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凄凉晚年_吕春

四海钩沉

杜月笙的凄凉晚年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

1951年8月16日），原名月生，后因

国学大师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典故出自“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近代中国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以前我们看到的大多是被丑化了的杜月笙，笔者通过大量文史资料，试对杜月笙的凄凉晚年作一真实的披露，把他的是非功过，留给读者评说。

蒋介石软硬兼施杜月笙避难香港

1949年4月27日，上海春意盎

然，正是“风吹新绿草芽青，雨湿轻黄柳条润”的景致。可是四周隐约传来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寻春人的悠闲心境。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一路扰民而去，明显暴露出兵败如山倒的恐慌气氛，这座远东最大工业城市，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了。

这天夜里，上海滩一代大亨杜月笙黯然神伤的独包一艘荷兰轮船“宝树号”，携妻妾、子女、朋友和随从数十人，逃离上海，去香港避风。

杜月笙到香港，租住坚尼地台18号底层。这是由他的一个门生替他租下的，仅三房一厅，比起

■吕

春

上海华格臬路杜公馆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到港不久，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大概是一路劳顿，受了风寒，加之心情不好所致。自此以后，他整日蜗居于此，几乎是足

不出户，直至他病死为止，未曾挪过窝，就住在这三房一厅的狭小空间里。

当初，蒋介石去台湾前，曾在上海复兴岛召见过他，再三拉他去台湾。杜月笙知道老蒋的用意何在，让他留在上海，蒋介石决不放心。但如果他说个“不”字，则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于是搪塞道：“总裁的美意，月笙心领了。不过台湾的气候潮湿，天气又太热，近来我的气喘病又复发了，我想先到香港治疗一下，再到台湾执鞭马前，不知总裁肯否应允？”说完，故作气喘吁吁。

杜月笙知道老蒋不会重用他了，现在如孑然一身随蒋赴台，结

局无非寄人篱下，势如软禁。但不去台湾，共产党能容忍他吗？黄炎培、章士钊等人都来做过他的工作，中共中央发自西柏坡的广播，也天天传到上海，说希望他能留下，协助维持上海的社会秩序，可以不计前嫌。可是，杜月笙仍心有余悸。

老蒋焉能不知老杜的心计，于是丢下一句话：“哎，我只是不忍看着朋友都成为共产党的刀下鬼，也决不允许任何人变节投敌！”

这句话份量很重，但杜月笙下定了去香港的决心。

不速之客突来访青山饭店定妙计

这天，杜宅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客姓陈名光甫，原是上海鼎鼎大名的金融巨子。他经营的上海银行，首创一元起存，为中国最早的商业储蓄银行，因经营有方，资金从最初的七万元，滚雪球般累积到上千万元，后来这个金融奇才被美国人发现，再推荐给蒋介石，蒋就派他做与美国大财阀的联络工作，在国民党内经济界的地位仅次于宋子文等人。杜月笙虽是黑道头子，却最佩服这等人物，故在上海时就结为密友。

陈无事不登三宝殿，宾主落座。陈告诉杜月笙一个消息：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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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北京来电，北京中国银行已派人来港，要与杜月笙、陈光甫、张公权、宋汉章等金融界头面人物见面。

“是否关于我们的股份事？”杜月笙果然聪明，一猜即中。

原来，杜月笙、陈光甫和在香港的其他几个金融界巨子，如张公权、宋汉章、李铭等，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商股董事，这几位金融界的巨头，原都是中国银行的大股东，至解放前夕，仍在该行内各有数目不等的股权。1949年他们逃离大陆时，也顾不上这笔股份了。此番中国银行改组，要开股东大会，中共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特地派人到香港，邀请他们回北京参加改组会议。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问计于杜。

陈光甫说：“北京代表自然要我们回去开会，如何应付，请杜先生作主，总宜立场一致方好。”

于是，他重新掼出大亨的派头，说：“公权，汉章、李铭都在香港吧？我叫墨林通知，大家晚上去青山大饭店聚一聚，议一议，怎么样？”

陈光甫自然称是。

青山大饭店，酒过三巡后，对回北京参加中行改组会议一事，众人仍无决断，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有说不能去的，亦有人说去又何妨的。杜月笙还是老样子，不先表态，也不插嘴，等大家议论得差不多了，才缓缓站起来说：“大家都是老朋友，应该采取一致立场，决不能闹内讧、出洋相，叫外人看笑话。”

众人都说：“杜先生说得对。”杜月笙稍沉思一会儿，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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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今天，我们都算是无家可归之人，今后到底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还很难说，既然北京来人叫我们回去开会，这是给我们面子，顺水人情不能不做，礼尚往来嘛。”

众人琢磨着杜月笙的话，有些吃他不准：“你是说要回去？”

“不，尚未到回去的时候。”杜月笙摆摆手，眼睛往各人脸上扫过，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意思，大家可以出具委托书，派代表去北京开会，如何？”

杜月笙这一两全其美的妙计，确有高人一筹之处，为今后的进退，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他知道，香港弹丸之地，绝非长久居留之所，尘埃落定，叶落归根，最大的可能还是回大陆。

国共力争杜月笙“中行事件”震中外

在这期间，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其实，中共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联系，都于此际与杜有所接触,并派金山、章士钊等人赴港，劝说他返回上海。早在抗战时，杜已结识的潘汉年动员他返回大陆，说人民政府会妥善安排他的生活和工作。还托人转告他说：“我们知道杜先生处境困难，但望勿再为蒋效力，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多多为人民服务！”

杜月笙表示，“向往有心，追随乏力”，因身体原因暂不能回大陆，但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

也决不去台湾，并带口信回上海，要留在上海的门生服从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从以后的历史事实看，杜月笙确实说到做到，出口守信，言行一致。杜在上海的儿子杜约翰，也专程赴香港劝父亲回来。杜的一个儿子，也留在上海做联络员，时常往返沪港两地，传递信息。

台湾当局也不断派人赴港，拉拢杜月笙去台，均被他婉言拒绝；无奈之下，他们拟让杜月笙在港为台湾方面做事，亦遭杜婉拒。如聘请他为“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想以杜氏之威望，帮蒋氏政权搜刮港澳同胞钱财，杜亦未答应。

后来，陆京士、吴开先等人也来看过杜月笙，车轮大战一般，劝说他去台湾，结果也未能说动他。

平地起风波，已经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行开会之事，因钱新之的出现，又差点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摆平。

钱新之，原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与蒋介石是密友，为蒋等筹钱款甚多。后来与杜月笙在上海、重庆等地合开银行、公司，关系密切，几乎无话不谈，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台之间搞运输业务，他也是“中国银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体略有

好转，甚至还扔掉了轮椅、拐杖和氧气瓶。逢天气晴朗之际，还常在家人陪伴下外出散步。一次，路过钱新之家门口，登门拜访了他，并共进午餐，使这位老友不胜诧异。听说老友杜月笙他们在商议赴京开会之事，便亦赶来加入，但一问明情况，竟又犹豫起来，不肯签委托书。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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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一签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种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余诸人，也差点打退堂鼓。谁没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着急，忙叫手下人去说服钱新之，结果未说动。他请钱新之出面，再召集众人议一议，钱怕负“策动”罪名，亦不肯照办。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澜。

由于这段时间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复发，不得不听从医嘱，卧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愿此事半途而废，更不愿说过的话作废。他叫万墨林打电话，约钱新之等人来家中协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对大家说：“我辈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寿，彼此相处数十年，目前行动难道不能一致吗？做人以义气为重，我主张大家一起签名，任何危险，共负之。”

语所极其沉郁，为众人多年所未闻。

钱新之沉默之后，挥泪说：“我豁出去了，大家就听杜先生一句话吧。”

杜月笙关照，为了诸老的安全，此事暂时保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过了不几天，这个消息已传得纷纷扬扬。本来，实际情况是无所谓的事，不料却震惊了海峡对岸的中枢神经，蒋介石对杜月笙极为不满，更是震怒，引发出一场轰动一时的大风波，史称“中行事件”。

蒋介石恼羞成怒杜月笙口述遗嘱

“中行事件”以后，蒋介石气

急败坏，恼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对杜月笙不断进行“神经战”（造谣诬蔑），并派遣特务赴港直接予以威胁恐吓，这些手段均未使杜就范。

1951年4月12日，对杜月笙来

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24年前，在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杜月笙充当了刽子手屠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这一天的临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陆方面有何举动。

一天，台湾方面忽然派人来到香港，给杜月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上海人民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清算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黄杨两人自然枪决，在港的杜月笙也要被押回上海执行，不如赶快动身去台湾，否则悔之晚矣。

言之凿凿，闻者惊心。杜月笙忙问：“此说可靠否？”“绝对可靠，系大陆上层人士绝密传递之情报。”来人又称，大陆已派暗杀团来港，若无法押解其回上海，则就地予以处决。

杜月笙虽然与中共有秘密接触，且多少知道中共方面对他的态度，料想不至于此，但来人如此言之凿凿，杜月笙心里不由得发毛。若翻老账，他杜月笙的确是血债累累的，一连几天，杜月笙辗转床榻无法入睡，思虑着最终去留，拿不定主意，神经衰弱到了极点。

病魔缠身，沉疴难愈使杜月笙身体日益衰弱，每况愈下。几位医生先后前来论断，结果大体相同：杜先生精气神俱缺，恐非药物能奏效耳。

1951年8月7日，杜月笙又昏迷

过去，醒后即叫家人请来秘书胡叙五，说是要口述遗嘱。胡来到后，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但心里也明白了老杜的确不行了。

杜月笙脑子十分清醒，他用嘶哑的嗓音，对众人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去了。趁现在尚有力气说话，及早录下遗嘱，不要到时悔之无及。”

遗嘱并未涉及政治，全是遗产继承等家庭琐事。杜月笙口述一阵后，叫胡叙五重读一遍，然后挣扎着签上自己的名字：杜镛。老友钱新之、陆京土、顾嘉棠、吴开先、徐采丞五人，应杜之邀请，于遗嘱上副署，监督以后遗嘱的执行。

杜月笙立遗嘱后，病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体温骤升，大口喘着粗气，时而昏迷，时而苏醒，开始进入弥留状态。医生说：“杜先生不行了，肺、心、肾、肝均发病，已呈总崩溃，回生乏术，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

8月14日下午，昏迷中的杜月

笙又一次醒来，嘴巴嚅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竟发不出声音来，泪水倒先流了下来。

当天晚上，台湾内政部长洪兰友奉蒋介石之命，专程从台湾飞赴香港探望杜月笙。出了九龙机场，洪兰友马不停蹄，驱车直奔杜府，进入病室，时已深夜。

洪兰友此番来港，还带有一个神秘任务，即替杜月笙炮制“杜月笙遗嘱”。他带来了一份台湾方面拟定的所谓“杜月笙遗嘱”，一再关照：“杜先生百年后，此份遗嘱一定要立即见报。”这份所谓“政治遗嘱”，既非出自杜的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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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档案三次大转移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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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档案进北京■费云东

刘静一

七届二中全会后，全国解放制，制定规章制度等。经过10个月“中央办公厅”，并开列中央办公指日可待，中央机关开始了向北的努力，终于为中央档案进北京厅机构为：以曾三为处长的秘书平的搬迁工作，所有档案材料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处、以李质忠为处长的机要处、以将随中央机关迁往北平，中办秘体制建设，是由农村向城市叶子龙为主任的机要室、以师哲书处和机要处为这次搬迁档案材

转移的重要一环。因为解放战争负责的政治秘书室、以伍云甫为料进行了更加扎实的准备。

初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处长的行政处、以汪东兴为处长行了疏散转移，有的暂时停止了的警卫处，以邓典桃为部长的供转移前的准备

正常的工作职能，有的内部组织给部，以邓洁为部长的经济建设机构被撤销。1948年5月3日至7日部和以赖祖烈为主任的特会室。由曾三率领的中央材料保管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开会，除商不久，中央办公厅供给部和经济委员会在兴县刘家曲完成了战时讨重要军事行动外，决定取消中建设部又改为中央办公厅中直管档案分类整理后，即于1948年4月央工委和中央后委，恢复中央各理局，其他处室没有变动，重新成初，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省平山机关的建制。这时，中央军委秘书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内，进一步县西柏坡村。在这里，党中央毛主长杨尚昆已经担任了中央办公厅加强了文书处理、机要电讯和档席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主任。在1948年7月26日召开的中案管理工作的体制。

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从根本央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任弼时中央办公厅成立不久，由任上扭转了战局，全国解放指日可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告诉大家：弼时主持召开了中央各机关领导待。就在这些日子里，党的文书档今后中央“日常行政方面的发电人参加的“碰头会议”，宣布办公案工作者在为党中央服务的同由杨尚昆批发”。就在这时，《中共厅(室)主管行政事务工作、文书处时，积极从事着搬迁档案进京的中央办公厅组织系统表》出台了。理工作、机要电讯工作和档案管准备，主要是总结经验，建立体

表中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为

理工作。在《中央办公厅工作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