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要为发展经济服务

作者：刘佐

中国财经报 2004年12期

　　革命战争时期：“用严格的税制保护根据地的经济”

　　1943年7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全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指出：“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决不亚于军事战线。”基本经验如下：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

　　第二，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1943年度公粮比1942年度减少了16%到17%，这是实际的效果。……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80%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第三，“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

　　1948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中说：对于工商业要有正确的政策。“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账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

　　同年6月6日，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题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出涉及税收等方面的问题有：

　　——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

　　——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

　　——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

　　——忽视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者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方针和策略：

　　——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开展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宣传，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以便制定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法令及实施步骤。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在游击区，负担政策应该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

　　——在崭新区，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

　　——党的领导和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与群众团体去实现。

　　——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同年8月24日，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题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说：军队的供应问题是在新区首先接触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过去采用打土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莱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必要的办法是：一、带一部分现洋。二、准备一种军用流通券，随军发行、兑换。三、维持城市税收，照旧章程驻一天收一天税，同时适当向商会筹款。四、乡村派款。五、粮食在不能实行合理负担以前采取征借办法，局面打开以后即应实行公粮制度。六、缴获粮款全部归公。因此，随军的行政机构必须健全。关于社会政策，只要不“左”，慢慢地来，就不会出大毛病。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才能进入巩固时期。进入巩固时期以后，工作重心即可放在实行合理负担和有步骤有准备地实行减租减息、建立税收制度等项工作上面。

　　新中国初期：“税收不应多收也不能少收”

　　1950年5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全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说：西南区当前的中心任务，“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

　　同年12月21日，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全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将城市工作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中第三个方面是：“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

　　在谈到资产阶级的时候说：“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同时，农村减租退押分土地也关连着他们。一般资产阶级对劳资总是讲一利，对公私也不讲兼顾的，对税收总是叫重的。而我们则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

　　1954年1月13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题为《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中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

　　同年1月25日，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时题为《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中说：“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

　　“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因此，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财政部的部长、司局长、处长应经常照顾局部，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

　　“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是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如何保证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节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节约。”

　　同年6月1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说：“要从增加生产、扩大物资交流、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厉行节约和正确地执行税收计划和税收政策等一系列的措施中，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税收完成的好坏，是能否顺利实现国家预算的关键。1953年的工商税收工作，情况还算良好，但征收工作中的前松后紧现象依然存在，工商业户的偷税漏税现象还相当严重，税收负担上的某些畸轻畸重的现象及个别税工人员的强迫命令的作风也还没有完全克服。为改正上述缺点，1954年的税收工作，必须经常地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营业情况，认真贯彻税收政策，抓紧收入，进一步改进征收管理工作。对工商户一面要加强爱国守法纳税的思想教育，一面要继续与偷税漏税现象作严肃的斗争。”

　　农业税工作必须继续“进一步贯彻公平合理和鼓励增产的负担政策，以便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革开放时期；调节分配，促进发展，防止两极分化

　　1978年8月28日，就《人民日报》送审的社论《把整顿财经纪律当作一场大斗争来抓》批示：“很有必要”。

　　同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谈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题为《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

　　在谈到财政体制问题的时候说：“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但是也有集中不够的。”

　　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时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说：“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用之于其他方面，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用之干基本建设，进一步加快我们发展经济的速度。多劳应该多得，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

　　1983年12月22日，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汇报经济情况的时候说：集中财力是大事情，中央手上没有钱，就办不成大事。钱在地方手里，他就不一定听你的。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70%。“利改税”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能不能两年做到？

　　1985年8月28日，在与津巴布韦非洲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题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时说：“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1989年5月31日，在与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时说：“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同年6月16日，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到对外开放时说：“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在南方视察时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题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现在西方有些发达国家福利确实好，但他们税负也高，高税负带来的压力，严重影响他们发展。”

　　同年6月23日，阅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彭真关于制定统一的税法等经济体制改革重大问题的来信，让秘书转告彭真：信中内容说得很好，已经转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人，供他们参考。

　　1993年6月22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谈话，赞成江泽民提出的包括加快财政、税收改革等内容在内的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建议。

　　同年9月16日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