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来了"浙鬼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高阳镇基本上还没有个体户，单位都是国营和集体的。翻过八零年的坎，小城来了许多浙江人，他们在街上租房子做起了各种各样的生意。可能是因为他们说话叽里咕噜听不懂，可能是小城人对外地人有排外心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精明能干，所以小城人称呼他们为“浙鬼子”。小城从东到西不过两支烟的功夫就可以走完，用对门的王妈妈粗俗的话说，哪家打个屁，全城的人都可以闻到。现在来了这么多的浙江人，小城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我家住在河街上，这条街的房子清一色的土木结构，上下两层。我家门前是大街，屋后是一条小河。两个年轻的“浙鬼子”前来租房想做皮鞋卖，租金不低，妈妈爽快地答应了。前面一间堂屋给了他们当门面，里屋成了我家的客厅，后面一间是厨房，我们一家人住到了楼上。 　　这两人一高一矮，矮个子是师傅，不大说话，成天就是埋头做鞋子。高个子是徒弟，圆圆的脸，脸上有一对酒窝，一笑酒窝圆圆的更深了，业务洽谈由他负责。晚上师徒两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喜欢下象棋，他们常常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我看不懂象棋，可是喜欢看他们两个争，听他们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浙江话，斑鸠一样叽里咕噜的，很有意思。那年我八九岁的样子，徒弟说我像他妹妹一样，也是那么的活泼可爱。他喜欢逗我玩，教我说浙江话，比如“加麦”，就是吃饭的意思。他们“加麦”很简单，就是用肥肉熬了油，然后在汤中下白菜，有时卖出一双鞋子后，会添一两个菜改善一下生活。妈妈说出门在外不容易，常常送给他们自己做的豆腐乳、酸芋头杆、扎广椒等风味小菜，他们会很感激地连声说谢谢。 　　师徒俩不怕冷，我们穿棉袄的时候，他们里面穿件薄毛衣，外面穿件单西服。我问他们冷不冷，他们说不冷，习惯了。他们的皮鞋是手工制作的，一双鞋子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师徒俩的手一直是红肿的，那是上鞋面子时使劲拽绳子造成的。他们的生意不大好，买鞋子的人并不多。皮鞋，在那个时代还是奢侈品吧。有时连着好多天没有卖出一双，师傅会更加沉默地埋头做鞋子，这时只听到钉鞋掌的咚咚声和拽绳子的噗噗声，听不到他们叽叽咕咕的浙江话了。我在心里暗暗地着急，好想有人快来买他们的鞋子哦。妈妈安慰他们说，做生意是这样的，过段时间生意做开了就好啦。师徒两个听着妈妈的话，眉头舒展了许多。 　　秋天的时候，矮个子师傅给我做了一双红皮鞋，鞋面上一对红色的蝴蝶结像真的蝴蝶一样落在那儿。第一次穿上皮鞋，别提多高兴了。我在窄小的屋子里转了几圈，挥动手臂做出蝴蝶飞舞的姿势，惹得妈妈和师徒俩笑了。原来早上上学时总要妈妈催上好多遍才不情愿地起床。可现在不一样了，每天早上一酲，首先想到的是床前漂亮的红皮鞋，想到那两只栩栩如生的可爱的红蝴蝶，想起我一走路，蝴蝶的翅膀就上下扇动，跳舞一样。我开心极了，一骨碌爬了起来。 　　妈妈问他们，怎么不在家呆着呢，年纪轻轻的出来做生意？徒弟说，田少，家里人多，不得不出来，就是有单位的也愿意出来做生意，现在改革开放啦，做生意只要吃得起苦，脑子灵活，好挣钱。妈妈又问师傅结婚没有，他脸红了，说没有，快二十二了，还没有谈朋友呢。不等妈妈问，徒弟就主动说自己谈了一个女朋友，有可能明年回去了结婚，然后把她带出来做事。妈妈笑了，说你才二十岁就结婚呀。他笑笑说他们那地方的人结婚都早，有的十七八岁就结婚了，为了方便一起出来做事。我就想，他结婚了，还会租我家的门面吗？我家门面太小，三个人住不下，他结婚了一定不会再租我家房子了，这样一想，我就很不想他明年回去结婚了，我舍不得他们走咧。 　　腊月的时候，他们走了，倒不是徒弟为了回去结婚，而是他们遇到了麻烦。 　　那天晚上我在外面玩了回来，刚跨进门，被一个向门外走的男人撞得差点跌倒。抬头看，那人下巴尖得像钉子，脸上没有一点肉，和骷髅一样，此时这个骷髅眼露凶光，正低下头在看我，我顿时打了个寒颤，头皮一阵发麻吓得大气不敢出。他一把将我推到门外，掉转头吼道，赶快给老子滚蛋！明天看到你们两个浙鬼子还在这儿的话，见你们一次打一次！后面又有几个人骂骂咧咧地跟着出来了。等他们走后，我连忙进了屋，只见玻璃柜子翻倒在地，上面的玻璃成了碎片，鞋子和鞋模子乱七八糟地躺了一地。师傅站在那儿，手上正淌着血，徒弟坐在角落里，嘴角也淌着血。我吓懵了，呆呆地看着。妈妈从屋里找出云南白药和纱布给他们包扎。王妈妈一会儿也进门了，忙问怎么了，妈妈叹口气说，东头的刘家老大一伙人来砸了店子。王妈妈拍拍大腿对师徒俩说，我的天哪，你们搞不清哈数哦，怎么要惹那伙人撒，他们是街上的一伙地痞混混，平时不做正事，专门结伙打架。徒弟皱着眉头说，一个混混前几个月在这儿买了双皮鞋，穿旧了今天要来换双新的，哪有这个道理呢，我没有答应，他就请了刘老大和几个人来砸店子。妈妈焦急地说，这可怎么办好呢？刘老大才从牢屋里出来，是个不要命的凶暴，招惹了他们，以后怕是没有好日子过。王妈妈听了连连摇头说，完了完了，这店子你们是开不下了。我气愤地说，报派出所去，把他们全抓起来！怕他们干什么！王妈妈撇撇嘴角说，你个小娃子知道什么，他们最多在派出所呆上几天，出来了以后怎么办呢？徒弟神色黯然地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儿呆不下去了，明天就走。妈妈和王妈妈抬起柜子，收拾屋子。我也帮忙捡地上东倒西歪的鞋子，我一边捡一边在心里骂那伙人，不得好报，哪天警察把你们全抓起来，看你们还害人！抬头看看师徒俩耷拉着脑袋站在那儿，我心中涌上一阵阵难过，想哭。他们在我家里住了将近一年，就像我的大哥哥，哎，可是他们明天就要走了。 　　晚上他们收好了行李，把一大堆鞋模子用几个蛇皮口袋装好，托妈妈保管，说开春了来取。于是妈妈让他们把蛇皮口袋拎到楼上放着。第二天一早，他们就离开了小城。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他们没有来，第三年春天，他们还是没有来。开始妈妈还念叨几句说，这两个浙鬼子哟，说开春来的，也不来，跑哪儿做生意去了，还好不好撒？妈妈后来就不念叨他们了。有时在楼上做作业，看到桌子旁那堆装鞋模子的蛇皮口袋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于是想起他们住在我家的许多事情来。明亮的光线从亮瓦斜洒下来，许多细小的灰尘在光线中起起落落，如我红皮鞋上的蝴蝶结一样在跳舞。他们在哪儿做生意去了呢？那个师傅谈女朋友没有？徒弟应是结婚了吧？他们还会回来吗？我边想着这些，边去用手接那光线中起起落落的纤尘。后来那双红皮鞋小了穿不进去了，我舍不得扔掉，一直放在床下。直到有一天，发现老鼠把鞋啃了，那两只蝴蝶翅膀被啃得破烂不堪，我呆了好久，然后把它扔掉了，同时扔掉的还有他们能回来的念想。 　　他们走后的第二年春上，又有一个年轻的浙江小伙子租了我们的房子。他是个做西服的裁缝。他做出的西服样式很新潮，生意自然也好。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的老婆也来了。晚上他们就在做西服的案板上铺了厚海绵当床睡。冬天的时候，妈妈的手掌心长了个大疮，看了许多医生都不见好。王妈妈给妈妈说，堂屋睡了两口子，犯了忌讳，坏了家里的风水，所以你才会得这样的怪病。妈妈这人心地善良，可是也是迷信的，经不起王妈妈老是在耳边聒噪，于是找了个理由让做西服的两口子搬走了。他们搬走后，妈妈到了高山上找到一位有名的土医生，他给妈妈手掌心敷上草药，还念了驱邪的咒语，这样过了十几天后妈妈的手居然好了。于是妈妈更加信了王妈妈的话。不过在我看来，王妈妈和妈妈都是迷信，土医生给妈妈念咒语也是骗人的，是假把式，真正治好妈妈手上疮的，应是草药。后来妈妈常常告诫邻居们说，堂屋万万不可租给两口子住，会“克人”，并以手长疮为例，现身说法。 　　可是就有人偏偏不信邪，把堂屋租给了两口子做窗帘生意，并在堂屋睡觉。不信邪的是和我家仅一墙之隔的马婆婆。马婆婆七十几岁了，脸孔苍白，浮肿，像水泡过的白面馒头。她浮肿的脸上堆满了皱纹，像雨后田野上横七竖八的蚯蚓。我从没有看到她笑过，有时想想，如果她真的笑了，那些蚯蚓蠕动起来，会多么可怕啊！她脑后挽个小小的圆发髻，倒是利落好看。我感到她有种神秘感，她不和街坊邻居们来往，也没见她出门。那她吃的菜是哪儿来的呢？路过的菜贩子卖给她的吗？她上厕所怎么办呢？拉在马桶中，趁天黑或清晨我们没有起床的时候去河里倒掉吗？每次从她门前经过，我就会想起这些傻问题，然后向里看一眼。只见堂屋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木椅子，里屋黑洞洞的，并不见她的身影，不知她躲在哪儿。我感到一阵阵寒气像一条条小蛇一样从她屋里溜出来，吓得我立即从她家门前跑过去了。后来从大人们闲聊中知道她是丈夫家的童养媳，比丈夫大十岁，丈夫不喜欢她，在他们儿子才满岁的时候，他就和别的女人跑了，解放前去了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她一个人把儿子带大，没有再找伴。儿子现在住在新加坡，很有钱，可是很少回来。 　　租马婆婆门面的是一对新婚的“浙鬼子”夫妇。男的中等个子，皮肤白皙，面容清秀，和和气气斯斯文文的样子。女的瓜子脸，一笑眼睛像月牙儿一样弯弯的，很好看。她有一头顺滑的长发，瀑布一样披在身后。小城女人很少有人披发，大多脑后扎一把辫子或是简单地梳个马尾巴。我好喜欢看她的披发，觉得又洋气又好看。不像妈妈，短头发总是向后梳了弄个网夹网着，土气得很，给我也是剪了个运动头，丑死哒。 　　王妈妈和妈妈聊天时，说到马婆婆一意孤行，很有些愤愤然，她说，老糊涂！古儿怪执地搞，到时犯了忌讳得了病躺那没有人管，看她怎么办。我虽然不信她说的，那两个“浙鬼子”那么和气温和，怎么也不像是“克人”的样子，可心里还是隐隐地为马婆婆担心了，如果万一被说中了的话，那可怎么办呢？她本来就够可怜的啦。看到王妈妈愤愤然口水直喷的样子，我在心中很讨厌她了，觉得她心肠不好，为什么就不能盼马婆婆平安无事呢？我在心中悄悄骂她：是非婆！ 　　王妈妈个子高高的，细条条的像根老丝瓜。她头发侧分，耳朵两边的头发用铁夹子夹住，服服帖帖的没有一丝乱发。她常年腰里围着一条花围裙，带着花袖笼子，坐下前，总是要取下花围裙拍拍椅子才会坐。王妈妈特别不喜欢“浙鬼子”，说起“浙鬼子”来，她总是先撇撇嘴角，一副瞧不起的样子，说的都是他们的坏话。我想可能是因为她的大女儿是个裁缝，“浙鬼子”裁缝手艺好，抢了她女儿的生意，所以她才那么讨厌“浙鬼子”吧。有次听到她和妈妈聊天，吃吃地笑，说，“浙鬼子”就是讲究，睡觉还穿裙子。睡觉穿裙子她怎么会知道呢？肯定又在乱嚼舌头，这个是非婆！ 　　马婆婆另一边的邻居另有住处，他把楼上楼下全租给了一对“浙鬼子”夫妇开馆子。女老板五十几岁的样子，矮矮的个子，白白胖胖的，身材有些臃肿。男老板是个瘸子，黑瘦黑瘦的，长着一张长长的马脸，王妈妈给他取了个外号“黑茄子”。他常常拿了钱出去赌博，输多赢少，女老板不给钱的时候，他就打她。我就看到好几次，女老板被打后在哭，哭完了揩揩眼泪又给客人炒菜。 　　来客人了吃饭时妈妈会去旁边炒两盘荤菜。女老板很客气，炒给我们的菜总是分量足，钱也比别人要的少些。妈妈有时摘了我们在河坝园子里种的白菜送给她，她总是推辞不要，妈妈和她推让一番，装出要生气的样子，她才收下。提起这一对老两口，妈妈总说“黑茄子”不是个东西，赌博又行凶，也不帮忙女人做事，女的为人好，和气大方，这把岁数了还出来开馆子，太辛苦了。 　　每天清晨就会闻到沥清气味，那是女老板在用沥清拔猪脑壳毛。她把烧开的沥清淋到猪脑壳上，冷却后，用力掰开，沥清上就可见一根根长长的猪毛。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她卤的猪脑壳肉，用青辣椒一炒，香香的，可以吃上几大海碗饭。父亲常常和姐夫宵夜，喝一口酒就咂吧一下，再夹上一口卤猪脑壳肉吃，神仙似的样子。半盘卤猪脑壳肉，他们俩可以喝上一两个小时的酒，总是妈妈催促着去睡才作罢。 　　有一年夏天女老板的外孙女儿娇娇来了，她四五岁的样子，女老板带她过来找我玩。娇娇头上扎了许多根彩色的橡皮筋，头发紧紧地贴在脑袋上，露出白白的头皮。妈妈提醒女老板说，松筋扎得太多，太紧，长大后头皮会疼。女老板就听了妈妈的话，拆了橡皮筋，只给她在脑后梳个马尾巴。娇娇脑后的马尾巴甩来甩去的，越发显得可爱和俏皮。娇娇常常拿了一本小人书，跑到我家来，指着小人书说着叽里咕噜的浙江话，话我听不懂，那意思我明白，是让我讲故事她听。她的浙江话我听不懂，可是我说的兴山话她能听懂，看着她认真地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听故事的样子，我讲得更起劲了，也更喜欢她了。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娇娇没有来，她妈妈来了，秋天的时候就见她大了肚子。听王妈妈说她可能是来躲着生孩子的，浙江人重男轻女，想要生儿子。王妈妈说浙江人生了男孩子后，婆子妈给儿媳妇送金戒指金耳环，生了女儿，什么也没有。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 　　街道主任上门调查起娇娇妈妈怀孕的事，娇娇妈妈说丈夫家在农村，她自己户口也在农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按政策可以生二胎。可是她说的情况是不是属实，这些都有待落实。没过几天，她就走了。街道主任问起女老板的时候，她说女儿身体不好，回浙江治病去了，街道主任也就没有再追究。两年后娇娇的妈妈又来了，身边多了个胖胖的小男孩，球球一样在她身边跑来跑去。她送给妈妈一袋鱼，说是海鱼，营养价值很高，是特意从浙江带过来的，以此感谢妈妈对她妈妈的关照。我看到她左手无名指上带了黄灿灿的戒指，耳朵上挂着黄灿灿的耳环，不知是不是真如王妈妈所说，生了儿子后，婆子妈奖的。她和妈妈坐着聊了几句家常话，那小男孩一时也不安分，拽他妈妈的手老是要走，她就起身走了。她只在这儿呆了几天就回浙江去了。想必是专门来看望她妈妈的。 　　娇娇妈妈走后，王妈妈就像自己是活神仙似的，得意地对妈妈说，瞧见了吧，我说得没有错吧，那儿子准是超生的，“浙鬼子”带的戒指和耳环，必定是生儿子后婆子妈奖的。那语气中有羡慕，也有嫉妒。我看着她撇着的嘴角，感到她这人真是讨嫌得很，别人也没有惹她，干嘛总是说别人呢。妈妈也是，老是和她闲聊。当然我不敢当面说妈妈，只能腹绯一下。“浙鬼子”们就是重男轻女，思想落后得很，要不得！说这话时，王妈妈尤其愤愤然，好像是个思想家或是个领导，在批判重男轻女思想似的。她说这话是有原因的。她生了五个女儿，有四个出嫁了，老三长得极丑，鼻孔朝天，还没有嫁出去。王妈妈这人喜欢争强好胜，和别人吵架时嗓门大，不吵赢是不会罢休的。可是前几天和李妈妈吵架时败下阵来了。李妈妈只有一个儿子，还有点傻，王妈妈刻薄地说李妈妈这辈子做了什么亏心事，才生了个傻儿子。李妈妈气极了，回骂她说，你五个红花女，比不上我一个癞头儿，你这辈子断子绝孙了！这话可捅了马蜂窝了，王妈妈年轻时就因为没生儿子受了婆子妈的许多气，无论在什么方面她都心高气傲的，唯独这一点，是她的软肋，所以听了这话后，那还了得，她撒泼一屁股坐到大街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骂起来，哪个劝她也不起来，街上一会儿就围了一圈看热闹的人。三女儿嫌丢人，拉她起来，她正好找到了出气的地方，顺势踢了女儿一脚，把女儿踢哭了跑了，她还坐在大街上哭骂，后来街道主任来了才把她拉起来。我知道此时她借着批评“浙鬼子”重男轻女，其实是在批评李妈妈，还在为上次吵架的事耿耿于怀，想挽回面子呢。 　　有一天，“黑茄子”浑身是血的被人送了回来，据说是他赌博时把身上的钱输个精光，还打了借条欠了别人几千元，后来他发现是别人合谋骗他的钱，和他们争执起来，被他们打成了重伤。他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才恢复。这一个月，女老板要忙馆子，又要照顾他，头上的白发更多，身体也更显臃肿了。“黑茄子”伤好后像变了个人似的，突然间改邪归正，他不再出门赌博，而是卖力地帮着老伴开馆子。老两口齐心合力地打理馆子，生意越来越红火。妈妈去那儿炒菜时，女老板乐呵呵地说，老头子玩了一辈子，到老了才醒事，阿弥陀佛！妈妈笑了，说，您啊老了有福哦。 　　马婆婆家的小两口一有好吃的就喊马婆婆一块吃，帮她做这做那，对她可好哪。从马婆婆门上经过时，看到的是两口子忙碌的身影，听到的是女师傅温软的说话声，我再也感觉不到屋里原来那种寒气了，相反的，我很喜欢去旁边玩。女裁缝很和善，我一去她就找糖果或是泡泡糖给我吃，用好听的普通话和我聊天。马婆婆不再坐到黑洞洞的里屋了，她常常在门面上坐着，用疼爱的眼光瞅着那一对年轻的“浙鬼子”忙碌，她脸上依然苍白，可是不再浮肿，偶尔还主动和做窗帘的熟识顾客说上几句话。更难得的脸上有了笑容，笑起来脸上皱纹像波斯菊一样一丝一丝舒展开，并不难看。想起我原来想象她笑的时候，皱纹会像许多蚯蚓动起来，我在心中悄悄笑了。冷起来的时候，马婆婆每天早上起床后在街上发白碳火，先放些刨花和枯树枝在白碳下，点火引着后白碳也就发燃了，然后端进屋放到女师傅的脚边，那样子，像心疼自己的亲孙女儿一样。 　　我喜欢看女师傅坐在缝纫机前工作，那样子特别好看。她带着一双素花的袖笼子，披着长长的头发，双脚一上一下地踩着缝纫机踏板，随着窗帘布向前滑动的时候，机器发出均匀的呜呜声，仿佛风吹过松林的树梢激起的阵阵松涛声。听着“松涛”声，烤着白碳火，我就想睡了，一些上小学前的时光碎片跳进脑子中来了：在松林中拾松毛，百灵在树上清脆地鸣镝，大黄狗跑来跑去，阳光在树隙间筛动…… 　　我睡在楼上，床铺边是糊着旧报纸的篱笆。夏季的一个晚上，我睡了一觉醒来不经意间发现报纸裂开了个小破洞，破洞边刚好是马婆婆楼上的木板缝隙，从小破洞向下看，我看到了堂屋床上的浙江两口子。女师傅穿着裙子，平躺在白色的床单上，粉色的裙子下摆张开，像我看到的田野上开着的漂亮喇叭花。她咪咪很大很高，让我想起香溪河边的双乳峰。肩膀细带子上有两个红色小结子，像一对红色的蜻蜓想飞到那山峰上去。这样的裙子，如果白天穿了，小城人还不背地里议论个没完。小城女人的裙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不露胸和背，就连肩膀和上臂也没有露出来。难怪王妈妈说“浙鬼子”睡觉穿的是裙子，这次她倒真没有乱说。妈妈睡觉时只穿短裤，不穿衣服，更不用说穿裙子了。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睡觉时穿的裙子，感觉很漂亮。我想明天我也可以把裙子剪成这个样式，不过妈妈会骂我的，说我不学好，是败家子，还是算了。女师傅长发散开，有几咎落在纤细的手臂上，有几咎落在高高隆起的乳沟里，像水草一样温顺地在沟底匍匐。她的小腿洁白光滑，像两节嫩藕。男师傅光着上身背对着她坐着，那背脊结实，光滑，在灯光下散发着瓷一样的光泽。他的背中心有一颗黑色的大痣，女人伸手去捏那颗痣，他回头笑了。灯光下他的笑容特别的好看，我从来没有见过男人可以笑得那么好看的。我的心突地怦怦跳了起来。因为我想起了小时候听到的“打皮袢”的故事。那时我家住在农村，有一次妈妈在坡里干活，我和小伙伴在田边玩过家家，听到张驼背说刚刚看到两条蛇扭麻花一样缠在一起，怕倒霉背时，就一挖锄把它们砸死了。另一个人接着说那是蛇在“打皮袢”，说到“皮袢”这词，大人们就轰然大笑起来。队里有个姓黄的男人，队里的人都喊他“懒黄号蛇”，出工尽偷懒耍滑，这时好大声音说他亲眼看到队里某某两个人在“打皮袢”，然后那年他就倒了霉了，摔了一跟头差点没有命。在我小小的头脑中，听不懂“打皮袢”是什么意思，反正觉得不是什么好事，不然看到了不会背时。然后又很不明白的是，蛇“打皮袢”是扭麻花一样缠在一起，人怎么能缠在一起呢？人硬梆梆的。我就问，什么是“打皮袢”呀？大人们全部大笑起来，有一个还笑得在地上揉肚子。妈妈把我骂了一顿，说小孩子不准问这个。 　　这时看到床上的两个人，我紧张起来，他们是要“打皮袢”吗？想起“懒黄号蛇”说的看到了要背时的，我连忙把眼睛从那个破洞移开，可是过了一会儿，好奇心又让我凑到那儿去偷看。女人捏着黑痣，和男人说了一句什么，男人没有回头，答了一句。然后女人摸男人的背，在背上划圈圈，很慢的一圈一圈地划。男人回头和她说了一句什么，略略抬了一下头。我吓了一跳，连忙从那个破洞前移开。他会不会发现我在偷看？知道我在偷看，会不会认为我是流氓呢？我的心怦怦跳着，后悔不该偷看，真是让人羞惭哟。可是我又真的想看他们在做什么？越来越强烈的好奇心终又让我凑到那儿继续去偷看，可是他们把灯拉熄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有些失望，又有些庆幸，紧张的一颗心落了下来。 　　后来又偷看了几次，只看到很晚了他们还在做窗帘。再后来，妈妈糊了几张硬纸壳子在篱笆上面，彻底遮住了那个破洞，结束了我偷看的历史。 　　太阳从西边出来啦，马婆婆提着菜蓝子上街买菜了。有人问她，她就高兴地说，丫头怀娃娃了。她嘴里的丫头就是女师傅。小两口在她家住了两年，马婆婆不仅没有犯忌讳得病，反而身体硬朗了，现在更是添了喜事。有一次她去买菜，遇到了王妈妈，王妈妈嘴里冒出来个“浙鬼子”，马婆婆听了不得了，劈头盖脸地把她训了一顿，说话没个深浅，什么“浙鬼子”，是浙江人，你会不会说话！这要是别人和她这么说，王妈妈那还了得？可是这次她却闭了嘴灰溜溜地走了。可能是马婆婆论辈分是她长辈，也可能是马婆婆愤怒的样子从气势上压住了她，也有可能她确实理亏。后来别人说起这事，都说王妈妈活该，谁让她平时嘴刻薄呢？是要有人教训她一顿才行。 　　女师傅生了个儿子，婆家妈从浙江过来照顾她坐月子。尽管马婆婆有多年的风湿关节炎，上下爬楼梯很不方便，她还是很主动地把里屋让了出来，自己住到了楼上。马婆婆有失眠的毛病，现在婴儿的啼哭声更是扰得她睡不安稳，可是她无怨无悔，心甘情愿，没有一句怨言。有时夜里婴儿哭起来，她还颤巍巍地起来帮忙照顾。 　　这孩子取名为：温兴。温是温州的意思，孩子的老家是温州的，兴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这儿是兴山县，二是祝愿孩子长大了兴旺发达。温兴白白胖胖的，可爱极了，我常常放学了就去抱他，逗他玩。女师傅很忙的时候，马婆婆会帮着照看，不过她年数大了抱他吃力，就把他放到摇篮中，逗他玩，照看他。 　　小温兴两岁多的时候，女师傅他们要到武汉去发展了。他们老乡在武汉汉正街开了个窗帘店子，搞窗帘批发，邀请他们去合伙。走的时候，他们叮嘱马婆婆把房子租给别人，人多热闹些，也可以有个照应。他们知道马婆婆不缺那点租金，她儿子每年会寄给她足够的钱花。他们走后，屋子没有了欢声笑语，变得空空洞洞的，马婆婆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苦者个脸坐在黑洞洞的里屋，不出门，不和邻居们来往。有一次看到她了，觉得她更老了，脸上皱纹更多了，像一个果实，被岁月吸走了所有的水分，只剩下一个干瘪的核儿了。许多人来打听马婆婆的房子，有本地人，也有浙江人，可是马婆婆不租给他们。她也许还在期待温兴一家能回来吧。几年后一个寒冷的冬季，妈妈发现马婆婆家的门几天都关着，觉得异样，去敲门怎么也不开，便喊来街道主任，原来她已躺在床上去世几天了。大家唏嘘不已，她儿子远在新加坡，也无法通知到他，于是街道主任出面安排，街坊邻居帮着安葬了她。后来温兴一家来看她，发现她已去世，女师傅哭成了个泪人，在坟上放了许多鞭炮。 　　“黑茄子”改邪归正后，老两口过得和和气气的，生意也红火。又过了几年，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晚饭，女老板送来一大盘香喷喷的青椒炒卤猪脑壳肉，说是要回浙江去了。妈妈忙问出了什么事了，在这儿好好的为什么突然间要回去呢？她说，老婆子妈八十几岁了，前几日摔了一跤腿骨折了，本来打算还做上几年，再挣些钱了回去的，现在不得不回去了。回去了几时来呢？妈妈问她。这一回去，就不再来了，岁数大了啊，她说，不知是高兴还是伤感。第二天，她把一些菜呀米呀油呀什么的，送给了我们。王妈妈看上了一把锋利的斩骨刀和一套精美的餐具，她也爽快地送给了她。妈妈把他们两老口送上了公共汽车，直到车开走了才回来。他们回去后的很长时间，妈妈还说起她的好来，王妈妈也常常念她的好，不再说她的坏话。 　　八十年代后期，街上的“浙鬼子”们陆陆续续地像鸟儿一样飞走了，小城人的生意头脑被“浙鬼子”们激活了，变得灵敏起来，也开始做起各种各样的生意。一个黄粮镇的小伙子租了我家门面划玻璃。马婆婆去世后，她儿子委托亲戚把房子租给了一个本地人修理电器。“黑茄子”走后那房子租给了街上陈医生开起了中医门诊。就连王妈妈家的房子，也给她女媳开起了小卖部。 　　2000年初，小城移民搬迁，原有的房子全部拆除，在填起的大坝三重建新城。“浙鬼子”的称呼，在时代的发展中渐渐成了过去式，成了留在小城人们记忆中的一个代号。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