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几个文人的经济状况

作者：陈明远

新文学史料 2006年10期

　　文化人的经济状况，是他们创造性精神生产赖以实现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人物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很奇怪，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传记文学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五四至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日常经济生活上的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零碎，几乎没有人整理过。

　　本文根据多年积累的一些史料，简要地考证五四以后至抗战初期几个中国文人的经济生活，以北京(1928—1949年间称为北平)和上海两地为代表。一孔之见，聊作引玉之砖。

　　鲁迅的经济生活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幼年家境从小康陷入困顿。1898年周树人十七岁时，母亲变卖首饰筹集8元路费，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免学费、膳费，每月还有少量津贴。实习期三个月津贴300文(相当于3角)，以后逐渐增加，第一年2两银子(1两=1000文)。不久转入路矿学堂，1902年1月毕业。在这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他从菲薄的津贴中用500文(5角)买了一本严复译述的《天演论》。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据鲁迅回忆：“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36元。”(引自《华盖集续编》)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二十岁时也到日本留学。1907年周氏兄弟合译《红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元，合同上注明千字2元(据《周作人回忆录》第201页)。在这前后，周树人还有一些著述和译文出版(后来收入《坟》和《鲁迅全集》中)。当时在上海，最好的大米“常白米”每担(100斤)4元左右，所以当时的1元(银元、或称大洋)折合现在的人民币50元左右。

　　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时期花费很多钱去买书。据统计，当时购买的德文书籍共127种，贵重的如《世界文学史》10元，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说《绞吏的绳索》5角。购书款占了周树人日常生活费用的最大比重。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周树人到了南京，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部里供应伙食，此外每月发30元津贴。由于政局变化，中华民国定都北京，4月，周树人北上，转任北京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佥事，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每月津贴60元。到二十年代，月薪逐步递增到300元，有时拖欠，但都能补发。然而他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不仅每月要向绍兴老家寄钱，还要向日本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一家寄钱。也就是说，他要供养六、七个人。

　　周作人携带日本妻子回国，他起初在绍兴中学教书，月薪50元，陆续增加到68元。1920年周作人到北京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开始月薪240元，增加到280元(后来还有兼职收入220元)。这时鲁迅月收入300—400元。此外稿酬也很可观，例如：1921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日本现代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每册1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酬千字5元(当时的最高稿酬)，共得1000元。

　　周家三兄弟和母亲、眷属、女工大约七、八口人，同住八道湾一个大四合院，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然而由于羽太信子掌握日常费用，挥霍过度，经常入不敷出。据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谈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妻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有600余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

　　例如，从《鲁迅日记》可见，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元，为期三个月，利息1分3厘(65元)，补足购房款；1920年5月，鲁迅借债400余元；1921年3月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又借债700余元。经常是还了老债，再借新债。这种债务，已成了鲁迅沉重的负担(参看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到1925年北洋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屡屡数月无拨款，政府再三拖欠薪金。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通缉进步分子，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北大教授林语堂应家乡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邀任文科主任，并致函聘请鲁迅为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一级，月薪400元。鲁迅不久又从厦门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27年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后，他接受国民政府“中央大学院”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一直到1931年底。加上北新书局的版税，和编辑《奔流》杂志的编辑费100元，以及在报刊发表杂文的稿酬等，1928—1930年间，鲁迅每月收入大约500元。开源节流，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1931年以后，月收入又有增加。

　　1933年，鲁迅总共收入10104元8角9分，月平均842元(其中12月份收入546元)。这时的物价，进口大米每磅大约1角钱，“上虞新茶”每斤1元，金牌香烟每条1元(每包1角钱)。依此换算，当时(1933)的国币1元相当于六十年后的人民币30元(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这样，鲁迅年收入相当于今天30多万人民币。

　　鲁迅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情况

　　1912年5月周树人乘火车来到北京，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住在宣武门外绍兴县馆，度过了整整八年“无日不处于忧患中”的孤独生活。

　　1919年，鲁迅(周树人)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个四合院，房价3500元，中介费173元，税款180元，接自来水管费115元(据《鲁迅日记》第3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为了这个新居花费4000元左右(大约折合1990年的人民币20万元)。这时，周氏兄弟月收入共600多元，房价相当于他们半年多的薪金。周树人从老家浙江省绍兴将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一起接来，年底二弟周作人一家又从日本探亲归来，在新居会合。

　　二十年代开始，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拖欠公职人员的薪金。教育部在1920年上半年拖欠了一个月的薪金，下半年则一拖几个月，直到年底才把9月份的薪金发全。1921年和1922年情况更糟糕，有时周树人一个月的薪金才到手8元，拖欠292元。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向长兄周树人(鲁迅)递交绝交信。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先借住砖塔胡同61号，月租金8元，另雇佣一个女工包吃住外每月付工资2—3元。到1924年5月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000元左右。至于房内的陈设，非常简朴，有9元买的铺板三床，和7元买的旧桌椅5件等。鲁迅欠下的债，一直到南下厦门广州以后才用他的讲课费(月薪400多元)还清。

　　1927年鲁迅四十七岁时，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先住在北四川路景云里23号，后来与弟弟周建人一家住进景云里17、18号，两楼两底。日常生活很简朴，“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许广平《景云深处吾家》)。

　　1930年5月，鲁迅又搬家到北川公寓的大楼内，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

　　1933年，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是一处相当高级的三层楼房。使用的仍然是原有的那套旧家具。当时底楼用折叠屏风隔成两间，里间当作餐厅，外间是一张瞿秋白离开上海时留下的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用作客厅。三楼是卧室，亭子间供女仆居住。二楼是客房。设备现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这是鲁迅一生中最稳定、富裕的时期，然而已到夕暮黄昏。

　　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一直居住到1936年10月19日病逝。

　　田汉的经济生活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花果园一个农家，家境贫寒。1912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免收学费。校长徐特立用自己的薪金替他买蚊帐，并且给他一个“购书折子”让他买书。

　　田汉幼年丧父。母亲把一床印花布被单和一件毛蓝布衫送进当铺换3块钱，又借债10元，在长沙北门外开个小茶店，养家糊口。

　　1916年田汉从长沙师范学校毕业。正好三舅父易梅园被任命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带着田汉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留学生公费每月36元，后来增加到40多元。1919年暑假田汉回老家，携表妹易漱瑜同赴东京留学，一年后结婚。1920年12月易梅园先生在长沙被军阀杀害。此后田汉夫妇断了外援，只能靠自己奋斗。

　　1922年9月，田汉留学日本六年后学成归国。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田汉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月薪100元；同时给书局职员上日语课程，业余写作、翻译。每月收入大约200多元。在哈同路民厚北里409号楼房安家，月租金约30元。他从长沙把母亲、岳母、弟弟、小姨等接来同住。由此田汉的家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茶室、饭铺、招待所，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艺术家的摇篮。有这样的特殊情况，每月开支200元以上，经常入不敷出，差额依靠田汉的稿费、版税补足。

　　1924年初，田汉和易漱瑜自费创办《南国半月刊》，这是中国戏剧史上长达八年的“南国艺术运动”的开端。1925年又办《南国特刊》。1926年4月成立“南国电影剧社”，以不到300元的资金，自编自导影片《到民间去》，终因经费不足而失败。

　　1927年秋，田汉被聘为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戏剧科主任为欧阳予倩、美术科主任为徐悲鸿)。共招收学生400多名，每人学费及伙食费20元，共得8000多元。然而原有负责人贪污公款被驱逐。学生们选举田汉为校长。学校房租等费用每月400多元，拖欠三个月。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田汉组织了“鱼龙会”，开创了“小剧场”运动。门票每张1元，共总收入1250元，维持了学校。接着，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基础上，田汉又自办“南国艺术学院”，组织50名学生到杭州旅行公演五天，开拓了杭州的话剧运动，并补充了经费。

　　1928年《中央日报》聘请田汉担任副刊《摩登》主编，每月编辑费300元，这成为南国艺术学院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后因《摩登》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宋美龄政治婚姻内幕的讽刺小说，田汉即被解职，南国艺术学院断了财源，被迫停办。接着两年内，田汉组织“南国社”先后几次在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无锡等地公演，推进了革命戏剧运动。公演的门票为6角至1元，经常爆满，以此收入作为“南国社”的经费。同时出版《南国月刊》。无论办刊物、办剧团、办学校，田汉都坚持了在野的民间性质：不依靠官(政府)，也不依靠商(财阀)，从而保持了独立精神。

　　田汉的收入究竟有多少，他自己从来不曾提起，也不屑计算。夏衍回忆说：“不管他写书、演戏、办杂志、搞剧团，甚至于请客吃饭，在他心目中从来不考虑到钱的问题。有了钱，比如一本书出版了，拿到一点版税，就大伙儿用；用完了，没钱了，就大家掏腰包，买大饼油条过日子。有人说他们是法国的波希米亚式的文人，有人说他们是原始共产主义者。”(夏衍《悼念田汉同志》)阳翰笙回忆说：“田汉精通日文，每天只要花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翻译，就可以从中华书局获得优厚的稿费，生活得好一些；可是宁可身上一文不名，跟大家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进步戏剧运动。”(阳翰笙《田汉同志所走过的道路》)郑亦秋回忆说：“每天他都是东奔西跑，搞联络、组织演出、排戏、写诗、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虽然那时他很有名气，写写文章就能得到许多稿酬，如果细心也可以积攒下不少钱来。可是，他天生的仗义疏财，口袋里经常是空空的。一旦他有了钱，不是倾囊帮助他人，就是交给演剧队充实大家的伙食。有时，为了给大家开伙食吃饭他甚至去典当。”(郑亦秋：《我的良师益友》)

　　从1931年起，田汉以“陈瑜”为化名创作了《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等四部电影剧本；1933年7月田汉和阳翰笙担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200元左右；又拍摄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等三部影片，和几百首歌词，其中有许多著名的电影插曲。

　　1935年春田汉被捕入狱，夏天在南京由徐悲鸿宗白华等保释出狱。此后一年多，田汉又在《新民报》发表剧本、评论、诗歌、散文40万字，共得稿酬1200元，以维持生活。但他不甘寂寞，在阳翰笙等同志协助下，发起成立“中国舞台协会”，组织了几轮大规模公演。为筹集1000元演剧经费，田汉曾向徐悲鸿借款600元。前两轮公演亏本，国民党中宣部表示愿意提供赞助，被田汉谢绝。他表示：“舞台上亏了本，自己从舞台上赚回来。”并将某官吏以个人名义赠送的300元全部送回。第三轮公演《复活》大受欢迎，连演十二场，场场客满，票价8角至1元，果然有了盈余。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田汉和阳翰笙离开南京。

　　顾颉刚的经济生活

　　顾颉刚，1893年5月生于江苏省苏州。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学生时代每月生活费20多元。当时北大学生包饭每月6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顾颉刚课余爱到戏园子听戏，到广和楼、中和园门票最贵是2角，到天乐园听梅兰芳一般只要1角钱，到广德楼听马连良、民乐园听白牡丹(后来的荀慧生)只要5分钱。他休学半年，几乎天天去听戏，对他一生影响很大。

　　1920年毕业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员，月薪50元。又帮助胡适之教授编书，每月补贴30元，共得80元。1922年因祖母去世返归苏州老家。不久顾颉刚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专任编辑，月薪100元。1924年回到北京，时年三十一岁，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月薪为100元；兼任孔德学校教员，月薪50元，共得150元。

　　1925年北京大学的财务非常困难，对教员薪金拖欠得很严重。本年1至7月顾颉刚的100元月薪，都拖欠半年以上，而8、9月的薪水，一直到1926年5月还没有全领到。同人生计艰难，纷纷另谋出路。这时北大教授林语堂应家乡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聘任文科主任，他就邀请顾颉刚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研究教授”，月薪400元。由助教一跃连升三级。后来到中山大学工作一段时间。

　　1929年9月，顾颉刚三十六岁时又回北平，在燕京大学就职，搬家到海淀成府蒋家胡同3号(后来就成为禹贡学会会址)；起初月薪290元，第二年增加到320元。同时，他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胡适之推荐)让他担任教授月薪450元的聘请，而把这个职务让给了钱穆。

　　1935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顾颉刚为历史组主任，月薪400元；他仍兼任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160元。

　　为了组织“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以及办各种事业，顾颉刚不仅多方活动、争取社会有关方面的赞助，并且经常捐献自己的薪金。如在1935年，顾颉刚每月收入610元(其中北平研究院全薪400元，燕京大学半薪160元，兼职北大讲师薪金50元)。他以50元捐献《禹贡》，又以160元支付出版物的绘图、印图费用。从1934至1936年禹贡学会总共收到捐款4324元，其中顾颉刚捐款1500元，占三分之一。

　　当时北平学术界流传一句话：“北京城(学术界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他们各拥有一班学者的队伍，好像形成三个学派。其实，胡适之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又掌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各自拥有雄厚的经费。然而顾颉刚除了自己的薪水以外，并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他竟然做成了“禹贡学会”的大事业，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一支学术力量，真不容易。这也跟他善于筹划经济有关。

　　1936年夏天，顾颉刚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为历史学系主任。开学后，他因每日往来于北平研究院与燕京大学之间，两地相距30里，所以购置一辆旧汽车，每月支付司机费20元。为了学术事业广为交流，花费汽油费上百元。此时迁居到北平城内西皇城根5号(附注：当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元)。

　　三十年代北平各大学争相聘请著名学者兼课、兼职，并且各支付全薪。

　　有些学者常兼任几个职务，月薪可以达到1500元左右。他们生活富有盈余，多用于购买房产等等。但是顾颉刚的兼职所得，完全用于学术事业和培养新人，自己毫无积蓄。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顾颉刚离开北平。1938年辗转来到重庆，担任中央政治部设计委员，月薪200元；又与生活书店签约，编写通俗读物，每月稿酬800元。收入甚丰。

　　1940年顾颉刚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时开始通货膨胀，生活与事业都发生困难。(以上参照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沈从文的经济生活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12月生于湖南省凤凰县。

　　1920年前后沈从文一家移居芷江县。他的母亲卖掉故乡的老屋，换得将近1000块银元，存入钱庄，交给沈从文经管。因经营不善，沈从文离开芷江前往常德县，住客栈每月花费10元(每天食宿费3角6分)，由大舅每月寄20元接济。当时他曾往桃源县找湘西武装部队贺龙，贺答应他每月9元的差遣费，但未果。不久沈从文在保靖地方部队当司书，衣食以外有月津贴6元。

　　1923年，他支取27元路费，途中又借到10元，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到了前门车站，身上仅剩7元6角。因为一时找不到职业，付不起学费进大学，所以在湖南同乡照顾下暂住学生公寓，勉强维持工读生活。这几年是他前半辈子生活最困苦的一段时期(虽然性质不同，但在艰难程度上可与后半辈子的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相比)。

　　1924年11月，沈从文给郁达夫写信请求援助。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的郁达夫亲临学生公寓，邀沈从文在饭馆进餐，餐费1元7角，郁达夫拿出5元结账，找回的3元3角全给了沈从文。此事令沈感激涕零。

　　1925年5月，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担任办事员，月薪20元。这是他来北京两年半以后首次找到的职业。后来，他又担任《现代评论》的发行员。

　　1925至1927年间，沈从文的文章陆续发表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刊载。三年内，他先后发表各类作品170篇。

　　这一时期，沈从文认识了《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他的女友丁玲。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当时追求的初步目标是每月20至30元的稿酬。

　　1926年他的文集《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1927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从此他以著文的稿费和版税谋生，成为职业作家。

　　1928年他来到上海，同时将母亲和妹妹接来同住。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三人联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每月编辑费有200元，各分得70元左右，另外还有稿酬。三人共同租赁上海市萨坡赛路204号楼房，胡、丁玲及其母住二楼，沈从文及其母、妹住三楼，月租金20元，水电费10元，加上伙食、衣物，每月开支100元左右。除了办刊物外，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

　　1929年1月，《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出版发行，维持了两年，以亏本而告终。

　　也在1929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讲师，月薪100元。他的学生张兆和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从此以后，他的经济状况好转，每月有保证的收入共计达到200元以上。

　　1931年秋，沈从文到山东大学任教，月薪100元。

　　1932年夏，他又到北平，和朱自清等人随同杨振声教授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学生基本读物，月薪待考。1933年9月至1935年9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每周二期；1935年9月以后扩大为每周四期，由他与萧乾合编，每月编辑费100元。这些钱他多半用来接济文学青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夫妇和两个幼儿(一个不满三岁，一个不满三月)分两路离开北平南下。

　　周扬的经济生活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7年11月(根据周扬子女提供的史料订正，原作1908年，不确)生于湖南省益阳县。

　　1922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十五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1935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元珠宝。

　　1928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

　　1929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100元。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50元。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1930年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从1930年一直到1935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元和珠宝，估计价值为1000元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80元。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1927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据夏衍回忆说：“1930年他(指周扬)只有二十二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据王作民回忆：1933年至1934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1934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1937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1935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所以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了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1936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7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20元钱，才解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50元。……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800元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好转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扬携苏灵扬及一岁的女儿，跟同周立波、艾思奇一行十二人从上海奔赴延安。

　　李金发的经济生活

　　李金发，原名淑良，1900年生于广东省梅县。父亲曾在毛里求斯岛当华工，积攒了一些财产归国，家道小康。有二十多间房屋，每年春秋两季各有300—400大洋收入；同时在外放债约有3000多元。

　　李金发六岁在家乡读蒙馆，每年学费3至5元。1917年到香港去学英文，从汕头到香港的船票3元5角；在香港住在一个木板房的客栈里，四人一间，每月食宿费10元。1919年从上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准备300元置装费和旅费。乘坐英国货轮统舱，条件恶劣，每人收费100元。到法国后进入巴黎南部的枫丹白露市立中学攻读法文，每月学费100法郎(合10块银元或国币)，同学有林凤眠等。后来在巴黎学习雕塑。一间简陋的房子月租150法郎(合10元国币)；一顿比较好的中餐5法郎(合5角钱)。1920年开始写诗，将《微雨》、《食客与凶年》寄回国内，但没有稿酬。

　　1925年6月回国。原由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聘请他担任雕刻讲师，月薪100元，但因招不到学生而作罢。孙科邀请李金发担任孙中山陵墓图案评判顾问，车马费100元；继而又设计孙中山胸像，月津贴200元。当时寄宿在法租界吕班路白俄家里，每月房租伙食费共75元。1927年曾在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授月薪200元，兼武昌美术学校雕刻指导，车马费50元。

　　1928年在南京担任大学院蔡元培院长秘书，月薪250元。不久便辞职，在上海爱文义路开办雕刻公司名叫“罗马工程处”，同时每周去杭州三天担任美专雕刻课程，月薪200元。但是他最大的收入还是制作铜像。为安徽军阀马某作铜像得2000元大洋，为上海名人李平书作铜像也收入2000元，又制作上海南京大戏院三十五英尺浮雕，得数千元。

　　1932年到广州美术学校，月薪200元。制作武廷芳侗像得到定金2万元，塑像完成后又得1万元。还制作了军阀邓铿铜像，得3万8千元。李金发这时非常富有，迁居到广州东山区竹丝岗一座大公馆，月租金125元。1934年全家到了南京，担任孙中山铜像复选委员，月津贴700元。又制作了几个蒋介石铜像，共得1千多元，不如在广州的雕刻收入多。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金发辗转经香港到达重庆，在外交部供职。此后脱离文化创作。

　　附录：

　　30年代电影演员的经济生活

　　30年代上海是东方电影艺术中心，影星云集。

　　现找到下述演员的经济生活资料：

　　(一)陈波儿。原名陈舜华，1907年7月生于广东省潮安县。

　　关于30年代上海电影明星的片酬情况，我查到了第一手史料：当时陈波儿留存的两份片酬合同。

　　1934年4月，陈波儿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5月签订了拍摄无声影片《青春线》的合同，期限为4个月，片酬300元。见证人张凤梧(阿英)、郑君平(郑伯奇)。

　　几乎同时，1934年5月，陈波儿又与电通公司签订了拍摄有声影片《桃李劫》的合同。约定从5月16日到8月15日，整整3个月期间参加影片《桃李劫》的拍摄工作，担任女主角，片酬300元。分两期支付：第一期150元在合同签订之日支付，第二期150元于全片完成后支付。合同介绍人司徒慧敏，证明人应云卫。

　　这一年10月29日，《现代演剧》杂志记者吴湄采访了陈波儿。记者问起：“陈小姐每月的生活费要多少？”回答说：“不到一百块吧。”

　　1934年，陈波儿不仅成功地主演了两部电影，还发表了23篇文章。稿酬为千字3元。因此，她每月收入超过200元。

　　我还查到了当时陈波儿留下的两份长期合同。

　　在1935年5月，电通公司与陈波儿签订了长期聘用合同，时限为2年。约定薪金如下：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5月，月薪140元；

　　从1936年6月到1937年5月，月薪160元。

　　但是电通影片公司于1935年底被迫结束。陈波儿转到明星公司二厂。1936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又和陈波儿签订了聘用合同。为期3年，从1936年6月1日起，到1938年5月31日为止。合同规定月薪为200元(一年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合同被迫中断)。

　　(二)艾霞。生于1913年。

　　她在30年代初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做普通演员，开始月薪只有30元。

　　1932年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主演，月薪由60元增加到100元。但到1934年初，艾霞自杀身亡。

　　(三)王莹。原名俞志华，1913年3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

　　生母早丧，幼年被继母卖为童养媳，出逃后被舅妈收养，改名王克勤。17岁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共地下党。

　　1932年王莹进入电影圈，首次在天一影片公司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然后转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铁板红泪录》、《同仇》。两年内积攒了将近1000元，于1934年3月赴日本东京留学，旅费100元，在日本每月生活费50元(合75日元)，一年后归国。

　　30年代中，我国许多青年从上海到日本去留学。当时上海是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日本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在上海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东京可以过上两个月。

　　(四)周璇。又名周小红，据说原籍江苏省常熟(一说常州)，在上海长大。生于1919年(一说1918或1920)。

　　1932年，大约13岁的周小红参加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因善唱歌，第二年演唱受欢迎，改用艺名周璇。“新月”刚成立的时候，大家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餐馆楼上，每天晚上睡地铺，吃大锅饭，生活很清苦。后来“新月”解散，周璇参加新华歌剧社，社址在巨泼来斯路美华里2号。

　　1935年，“新华”又解散了。周璇经丁悚和龚之方介绍，加入艺华影片公司担任配角，处女作是《花烛之夜》；一开始月薪50元。这个数字对当时的物价说来是不算少的(相当于90年代的1500—2500元)。

　　1937年初，主演《马路天使》获得空前成功。此后月薪提到200元以上，成为公司老板的摇钱树。

　　(五)蓝苹。即后来(到延安后)的江青；原名李云鹤，1914年3月生于山东省诸城。

　　1931年李云鹤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月薪30元。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第一个有关蓝苹收入状况的数字。当时李云鹤自留20元生活费，10元寄给老家的母亲。

　　1933年4月李到上海，寄居田汉家中。不久参加中国左翼戏剧联盟。

　　1934年5月，李云鹤跟着俞启威来到北平，在沙滩租了一间寓所，每月租金2元，生活费6元，非常贫困。

　　1935年初又回上海，以“蓝苹”为艺名，主演名剧《娜拉》。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月薪60元。(据1935年8月《民报》连载的《蓝苹访问记》)

　　(六)赵丹。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省肥城，1915年8月生于江苏省扬州，一年后随父母迁居江苏南通，在南通长大。父亲1928年春天以三千元开设了一座“新新大戏院”，共800个座位。放映电影(当时叫影戏)，每张门票1角5分，一场就收入120元。1930年春节聘请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社(有赵铭彝、郑君里、王莹等)前来公演，影响了赵凤翱走上艺术之路。

　　1930年秋天赵凤翱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2年因在美专主演《C夫人画像》一剧而被明星公司导演看中，在课余参加拍片，以“赵丹”为艺名；一开始月薪30元。1933年从美专毕业后成为明星公司基本演员，月薪60元。后来提为100元。

　　1936年因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获得成功，赵丹月薪提为200元。

　　1938年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由科长郑用之兼厂长。郑用之军衔是上校，月薪400元。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明星，月薪如下(法币)：

　　黎莉莉340元；舒绣文330元；

　　白杨320元；张瑞芳300元；

　　顾而已300元；魏鹤龄300元；

　　施超280元；谢添250元；

　　陈天国250元；吴茵230元；

　　杨露西120元；能辉100元；

　　秦怡60元。

　　影星们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是，到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国统区的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使得他们的收入大大贬值，从而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当局的强烈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