637年英国军官威德尔率领舰队强行闯入珠江、炮轰虎门要塞的事件。在那次事件中，英舰是由葡人引导进入广州的。因此中国政府对澳葡仍心存戒备。总之，从17世纪的30年代起，澳葡失去了进入广州贸易的特惠待遇。澳葡商人不能直接到广州市场自由出售与选购货物，而只能与前来澳门贸易的中国商人交易，交易量少，货源不足，使其对亚洲、非洲与欧洲的转运贸易大受影响。

作者介绍：黄鸿钊　1935年生，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