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神将"秦基伟

　　秦基伟（1914年-1997年），湖北红安人。参加过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大革命时期，历任红31军274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西路军总部四局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独立支队司令员、129师新编第11旅副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四兵团15军军长等职;建国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回国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4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97年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阅兵，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隆重的首都大阅兵。

　　28响礼炮鸣响后，一辆红旗敞篷轿车驶出天安门，越过金水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威严地站在阅兵车上，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迎上前去用一口地道的红安话报告：“军委主席，庆祝建国35周年受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指示。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因说不好普通话，秦基伟在阅兵前曾特意请人教他练习，但一开口，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了他最熟悉的语言。因这一口艰涩难懂的红安话，让侧立阅兵指挥车上的秦基伟受到更多人的注目。多年后，不少人对1984年国庆大阅兵的这一场景仍记忆犹新，同时对这位威风凛凛的“神将”有着更多的好奇。

　　“我秦某人打仗有两条枪，一挺机枪一把手枪，机枪是打敌人的，手枪是打逃兵的！”

　　著名纪实作家吴东峰在《开国将帅轶事》一书中，如此描述秦基伟：

　　据云：1961年3月，中央军委拟组建空降兵。军委从全军野战军中，筛选出1军、15军、20军、38军，交由空军挑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毫不犹豫地圈定了15军。有人不解：“1军、20军、38军均为原一野、三野、四野之主力，均为红军部队所组建，均是能征善战的一流部队;而15军则较为年轻……”将军对曰：“15军生气勃勃，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

　　15军首任军长，秦基伟是也。

　　秦基伟身躯伟岸，浓眉赭面。幼年顽皮、捣蛋，好斗亦好胜。玩“占山为王”游戏，或仿三国刘、关、张结义，自封“关云长”;或仿水浒一百单八将，自封“大刀关胜”。

　　秦基伟1929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曾任手枪营2连连长、警卫团团长。他回忆道：当时警卫团为总部首长贴身部队，团长外出常有一骑兵班相随，每人一长一短两支枪，后背插一把大刀，短枪挂红穗子，大刀挂红飘带，漂亮扎眼，跑起来迎风招展，比后来当军区司令员、国防部长还威风。

　　秦基伟在作前战动员时说道：“我秦某人打仗有两条枪，一挺机枪一把手枪，机枪是打敌人的，手枪是打逃兵的！”众官兵闻之悚然。

　　1933年某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为所属各团配备一部电话。他初见电话，不知为何怪物;铃声响，竟手足无措;接听时闻有人声，疑惑不解。此时，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电话中命其率部至某地执行任务。秦基伟接完电话后，恐有诈，急策马飞奔三十里，至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郑义斋见之，大惊，问：“你不是走了，怎么又来了？”秦基伟答道：“那玩意儿我信不过，我得听你当面交代。"郑义斋闻之大笑。

　　秦基伟言及此事时笑道：“电话事件虽是一个笑话，但它使我认识到，不加强学习，闹笑话事小，延误战机娄子可就捅大了。”当时，秦基伟任四方面军警卫团团长。

　　八路军老战士朱霖回忆道：秦基伟，湖北口音重，言日本为“嗷本”;宋洁涵东北人，言日本为“意本”。某日，开大会，呼口号，秦基伟喊：“打倒嗷本帝国主义！”宋洁涵喊：“打倒意本帝国主义！”某大娘问朱霖：“到底要打倒一本帝国主义还是二本帝国主义？”

　　向守志将军回忆道：淮海战役中某日，至纵队前指，见秦基伟蹲野战工事中读书，近视之，知其正读《孙子兵法》。正值敌机飞掠而至，轰炸声不绝于耳，秦基伟则聚精会神，若无其事。秦基伟回忆录载，淮海战役期间，他于野战工事中抽空通读三遍《孙子兵法》，第一遍认生字，第二遍解大意，第三遍悟其道。

　　崔建功将军告诉我：秦基伟好胜亦好学。15军进步快，战斗力强，与秦基伟好学密不可分。他见谁好就跟谁学。成立纵队时，号召部队向三纵、四纵学习;新式整军时，派干部前往华野陈（士榘）唐（亮）兵团学习;南下广东，向四野学习城管和群众工作经验，连待人接物、礼节礼貌均列入学习范围;抗美援朝时提出向先期入朝的部队学习。15军在太行山善游击战，过黄河后善大兵团作战，打淮海善平原阵地攻坚，西南剿匪，学会了反游击战。

　　崔建功将军说：秦基伟能打、善学、会玩。上山打猎，开车兜风，打扑克，下象棋，样样都会。当支队长玩迫击炮，当分区司令玩照相机，当纵队司令玩汽车，当军长玩无线电，在上甘岭战斗中玩“喀秋莎”。秦基伟认为：“好玩也就是好学，学习新鲜的东西。”

　　解放郑州后某日晚，秦基伟穿便衣赴中原大剧院看豫剧。恰遇邓小平政委打电话找他，邓小平闻之火起，次日通报全中原野战军批评。秦基伟晚年忆此事曰：“小平同志善抓苗头，一抓一个准，矫枉必过正，敲山可震虎，我心服口服。”

　　1949年3月，秦基伟率15军为二野渡江先遣军，先期向长江北岸跃进。其时阴雨连绵，部队于雨中浇、泥中滚，长驱一千五百里，历时二十三日。为鼓舞士气，减少疲劳，他弃马与士兵同行，并帮士兵扛机枪。当时，行军队伍中立时传开两句口令：“向前传，军长扛机枪！”“向后传，军长扛机枪！”全军上下一片沸腾，无不奋然前行。

　　秦基伟夫人唐贤美说：秦基伟喜打篮球，年轻时闻打篮球声即坐立不安，心痒手痒。建国初，秦基伟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曾组织军区领导与女话务兵赛篮球。后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即给体工队下死命令：全军比赛一定要拿到名次。为此，他早起即到体工队，高喊：“抓懒汉了！抓懒汉了！”晚上散步常到篮球场双手叉腰“督战”。在那一年的全军运动会上，成都军区篮球队首次获得第三名，秦基伟大喜，组织军区常委至机场列队迎接。“文革”期间，秦基伟下放到湖南汉寿县西湖农场“监督劳动”，早上打着电筒出工，晚上打着电筒收工，曾一日挑大粪三十二担。他拜老农为师，悉心钻研种植技术，曾种植出37斤重的大冬瓜，一时传为佳话。 　　“我死也不离开红军”

　　秦基伟参加红军时就立下誓言：“跟着共产党，永远干革命。”从这以后，无论战斗多么危险、环境多么艰苦，无论是身负重伤、身陷囹圄，还是受到冤屈、遭到迫害，他的革命意志从没有动摇过：“既然参加革命，就要革命到底。”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开始西征转移。部队要转移，伤员太多随队走的话很困难，只能就地安置。当时，担任连长的秦基伟右臂受了伤，一发子弹打在他的手臂动脉上，伤及骨头。部队出发前，上级首长去看望秦基伟，发给他两块大洋。秦基伟等大部队出发后，就悄悄地远远尾随部队，跟了很长一段距离后，觉得即使被发现了也不会被撵回去，他才贴近些跟着走。宿营时，他在一边等大部队吃完饭后，过去帮助炊事班收拾锅碗瓢盆，有什么剩菜剩饭就吃一点儿。

　　当时，手臂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伤口化脓，发出阵阵臭味，里面又长蛆，疼得不得了：秦基伟便解开绷带，让脓流出来，把伤口里的蛆弄掉，再用脏的绷带缠上。就这样跟了一个多月后，秦基伟被部队领导发现了。上级见他伤势严重，在部队行至陕西境内时，想把他留在一座寺庙里养伤。秦基伟当即提出：“我死也不离开红军！我是胳膊负了伤，不是腿负了伤，我知道部队转移作战，伤员对部队来说是包袱，但我绝不给部队添麻烦。请首长放心，我一不要担架，二不要牲口，只要求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就是爬我也要爬过秦岭去！”部队首长被他的顽强精神所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派了一名小通信员一路照顾他。

　　小战士随身带着一袋盐，一路帮秦基伟用盐水洗伤口消毒。就这样，他和战士们一样，身着单衣，脚蹬草鞋，攀越冰峰雪岭。寒冷、饥饿、疲劳和伤痛一起困扰着他。疼痛有时使他几乎晕倒，可他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行军，硬是爬过了9座海拔两三千米的大山，越过秦岭，进入四川。抵达通江时，秦基伟因为治疗不及时整个胳膊大面积溃烂，人也骨瘦如柴。后来，他的伤虽被治愈，但胳膊溃烂的地方再也长不齐，一直都残缺不全。

　　秦基伟康复后，被分配到红江县（今四川通江县平溪区），指挥县独立团及其他武装。此后又调任31军92师274团团长。

　　1935年春，张国焘搞起了“肃反扩大化”，秦基伟蒙受不白之冤，被免去团长职务。秦基伟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我调来（274团）没多长时间，一仗都没打过，又把我调走了。这次是张国焘亲自接见，搞得我很紧张。当时张国焘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么大个人物亲自跟一个小团长谈话，非同小可。表面上看，张国焘还是很和蔼的，问这问那，家庭状况、参军后的经历、对党的认识，等等。实际上，这就是审查。那时候，四川在肃反，不知道是谁检举了我。张国焘找我谈完话，我就被调出了274团，到总部当参谋。他也没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的团长拿下了;我也没想到要去问个明白。干革命不在乎当官。”

　　1936年冬，西路军失败后，秦基伟率领一支小分队进入甘肃、青海边界的祁连山打游击。一次战斗中，因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秦基伟和几位战友秘密组织党支部。党员们相互约定：“要千方百计找机会逃跑，跑出去继续闹革命。如果敌人要杀害我们，我们就一起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绝不当孬种。”

　　1937年6月，在国民党军队将他们从兰州押送西安途中，秦基伟和其他几十名难友，趁敌不备，分散逃入山林。而后，他历尽艰险赶到黄河边，找到了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秦基伟为此感到庆幸，他常说：“只要能让我干革命，当红军，干什么工作都行。”

　　“秦大刀”：

　　“把脑袋掖在裤腰上”

　　秦基伟幼时就特别喜欢习武，伯父送给他一把大刀，虽然锈迹斑斑，但他还是爱不释手。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悄悄跑到村口的那棵大榕树下练刀。久而久之，他的刀法越来越好。在战争岁月中，秦基伟因善使大刀，屡立奇功。

　　1931年，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秦基伟在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手枪营任2连连长。战役打得异常艰苦，敌我双方在黄安县城郊的嶂山展开了白刃战，阵地几经易手，情况十分严峻。红11师同敌人混战在一起，师长王树声把师直手枪队和通讯队也组织上阵，同国民党军拼上了刺刀。

　　秦基伟看着其他部队在前线打得热火朝天，可自己的部队却背着枪提着大刀奉命守护总部，情急之下，竟一脚踹开了营长的门，连声请战：“这个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连队要打仗！”营长拗不过秦基伟，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条件是：“打仗可以，连队留下，枪也留下，你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希望秦基伟知难而退。谁知，秦基伟一腔热血，竟真的提着大刀，只身冲上前线，一仗下来，用大刀结果了好几个敌人。事后，营长拍着秦基伟的肩膀说：“不错，以后就封你为‘秦大刀’！"从此，“秦大刀”的威名在军中盛传。

　　1983年，秦基伟在接受采访时，谈起那场战斗的情形：“哎呀，那时候急得要死哟，外面打得热火朝天，可我们手枪营却憋着不能动弹。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呀，手枪营平时跟着总部首长，方方面面都比其他部队优越。可是打起仗来你也得优越呀，上面发的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一把红带飘飘的大刀，可不是为了摆样子好看的，关键时候不见血，还不如烧火棍。当了兵要是打不上仗，还不如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秦基伟所在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教导团。10月，秦基伟受命以“游击战教官”身份乘火车只身前往山西太谷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在火车上，一群参加抗日的青年学生围住了他，请他谈一谈抗日的决心。秦基伟用一口浓重的红安县方言说道：“我们这些人，向来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打白军尚且不含糊，打日本侵略军就更不在话下了。不错，日本侵略军家伙好，枪准炮猛车马快，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但是，咱们有个说法，胆小的怕胆大的，劲小的怕劲大的，无论是胆大的还是劲大的，都怕不要命的。此次出征，我们抱着必死决心，跟日本人作战，只有勇往直前之态，断无孬种后退之理。民众尽可放心，只要有八路军在，就没有日本鬼子逞凶的机会。”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秦基伟就组织了300余名爱国青年，亲率“大刀队”攻下太谷县城，夺步枪17支，打出了“太谷抗日游击队”的旗号。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太谷抗日游击队”与另外两支游击队合编成一个“独立支队”，直接受129师领导。秦基伟当司令员，赖际发当政委，对外称“秦赖支队”。这是129师在太行山上正式建立起来的第一支抗日游击武装。1938年春，“秦赖支队”发展到5000余人，在17个县内建立了拥有百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威震晋中。

　　此时，日军占领了太原，对附近地区不断地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在扫荡祁县阀漫村时，就杀害村民23名，奸污妇女40多人。不久，日军占领平遥县城，竟屠杀1000多人，紧接着就在太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二一八惨案”。噩耗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在“秦赖支队”引起了极大震动，秦基伟怒火中烧：“太行山下八路军‘秦赖支队’早已家喻户晓，岂容日寇放肆！”然而日军势大，拥有精良装备的国民党军尚且挡不住鬼子的进攻，因此，秦基伟提出“打！但要智取”。

　　1938年4月2日晚，秦基伟亲率“大刀队”，配合10个县的军民行动，一夜间斩首100多个汉奸，并在所有被杀汉奸尸体上贴标语：“凡给日军通风报信带路者均同此下场！”接着，在秦基伟辖区内，70余个日伪据点均遭袭击，260多名汉奸被杀，日军也死伤惨重。此招一出，把敌占区搅得一片恐慌，汉奸吓破了胆，再也不敢出门。

　　从1937年至1947年的10年间，秦基伟一直战斗在太行地区。有人问，战争年代最深的体会是什么？秦基伟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几十年来，他就是凭着这股热情投身到血与火的战斗中。

　　“带兵要爱兵与从严治军是

　　一致的”

　　秦基伟的青春年华都是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度过的。战争的残酷使他切身体会到从严治军的重要性。他说：“严才能出战斗力，严才能出过硬的作风，严才能出人才。治军不严，部队松松垮垮，平时问题多，战时作风就不能过硬。”

　　带兵打仗，最能检验一支部队的官兵关系和一个军人的带兵能力。秦基伟认为，要带好兵，首先必须爱兵如子，带兵者爱兵与从严治军是一致的，“慈不掌兵”与“慈能掌兵”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从严治军是我们的一条基本原则，要真正做到这一条，必须以爱兵为基础。”

　　战争年代，秦基伟虽然成天叉着腰，一副威严的样子，但他非常关心战士们的生活，不仅训练打仗要操心，衣食住行也要管。行军走累了，脚打泡了，秦基伟就烧热水给他们烫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挑泡。他历来强调不准丢下一个伤员。行军时，他把牲口让给有病的战士骑，亲自帮体弱的战士扛机关枪，还带头领唱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平时，他要求尽可能把伙食搞好，让战士休息好，每次下部队，他都要到厨房、养猪房查看。

　　秦基伟任纵队司令员时，纵队战士都是北方人。部队南下后，主食由小麦、棒子变成了大米。由于炊事员不会做米饭，做出的饭下面煳，上面生，北方战士本来就不习惯吃大米，吃了这种夹生饭又拉肚子，这直接影响到战士的情绪。秦基伟便亲自给大家焖饭，他这个湖北人焖出的饭软硬适度，战士们吃得很香，连锅巴都吃光了。

　　“文革”期间，秦基伟在湖南洞庭湖畔部队农场监护劳动时，与他同宿舍的一名小战士不会料理生活。钉领章、缝被子、补衣服，样样都是秦基伟手把手地教他。一次，这个战士干活时一不小心掉到了粪坑里，寒冬腊月，秦基伟替他在冰水中洗净衣服。后来，秦基伟的长子秦卫江去农场看望父亲，这名战士动情地对他说：“你爸爸处处照顾我，就像我的亲爹。”

　　秦基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有一个星期天，乘车路过某部队训练场时，看见战士们正在训练，他立即叫停车，亲自下去了解情况，班长报告说：“是连里让我们加班训练的。”秦基伟听后马上找到这个团的团长，批评这个连不注意战士们的休息，他说：“平时训练紧张，星期天战士要洗衣服、洗澡、写家信、看书，也要休息，一定要给战士做这些事的时间，千万不要搞疲劳战术。”

　　还有一次，秦基伟得知某部连续发生打骂战士事件，十分生气，立即召开了全军区电话会议，要求立即制止这种军阀行为。他在会上说：“老百姓把他们的子女交给我们，我们要对老百姓负责。干部与战士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们只有关心、爱护、教育和帮助战士的责任，打骂他们，这叫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带兵、爱兵一定要知兵，这是秦基伟几十年来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的一条重要原则。他要求干部要做到“四个知道、一个跟上”：班长对战士，第一个是要随时知道战士在哪里，第二个是随时知道战士在干什么，第三个是随时知道战士在想什么，第四个是随时知道战士需要什么。而后，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要跟上去。

　　发誓要“抬着棺材上上甘岭”

　　1986年8月的一天，一架云雀式直升机从平壤直飞上甘岭。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在飞机上感慨万分。他就是当年上甘岭战役的前线指挥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当登上597.9高地时，秦基伟感慨地说：“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打得最残酷的战役。我永远忘不了那些献身上甘岭的英雄们，他们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看到一批批志愿军出国作战，秦基伟坐不住了。29日，经过渡江战役、两广战役、大西南剿匪后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秦基伟赶至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会议，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1951年3月底，秦基伟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

　　1952年3月，第15军奉命接替第26军的防线，在朝鲜中线的平康、金化、淮阳地区组织阵地防御。这是一项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艰巨任务，用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话说：“中国军队控制的铁三角（铁原、平康、金化三郡的简称），是联合国军的心头大患。”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时30分，范佛里特通过美联社驻汉城记者向全世界宣布：“金化攻势开始了（指上甘岭攻势）！”半个小时后，美第8集团军第7师和配属的韩2师的16个炮兵营的300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向上甘岭597.9和537.7高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枚。我军表面工事几乎全部被毁。 　　炮击和空袭后，美第7师在坦克的掩护下，以4个营加4个连的兵力，分6路向537.7和597.9高地发起了疯狂进攻。秦基伟指挥部队拼死抵抗，先后击退敌人从排到营的30余次冲击。许多战士将枪管打红了，无水降温，用尿代替。最后，两个高地的弹药用尽，战士们才退入坑道内，继续开展坑道战斗。

　　战斗异常惨烈。七天七夜，坐镇道德洞指挥的秦基伟从未睡过。面对不断传来的部队伤亡巨大的消息，他对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说：“告诉同志们，15军的男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的胜利，15军打光了也算不上什么。请告诉部队，打到最后一个人，我秦基伟上去守阵地！”他这誓言般的声音，很快传遍了上甘岭，传到了15军每个指战员的耳中，成为鼓舞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号角。

　　上甘岭战役进入白热化，双方都杀红了眼。秦基伟发誓要“抬着棺材上上甘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扬言，不管处境多么尴尬和困难，也要把“这场残酷的、保全面子的攻击”打下去！双方继续增兵。一时间，10万大军云集上甘岭，战斗规模迅速发展成战役规模。

　　美韩军队先后共投入17个营的兵力，伤亡已逾7000之众。据美国一位随军记者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秦基伟十分清楚，他投入的兵力比美韩军队的少，因此伤亡的比例更大。部队转入坑道斗争后，面对敌人截断水源、施放毒气和烟熏火烧，面对坑道越炸越短、伤员和烈士遗体越来越多、饮食生活越来越艰难的情况，指战员们忍受着极大的困苦。

　　影片《上甘岭》对此做了艺术的再现，真实情况也是如此。被轰炸后的上甘岭成了一片焦土，岩石都成了粉末，有的战士被震得耳朵流血而亡。许多坑道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块饼干，许多人喝不到一滴水，只好喝尿来解除难忍的干渴，官兵们还乐观地称之为“光荣茶”。由于医疗条件差，许多伤员牺牲在坑道中。有一个坑道，十多名战士直到饿死，还端着冲锋枪守在坑道口……

　　秦基伟在战斗日记中写道：“15军发扬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一人舍命，十人难挡。许多连队打光了，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仍然坚持战斗，战士们是多么可爱，多么可敬。”

　　几天后，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给秦基伟打来电话：“老秦，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有两条路：一是顶着打下去，二是退一步再说，由你选择。"秦基伟说：“你信不过15军吗？为什么不打？从这十来天的形势看，范佛里特的底气不过如此，我的意见是坚决打下去！”他很清楚，放弃两个高地，虽然可以为15军保存实力，但志愿军中部防线很可能崩溃。

　　秦基伟有个独特的理论是：“老子困难，范佛里特更困难，顶住就是胜利！”

　　10月25日，15军召开军党委会议。秦基伟指出：“目前，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这是15军的光荣！15军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咬着牙再挺一挺，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上甘岭打胜了，能把美军士气打下一大截。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更困难的时候，接下来与敌人较量的就是胆魄和意志。上甘岭战斗要坚决打下去！我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比这个狠劲、凶劲！像15军这样的部队有的是，但是上甘岭只有一个，战至一兵一卒也一定要守住阵地，婆娘娃娃一起上，血战到底！”

　　他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场只有这里打，拖住敌人，可以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更有力的态势。另外就是我们伤亡大，敌人伤亡更大，我们困难敌人也困难，这时候就是要拼这股狠劲，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再有我们背靠祖国，可以补充，敌人补充不起。”

　　会议最终决定，一线部队继续坚持战斗，阻止敌人扩张，争取时间。全军迅速调整作战部署，做好决定性反击准备。

　　此时，板门店谈判正在进行，上甘岭战役的成败决定着谈判结果。谁的部队在上甘岭打得硬，谈判桌上谁的腰杆就硬，讲话底气就足。秦基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向志愿军司令部保证：“请各级首长和毛主席放心，请全国人民放心，15军只要还有一个人，上甘岭的战斗就要打下去。”

　　10月30日，在秦基伟的指挥下，总反击开始。秦基伟指挥15军配属的31师炮兵、步兵密切配合，全歼占领597.9高地的美军4个连，收复了该高地表面阵地。11月11日，15军炮兵和步兵密切配合，全歼占领537.7高地的韩军一个营，收复了该高地表面阵地。此后，与敌军反复争夺五昼夜，至11月15日，夺回全部阵地。

　　11月16日，美联社悲哀地宣布：“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是打败了。”11月25日，“联合国军”已无力再发动进攻，其“金化攻势”被我军彻底粉碎。

　　11月26日，15军司令部发布上甘岭战役战绩公报：“在43天的战斗中，我打退敌排以上进攻900余次，与敌进行大规模争夺战29次，以11529人的伤亡代价，毙、伤、俘敌25498人，敌军所谓‘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以彻底失败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民沸腾了。12月16日，毛泽东发表论朝鲜战争局势及其特点的讲话，高度评价了上甘岭战役。此战役，秦基伟率领全军顶住了“世界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火力攻击”，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光辉范例。

　　1953年6月16日，秦基伟回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他。秦基伟跟随毛泽东打了几十年的仗，但面见毛泽东还是第一次。秦基伟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他永生难忘的时刻。

　　毛泽东说：“上甘岭打得很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

　　毛泽东掰着手指头继续说：“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来，打了8次大的战争，其中有3次发生在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打的第一次败仗，吃了亏。”

　　在与毛泽东的亲切交谈中，秦基伟已经不再拘束，向毛泽东介绍说：“我们开始没想到敌人会在上甘岭投入这么多的兵力，敌人也没想到投入这么多的兵力也没能拿下上甘岭。范佛里特开始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以为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就可以拿下上甘岭。” 　　“牛好吹，戏难唱哟！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时，不是吹要在圣诞节前饮马鸭绿江，让美国士兵回国吗？南朝鲜李承晚他们也说‘战争一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境’;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吹嘘3个月可以灭亡中华民族，结果呢？蒋介石打内战，陈诚也吹过牛，说什么‘在军事上对付中共，3至5个月便能解决问题’，结果还是打输了。”毛泽东一口气把美国、南朝鲜、日本、蒋介石进行了类比。

　　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战争是吹不得牛的。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逻辑发展嘛！”他意犹未尽，接着说：“现在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打得赢已解决了，守得住也解决了。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上甘岭防线没有被攻破，这是奇迹。”

　　后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指着秦基伟对他们介绍说：“15军军长秦基伟，在太行山当过司令。现在又是上甘岭的英雄。”

　　刘少奇握住秦基伟的手说：“上甘岭开创了一个世界纪录！”

　　周恩来说：“你们打得很苦，很顽强，打得很出色。上甘岭战役，是朝鲜战争中又一次重要战役，是军事史上的奇观。”

　　毛泽东笑着对秦基伟说：“你们打得好，我要有表示。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那就请你吸烟吧！”

　　秦基伟的手下意识地伸向烟盒。但他没有拿烟，而是将烟盒顺势向毛泽东那边稍稍推了推：“主席，我不会吸烟。”秦基伟破天荒地说了一句谎言，而且是在毛泽东面前说了谎。事后，秦基伟说：“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大合适。但是，说假话是要尝苦头的。当时，我一天没有两包烟是不行的，可是已经说过不抽了，再不敢翻案了。心里暗暗叫苦啊！”秦基伟受毛泽东接见回来后，警卫员给他端茶递烟，他只喝茶不抽烟。看到警卫员不解，他主动说：“我在主席面前讲过‘不会抽烟’，怎么能够言而无信呢？”从此以后，秦基伟再没有抽过一支烟。

　　秦基伟起身告辞时，毛泽东将秦基伟送到门口，说：“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中国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边防线长，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斗争情况复杂。你年轻力壮，到任后要多下去，熟悉地形，了解部属，把边防建设好，把大门守好。”

　　1953年7月，秦基伟到云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1955年4月，云南军区改称昆明军区，秦基伟改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9月，秦基伟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月，昆明军区司令员谢富治调中央工作，秦基伟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是全军177名中将中首位就任大军区正职者。

　　1966年，那场席卷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秦基伟成了大军区一级将领中最早下台的人。他被冠以“保皇派”“走资派”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被下放到湖南省汉寿县西湖农场劳改。

　　1973年4月，秦基伟被接回北京。7月初，恢复工作，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1975年10月，调任北京军区任第二政委、党委书记。一年后，“四人帮”覆灭，他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这以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他深得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信任和倚重。

　　1981年，受中央军委委托，秦基伟成功地组织了著名的华北实兵实弹战役大演习。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秦基伟担任了阅兵总指挥，陪同邓小平检阅受阅部队。1988年4月，晋升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7年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根据秦基伟生前遗愿，经中共中央批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秦基伟出生入死，历经磨难。但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活着干，死了算，革命到底的初衷，始终没有变;我不甘落后，积极进取的精神始终没有变。靠着这两点，我在革命道路上磕磕绊绊地走了半个多世纪，勉强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这是秦基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军人本色的真实写照。

　　儿女们

　　秦基伟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参加英模报告团在全国各地作巡回报告。在四川举行报告会时，经人介绍，他认识了西南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唐贤美，后结为终生伴侣，生育了三个孩子：女儿秦畹江、长子秦卫江、次子秦天。孩子们长大后，也像父亲一样穿上了军装。除秦畹江已经退役外，秦卫江和秦天至今还在部队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2015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军队进行了一轮高级将领调整，国防大学科研部原部长秦天升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随着秦天的调升，他与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哥哥秦卫江一起，成为现役将领中唯一同时担任副大军区级领导职务的“兄弟档”。

　　秦畹江：父亲一生对共产党、毛主席保持高度的忠诚

　　1994年11月16日，秦基伟八十大寿，家人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生日聚会。孩子们在聚会上向父亲倾诉心声：“对祖国，您是忠臣，是战将。对儿女，您是慈父，是严师。您有一身铮铮铁骨，但也心怀寸寸柔肠。在我们的身上，您倾注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无限深情与厚爱。您给了我们生命，同时也给我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始终感染我们和教育我们的是您正直无私的品德，是您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与对同志对亲人的温情。亲爱的父亲，您也许想象不出您在我们心中的神圣和在我们感情世界里无法言喻的分量。亲爱的父亲，我们深深地爱您！”

　　2003年，秦畹江接受山东电视台的采访，讲述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记者：您父母的认识和结合很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您父亲是闻名全国的英雄，您母亲当时从华西大学毕业不久，在西南公安局工作。当时俩人条件有差距，革命资历、文化水平都相差较大，您父亲也比您母亲大十几岁，他们结婚后幸福吗？

　　秦畹江：他们结婚后非常恩爱，互敬互爱是他们的基础，两个人正好互补。外婆开始不同意，后来知道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又见了人，觉得不错，慢慢地就同意了，父亲对外婆一直很好。 　　记者：1969年秋天，根据林彪的“一号命令”，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将军和很多老同志被疏散到外地去接受监督、劳动，一直到1973年才恢复工作。您当时才15岁，在城市长大，和父亲一起到了荒僻的农村，一定不适应吧？

　　秦畹江：我们到了湖南汉寿县的一个部队农场，在洞庭湖的西湖，原来是劳改农场。当时一看，心都凉了，完全是荒野，荒芜一片，土坯房上面全是稻草，破旧不堪。一下雨土路上全是稀泥，根本无法走路。我刚去还哭鼻子了，父亲说：“没关系，慢慢就习惯了。”

　　父亲那时已50多岁，战士们干什么他干什么，犁田、平田、插秧、收水稻、种菜。父亲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把我放在一个新的岗位上，我是农民出身，我也会干农活，我应该干好自己的工作。”

　　条件那么苦，但父亲并没有愁眉不展，每天劳动时和战士有说有笑。一开始战士们不了解他，以为他是坏人，慢慢地觉得这老头特别好，就喜欢上他了。那段日子里，父亲被战士们亲切地叫做“老秦”。

　　记者：您父亲作为高级将领，可以说久经考验，但是像这样的境遇，可能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吧？

　　秦畹江：我们最担心的是他受不了，但是他说他坚信：他没有问题，没有做过坏事;他坚信党和毛主席，坚信中央军委，他的问题一定能明了，一定能恢复他共产党人、共产党员的荣誉。但我也能感到他精神上的压力，当时有一班民航飞机每天从这里飞过去，阳光照射下机翼非常清楚，他就每天望着，想这是不是来接他的，他的问题是不是搞清楚了。能在那种情况下保持高度的忠诚，是他的信念在起作用。

　　有一次他摔伤了，右肩肿起来，手不能动，卫生所的医生建议他去更好的医院治疗，报告打上去十几天没批准。父亲很生气，说：“战争年代我们对俘虏也没这样！”后来不得已才把他送到长沙野战医院去治疗。因为已经耽误了最佳治疗期，受伤部位的肌肉和神经已经产生了粘连，恢复很困难，手只能抬到很低的高度，不能再往上抬。当时说只能这样了，以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

　　父亲想：“我不能这么残废了，我的问题还没有作结论，我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好为党工作。不就是粘连吗？一定能拉开。”他每天想办法把手往上抬，抬到不能再抬的程度，在墙上相应的高度用铅笔画一个记号。然后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明天和后天一定要比今天的高。经过长达三个多月的锻炼，父亲硬是把粘连的部位拉开了，疼得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把被医生判为残疾的胳膊恢复了。

　　父亲曾对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的事情总有一天要水落石出。”他坚定着这个信念。后来果然应了他的话。

　　记者：您父亲12岁时成了孤儿，13岁就参加了黄麻起义，15岁加入红军，从此一直过着军旅生活。人们说工农干部比较粗犷，您父亲是不是也是一心放在工作上，对家庭的事情不太关心？他对您母亲体贴吗？

　　秦畹江：父亲对母亲非常体贴。从我们懂事的时候，每年“三八”妇女节，父亲都要下厨给母亲做一两个拿手的菜。父亲做饭很好吃，陈老总（陈毅）有一次说：“你做的这个汤太好吃了，应该上国宴。”他如果不在家，就打电话回来祝贺节日，叮嘱厨房做两个好菜，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很不容易。

　　我们经常开家庭晚会，父亲表演节目。他对我们政治上、工作上要求很严，但我们的生活环境非常温馨，有一种暖意融融的家庭氛围。父亲干什么都特别认真，哪怕是玩，下象棋他也从不服输。有时候也喜欢打牌，他和母亲一组，他们老赢，大家就特别奇怪，他们怎么配合得那么默契。后来才知道，他们定了暗号，谁拿到大王，就说“糟糕”，拿到小王，就说“真糟糕”，只要一说“糟糕”“真糟糕”，对方就知道有没有大小王在手，打得很默契，就成了常胜将军。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父亲不爱看电影，但母亲特别喜欢看，有时候父亲很累，想休息，但只要母亲说“电影很好，咱们去吧”，就去了。进了电影院父亲很可能就睡着了，但他从来没有怨言，从来都不会说累。

　　母亲特别怕风，因为三叉神经疼，不能吹空调。父亲又特别怕热，但只要母亲在家，再热父亲也不开空调，就拿着大蒲扇不停地摇。父亲起床早，母亲起得晚，穿衣服叮叮当当的，他为了不影响母亲，总是把衣服都拿出去，到外面的房间里穿。

　　父亲快去世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他给我们交代过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从整个家庭氛围来讲，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父母恩爱的家庭里。我们对父亲感情特别深，父亲不在了，我们把所有的感情给了母亲。母亲现在基本上不能提父亲，一提就要流眼泪。每年过节、父亲的生日，她都要去看看父亲，跟他讲讲现在的生活情况。

　　秦卫江：“我以批评的目光来审视，（父亲）仍然很完美”

　　秦卫江，出生于1955年12月，1982年从解放军南京通信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后，一直在指挥岗位上工作。历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第65集团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第27集团军军长、集团军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2000年晋升少将军衔，2012年晋升中将军衔。

　　这期间，秦卫江于1998年申请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被国防大学授予军事学硕士学位，是中国军队作战部队中第一位被授予军事学硕士学位的军职指挥员。2011年被中国科学院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

　　公开报道中有关秦卫江的信息并不多见，有的只是他每年清明节携家人回乡到父亲坟前祭扫的消息（秦基伟逝世后安葬在家乡湖北红安县）。

　　作为军人的后代，秦卫江从各种渠道追寻着父亲成长的足迹。最让他感动的是，在无比困难的条件下父亲从不动摇革命信念。 2003年，秦卫江接受山东电视台的采访，他毫不避讳地说：“我觉得父亲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以批评的目光来审视，（父亲）仍然很完美。”

　　记者：你们小的时候父亲也讲他的经历、怎么参加战斗吗？ 　　秦卫江：偶尔会讲。他对历史谈得最多的是怎么克服困难，三过雪山、两过草地等，对抗战时的一些辉煌业绩反而谈得很少。他想让生活在舒适环境里的孩子们别忘了老一辈的磨难，鼓起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父亲说过他15岁报名参加红军，当时村子里一起参军的有20多人，革命胜利时只有他还活着。

　　记者：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不轻易动感情的彭德怀总司令发过两封富有感情色彩的电报。一封是在二次战役后发给38军的，最后加上一句：38军万岁！另一封就是发给秦基伟率领的15军的，上面写道：秦基伟，我谢谢你们！15军万岁！这还是在上甘岭战役之前。那封电报是怎么来的？

　　秦天：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打到汉城一线，志愿军司令部出于战略考虑让部队撤退，但是大兵团作战，进攻容易后退难，有的部队因为撤得慢被敌人包围。为防止敌人把我们的退路截断，就让15军在芝圃里一线组织防御，掩护大部队后撤。彭总亲自给父亲打电话，说你无论如何一定坚守7到10天，父亲当时就说：“我们一定坚持10天！”为了大局，他牺牲15军局部利益，对部队下了死命令：不准撤退！这10天打得非常残酷，打出很多英雄，比如柴云振，一个人歼灭十几个人，他和黑人搏斗，把敌人手指咬掉，用石头砸死了敌人，他昏了过去。一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

　　终于等到大部队撤退完毕，15军才撤。为此，彭老总给15军发来了那封电报：秦基伟，我谢谢你们！最后加上一句：15军万岁！

　　记者：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6日，志愿军进行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这次战役中，美国人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战争武器，包括化学武器。战斗发起后，敌人在不超过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第一天共发射了30多万发炮弹，我们的阵地平均每秒钟落弹4发，战斗的激烈与残酷可想而知。当时敌人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封锁住了我军的供应路线，从后方到前线其实只有上千米路，却成了难以穿越的死亡地带。坑道里的部队缺弹药、缺粮，连续十几天断水，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秦卫江：缺水是处于第一位的严峻考验。水送不上去，喝不上水，很多战士就舔岩石上渗出来的一点湿气，都算不上水珠，舔潮湿的石头解渴，最后战士只能喝自己的尿。军、师、团都在想各种办法，送可以替代水的东西。开始父亲送的是萝卜，朝鲜大萝卜，含水量高，但是战士反映萝卜烧心，受不了，还是送苹果吧，父亲马上紧急安排调运了好几卡车苹果。“谁能送进坑道一个苹果，就给谁立二等功！”这是上甘岭战役坚持坑道战阶段的立功标准。

　　不要以为这个功是好立的。 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各个坑道，距五圣山主峰最近的地方500米，最远也不过1000多米，但从五圣山运动到坑道要通过10道封锁线。即使到了坑道口，要进去也很难，每走一步，都可能流血牺牲。派去一个班，活着进坑道的仅有三分之一，为送一壶水，甚至要付出几条生命。

　　由于封锁太严密，不少战士牺牲在路上，最后只有一个苹果送进了135团7连的坑道。这个苹果是一个战士在路上捡的，是牺牲的烈士散落的苹果，当时散落的苹果也很难捡到，因为敌人的炮火不断地打。残酷到什么程度：第一天到处都是尸体，有时候抓起敌人尸体就当掩体，但第二天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炮击，尸体都被气浪冲到下面，被炸碎了，所以能有一个苹果被捡到真是奇迹。当时部队已是7天断粮断水，7连的连长张继发，闻了闻，舍不得吃，给了每天喊话的步机员，步机员给了重伤员，传了一圈，原模原样回到张继发手里，张继发流着泪轻轻咬了一口，又递回去，这么传，传了两圈才吃完。

　　记者：1952年11月26日，上甘岭战役最终以志愿军的胜利结束，历时43天，美军付出了伤亡2.5万人的代价。有人说上甘岭战役打出了三个标点符号：一个是句号，一个是问号，一个是惊叹号，这怎么解释？

　　秦天：“句号"意思是说，这次战役给美军很大的打击，美第7师被打残了，在朝鲜的兵力不够用了，后来再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像样的地面攻势。“问号”是说，美国人至今觉得是个谜，他们西点军校讲述的战例中，与中国有关的战例有两个，上甘岭战役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的代表团到那里去，美国人还不讳言：“我们知道你们山头上只有两个连，可我们不明白用了那么多兵力，为什么突破不了？”长达43天，就是没有突破。刘少奇同志说，它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惊叹号”是说它打出了中国志愿军的威风、人民解放军的威风，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中华民族的威风，美国人认识中国人、认识中国军队是从上甘岭战役开始的。

　　记者：您父亲作为战役的直接指挥者，令人敬佩，他后来给你们讲过这些事情吗？

　　秦卫江：他不大讲，有一些我是看书看到的，也有一些是从他的日记中看到的。他始终保持清醒，他很谦虚。他在日记里说：“作为指挥员，我没有太大的贡献，是45师的功劳，是志愿军司令部指挥的功劳。”

　　秦天：追忆父亲的抗战历程

　　秦天，出生于1957年，毕业于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现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1973年入伍，历任副团长、团长、副师长、总装备部防化研究院副院长等，担任团长期间，秦天参加过中越边境地区反击战。2009年出任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2012年转为正职，曾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军队级重大课题，先后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据内部人士透露，秦天最突出的特征是“学者型领导”，其主攻领域是国家安全。秦天酷爱写文章，他的多篇咨询报告受到中央领导批示或直接进入决策。

　　2015年8月4日，《参考消息》发表了秦天撰写的文章，该文追忆了父亲秦基伟的抗战历程。本文节选如下：

　　我的父亲秦基伟15岁参加红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奔赴华北前线，来到了太行山。在八年抗战中，他跟随刘邓大军策马太行，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父亲从一名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红军干部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他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仍坚持钻研军事理论，并联系战争实际进行运用。 　　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级指挥员不论文化程度高低，大都像我父亲这样孜孜不倦而又自觉地学理论、学文化、学军事，完成了从无知到有知、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回顾父亲的抗战经历，就是追寻一个民族的觉醒记忆、一支军队的成长足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父亲跟随八路军129师奔赴抗日前线。他是当年129师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的司令员，后来又担任过太行一、二分区和太行军区的司令员。

　　父亲在世时曾给我们讲述过他从一封信起家成立“秦赖支队”的传奇经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三个师的大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平定，张浩政委找父亲谈话，给了父亲一张开给太谷县县长的介绍信，让父亲到太谷县去当游击教官，实际上就是去组织队伍。父亲去太谷之前，太谷县已经组织了一支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有200来人，多数是本县铭贤中学（后改名为民先中学）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平津流亡来的学生。太谷县城沦陷后，父亲带着队伍上了太行山，到了太行山的中心榆社县。当时，赖际发同志正在榆次组织工人游击队，父亲派人跟他取得了联系。根据129师命令，父亲所在的这两支游击队再加上阳泉煤矿工人游击队，合编在一起，从此诞生了八路军在太行山区的第一支游击武装――“秦赖支队”，父亲担任支队司令员。

　　从1937年秋到1939年初，不到两年时间，“秦赖支队”就发展到5000多人，人数翻了十几倍。那时候，“秦赖支队”在太行山区声名大振。在129师的统一指挥下，“秦赖支队”先后参加了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九路围攻”等战斗。

　　父亲生前讲到抗战，经常说自己是“咬牙干部”。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季，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大规模“扫荡”。这一时期，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父亲回忆说，那时候，他任一分区司令员，每天也只有半斤小米，要掺上野菜分做两顿吃。冬天，冰雪盖地，战士们挖不到野菜，就把玉米芯碾碎充饥，吃得肚子发胀，大便干燥得都拉不出来，战士们互相帮忙抠。但是抗日军民斗志仍然高涨，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

　　父亲写战争日记，是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他从193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53年，中间没有一天间断。

　　父亲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写日记呢？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父亲在太谷县拉起来的抗日游击队，主要就是大中学生。那时候，连队每月都有固定的菜金，剩下来叫“伙食尾子”。有一次，他利用发给他的“伙食尾子”，跟他的警卫员买了一只鸡俩人一起吃。结果，战士们开他的斗争会，说列宁有一块面包还让给伤员吃，你这个司令却自己买鸡自己吃。他哪儿知道什么列宁、面包啊，再加上有文化的战士经常看报纸，能了解革命形势，父亲识字不多，什么都不知道。作为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当时父亲就意识到，如果不学习，仅凭匹夫之勇，就一定会掉队、一定会落伍，而这种掉队和落伍就意味着你不能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从那时候起，父亲就下决心一定要抓紧时间学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写日记，每天坚持写下去。我们今天看他当年写下的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每天只能记一行两行，到最后每天能写下几千字。当时部队经常转移，每晚睡觉前，父亲就趴在老百姓家里的炕桌上，借着油灯，一条两条，一件事两件事，原封不动地记下来。若当日无暇记，次日必补记之。后来带领部队参加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无论打仗多紧张，战火纷飞的情况下，他也坚持写，一天都没有落下。

　　父亲在生前曾说过：“日记，是我在战场上最亲密的伙伴，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打一仗，进一步”，历来是一支部队发展壮大的经验法宝，也是个人成长进步的秘诀捷径。在“打一仗”和“进一步”之间，是认真的总结和理性的分析。从抗日战争敌后游击战到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父亲每做完一件事情都要通过写日记回顾梳理，总结成败得失，不断汲取经验、查找教训，就这样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总结、反思、提高，最终成为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代将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曾评价父亲“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

　　父亲在晚年深有体会地说：“回忆以往走过的路，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士兵到干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指挥员，每一步转折，无不是在学习中由陌生到熟悉、由幼稚到成熟。是学习，保障了我们在各级岗位均能得心应手地完成好工作任务。只有学习，才能不断拥有新鲜的知识，不断开拓新的意识，不断产生新的思维。学习使人成熟，也能使人年轻。”

　　〔本刊责任编辑 尹 静〕

　　〔原载《今古传奇》2015年第11期〕