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和[圣经]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论语》和《圣经》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圣经》是世界第一畅销出版物，《论语》仅次于《圣经》排世界第二。 这两本妇孺皆知的书对世人产生巨大影响，从古至今，在思想、文化、经济、生活等等各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两本书是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经典。现在从文化这一具有历史永恒性的角度来探讨一番论语和圣经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先说《论语》，《论语》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语录体的书。《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必读书。《论语》共20篇，492章，内容涉及很广：哲学、政治、教育、文学、艺术乃至立身处世之道等。文字简短，精练质朴，含义很深，不少句子被人们当作格言而奉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用语录体记录的古籍。在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论语》是中国读书人的基础语言，并影响着全社会的思维结构。

讲到中国文化，都说中国文化是儒、道、佛三教合流。但 “儒”是不是教，但是就它对中国人的实际影响来说却不亚于教。而且这三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决不是三足鼎立的，儒家文化绝对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汉代开始，它就是无可争议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以儒家文化为骨干，儒家文化以儒家的十三部经书为体现。而十三经当中，《论语》又是惟一一部以记录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言行为主要内容的书。

从汉代开始，识字结束以后的必修课就是《论语》，无人不读《论语》。到了宋代，伟大的理学家朱熹花了半生的精力做了一部《四书集注》，元代后，科举考试作八股文就以《四书集注》为惟一的依据。科举是给国家选拔官员的考试，它惟一依据的书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课本，而是希望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影响从政者的思维结构。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把它背出来，它的语言就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基础语言。只要引用《论语》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听不懂，因此它的语词成为常用词、成为成语的概率就比其它的书要高得多。所以下到语言使用，上到政治思维结构，中国的读书人都无不受到《论语》的影响。

《论语》总字数不到一万六千字，其中我们现在仍在经常使用的成语、格言绝对超过100个。诸如：尽善尽美、见义勇为、不耻下问、无为而治、欲速则不达、四海之内皆兄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这些全部出自《论语》，书中语句成为成语、格言的比例之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

《论语》是以前中国人的“圣经”，由于第一是大家都熟读的，第二里面有很多好的句子，很多好的词语，所以成为很多人起名字时的第一选择。大专家、家喻户晓的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名字就是从“吾日三省吾身”里面来的。

《论语》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影响具有极大的稳固性和不可逆转性。就汉语而言,在封建社会中流行的许多词语,到了民国,就纷纷被淘汰,同时又出现许多表现民国新事物的词语。同样,解放以后,民国时期流行的许多词语又被淘汰了,出现许多表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词语。一种社会制度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后是如此,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阶段也是如此。《论语》中的词语不然,虽然随着历史的变迁有些也基本上不使用了,但是因其相当的数量都变成了汉语的基本词汇,特别是已成成语的部分。这就使它在历史的变迁中,相对来说具有极大的稳固性,其对中华民族语言的影响也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内部原因是《论语》语言本身具有很大的魅力,容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这种魅力至少有四个特点,即思想的深刻性,语言的精练性,说理的逻辑性,表达的通俗性。一、思想的深刻性表现在孔子对政治理想等许多方面的阐述。如孔子在答复子夏“问政”时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篇) 说得非常精辟,不仅对处理政事是箴言,对修养道德也是至理。孔子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篇) ,每一句都讲出了一个特征,很完整,也很实在,对人们的学习也是很好的勉励。二、语言的精练性指用很少的词语表达深刻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篇) 把一个人志向的坚定性表现得如此突出,只用了十三个字。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把君子与小人区分得如此清楚,只用了十个字。而“过犹不及”(“先进”篇) 仅四个字,就揭示了辩证法的精髓。思想深刻与内容丰富历来难以兼得，《论语》既能做到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又能作到语言精练,实属难能可贵。三、说理的逻辑性。正因为是简短的语录, 《论语》上的话,大都是结论性的,没有完整的推理过程,但人们都觉得很有道理(只很少一部分因看法不同而有争议)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认为它合乎事理的逻辑。子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 欲为“志士仁人”者,谁曰不然!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篇) 人生有远大目标者,又谁曰不然!《论语》上也有看起来推理性很强的段落。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篇) 这段话在修辞上用了顶针的手法,使推理一环套一环,逻辑非常严密。四、表达的通俗性。同样是经典, 《老子》的语言同其内容一样“玄之又玄”,莫测高深。《墨子》中有些篇章的语言更是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论语》用的是当时的白话,即使经历了两千多年,今天仍然不难看懂。由于表达的通俗,读起来有时还有亲切感。

外部原因亦有四个。一是儒家学派对孔子思想的宣传,使《论语》的语言连同其思想一起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二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论语》语言得到更大的推广。三是孔子在汉代以后得到统治阶级不断加封,由一个普通的学者一直封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地位到了被称为只未加冕的“素王”的显赫高度,使《论语》的语言更加普及。四是将《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经) 的主要内容,更使《论语》的语言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的底层。

总之，由于《论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而特殊的影响,会说汉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熏陶。语言是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与俗成,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自下而上,即从民间产生再由民间的认可进而得到知识阶层的认可。一是自上而下,即知识分子将从民间以及他人的作品中获得的语言连同自己的创造一起写进文章中,返回社会,再得到社会的认可。孔子的《论语》就是这样的。后来的知识分子对《论语》语言的宣传普及也是这样的。这后一种认可比起前一种来,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语言大师们对民族语言的贡献,正在这里。孔子就是这样一位影响广泛、深刻的语言大师。 《论语》的语言首先使有一定汉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推崇而且折服。这种推崇和折服,正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认同。通过他们的认同,再逐渐推广,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民族的认同。

关于《圣经》，我认为只有生活在西方文化下才能感受到基督教对于西方人深入骨髓的影响，所以没做过研究就没有过多的议论权。在文化方面，学者公认，西方文化的源头就是

被称为“两希文化”的希伯来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和希腊文化。可见圣经对西方文化之影响的深度。我简述以下数点。

文学方面：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都受了圣经的影响。圣经对文学的影响从加拿大谢大卫教授的话中可以看到：“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致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

艺术方面：欧洲文艺复兴的三大巨匠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大部分取材于圣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都是赫赫有名的艺术作品。

音乐方面：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记》、贝多芬的《橄榄山上的基督》、门德尔松的《以利亚》、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等名作都取材于圣经。

哲学方面：中世纪的哲学就是被学者称为“经院哲学”的基督教哲学。安瑟伦、托玛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阿伯拉尔等著名哲学家都是圣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